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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就是说，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皆源自于水。古希腊人认为，土、气、火、水构成了世界万物。现代人对水的诠释是：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可以说，水，给了我们整个世界。
小小的一瓶水与中国农村教育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能够想到，中国80%以上的儿童在乡村。在没有水的大山里，这样的“花朵”该如何绽放？
在云南，流传着一个关于一瓶水的故事。瓶子，就是酱油瓶那么大的瓶；水，就是酱油瓶里那么多的水。
一瓶水，用城市居民家庭的普通水龙头灌装，大概不到两秒钟，而在大旱之年的云南乡村，得在大山里找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一瓶自来水，在城市居民眼里，大概没人会用价格来衡量，而在水资源匮乏的乡村，最高能卖到两元钱。换个算法，相当于城市居民家庭供水的水费上涨了230多倍。一瓶水，在某些乡村，可以让学校停课，学生失学，家庭崩溃……
“一瓶水，也就300到400毫升，还不如我们到血站一次性卖血的量。我们去卖血，一次至少600毫升呢。”贵州省独山县甲定乡村民吴邦明撸起袖子，展示他当年卖血时扎过的针眼，密密的，有好几个。当年他在外打工，年终拿不到工钱，只好缠着“血头”去卖血。经过层层盘剥，最终落到自己手里的钱，除了购买回老家的火车票，剩下的勉强可以备点儿年货。这就算一个农民工一年一度的“衣锦还乡”了。
在鲜血和水的天平上，哪个轻？哪个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拿自己身体的鲜血与水参照，做过数学意义上的加减乘除。
1992年8月的一个傍晚，五年级小学生吴强国对爷爷吴邦明说：“爷爷，告诉你个事儿。”
当时吴邦明刚刚从七公里外的一个雨水坑里背来了半桶水，正在等待沉淀。62岁的吴邦明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他先是用一根柴火棍儿把泥浆里的小红虫子、草屑一根根挑出来，然后把中午洗完锅的水倒进去。这样，桶里的水量自然增加了不少。自从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后，水，就是他每天一半的“事业”，另一半，是照顾两个孙子。
这里的大部分乡村地处喀斯特地区，岩溶密布，境内地表河流稀缺。多年来，村民的饮水主要是取自山坡上的季节性泉水和村寨附近的水井，独山县甲定乡是全县人畜饮水最困难的村镇之一。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傍晚，吴强国对爷爷说：“爷爷，告诉你个事儿，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人家不干了，要走。”
“走？走了，谁给你们上课？”吴邦明的眼睛瞪得溜圆。
班主任王炳坤要离开学校南下打工的事儿，是下午班会上宣布的。师范毕业的王老师在山村学校已经坚守了11年。学校一到三年级共有六个班，200多学生，大都来自附近的三个自然村。仅有的三名教师都是本地的，还有一名勤杂工老邵。老邵每天的任务就是找水、背水，然后给食堂做饭。那几年干旱，找水日益困难，老邵实在太累，辞去工作进城打工去了。三名老师只好亲自上阵，轮流找水、做饭……每天凌晨五点，总有一位老师把一个塑料桶塞进背篓里，走出校门，走进深山……
下午的班会上，王炳坤哽咽着说：“同学们，对不起，我要离开你们了……”
“老师，您不能走！”
“但是，同学们……我，我已经决定了。深圳那边有一家公司，我的同学已经帮我联系过了。”
王炳坤没有说具体原因，但同学们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水。
当场，许多同学都哭了。
吴邦明老人静静地听完孙子的讲述，沉默许久，终于说话了：“孩子，你想不想上学？”
“想。”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你知道吗？老师要走，就是因为水。为了将来能喝上水，你一定要上学。”
“这个我懂，爷爷，可是……”
“去，把厨房里那个酱油瓶拿来。”
吴强国不知道爷爷要干啥，乖乖地把酱油瓶拿来了。爷爷拧开盖儿，一扬手，“刷”的一声，黑色的酱油洒了一地。
“爷爷，你为啥把酱油倒了？”
“屁话！水都没有，还要酱油干啥？”爷爷把酱油瓶擦洗干净，盛了水，然后叮咛：“赶紧把咱村的孩子们都动员上，每人给王老师一瓶水。”
所谓“每人”，其实也就十几个学生，大多数学生都集中在另外两个自然村里。
“有些人家没水，咋办？”吴强国很担心。
“告诉他们，谁家没水，到我这里来借。你再告诉他们，借我家一瓶水，到时候只还半瓶就可以了。”
……
星期一的早晨，早已整理好行装的王炳坤老师刚刚打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十几个学生在他的宿舍门口站成一排，每个学生的手里都拎着一个小瓶子，有酱油瓶、醋瓶，有玻璃瓶、塑料瓶……
吴强国说：“报告老师，有了这十几瓶水，您就可以不去找水背水了，您就可以蒸一顿米饭了。”
“老师，您别走了。我们每天给您一瓶水。”
“老师，您还走吗？”
面对这十几个“一瓶水”，34岁的教师王炳坤手足无措。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瓶水，而是王炳坤老师面对的一道难题。教数学的王炳坤，该如何解这道难题？
这道题不是来源于教材，王炳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面对这一瓶水，没有人会用职业道德、用良心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位山村教师的抉择。在一个没有水的世界里，王炳坤有一万个理由可以选择自己的世界。但是最终，王炳坤留下了。这是王炳坤的答案。
王炳坤的宿舍里有一个水缸。同学们列队，准备把瓶子里的水倒进去。王炳坤拦住了：“同学们，我一个人不能喝大家的水，你们把水倒进食堂的水缸里吧。”
那天中午，三位老师用学生们送来的水蒸了一锅米饭。
第二天早上，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亘古未有的一幕：在村子里，在山道上，来自三个自然村的学生们，身上除了书包，每人手上都多了一样东西——小瓶子。 上学时，瓶子是满的；放学后，瓶子是空的。
一匹马和一个家庭的消逝
人的命，牲口的命，到底哪个值钱？
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所谓价值，取决于价值主体的有用性。在缺水、驮水的日子里，牲口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用性，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客观存在的、符合现实逻辑却又十分残酷的价值观。
“牲口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劳动力。”38岁的彝族村主任李江对我说，“在我们这里，假如死了牲口，喝水就成了天大的事情，这个家庭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2012年6月22日上午，我来到云南省元谋县江边乡盐水井村的金马村。就地理位置而言，此地比较特殊。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方以金沙江为界，云南在金沙江以南，唯独江边乡、姜驿镇在金沙江以北，嵌进了四川境内，一如杏树枝头嫁接了一根梨树枝条。
金马村之行很不容易。我们的采访车到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畔，只能摆渡过江，到了对岸再乘车，沿着陡峭的土山道盘旋而上。山道像陡立的墙壁上缠绕的蜘蛛网，纤细、脆弱，给人随时会断裂的感觉。山道靠悬崖一边，随处可见坍塌后的大坑和沟壑。这里海拔近千米，距离江边集镇14公里，周边没有水源，要获得人畜饮用水，最远的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取水，有的是肩膀扛，有的是骡子驮，来回在四个小时以上。
多年来，金马村的姑娘一茬茬长大，一茬茬远嫁山外，一个都留不住。全村的光棍一茬茬有增无减，许多男青年不得不离乡背井，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全村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人气没有了，活力没有了，有些人家的院子早就人去院空，破败不堪。
村主任李江告诉我，毗邻的干海子村是金马村的一个自然村，由金马村管辖。干海子村的庹德富一家，已经在这个村消失了。
因为水，马死了。因为马，人死了，家没了。
1998年腊月，当时59岁的庹德富用马驮水泥，想修一个水窖。马一天能驮三趟，一趟驮三袋水泥，每袋水泥50公斤。也就是说，那匹瘦弱的马每天要驮450公斤的重量。庹德富一家五口人，老婆和三个孩子，都被干旱搞怕了。借钱修水窖，那是为了保命。
路实在是太不好走了，那匹马实在是太瘦了，在不知道是驮第几趟的时候，马不走了，气喘吁吁，浑身大汗淋漓，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它先是把四肢稍微外撇，竭力做了一个支撑的动作，然后，身子开始慢慢地下沉，最后肚皮着地，脖子一歪，口吐白沫——马死了。死之前，它用最后的努力没有让背上的水泥袋掉下来。
“从江边镇到干海子，要经过我们金马村。那天，庹德富跌跌撞撞地跑到金马村来找我，还没说话就哭了。”李江说，“我当时一看他那样子就明白了，抄起一把铁锨，拎了绳子，喊了村里的几个人，就马上下山。”
李江他们看到了死去的马。马的眼睛半闭着，沉重的水泥袋压在马背上，像一个坚固的壳。腊月的天气里，马的尸体早已没有温度了。大家看着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选择：就地掩埋，抬到江边镇卖掉，抬进村里剥皮吃掉。
马肉好歹也能卖点儿钱的。有人提议：“老庹，要实际些，我们帮你抬回家吧。”
但是庹德富却说：“马是死在这里的，就埋在这里吧。”
埋了马，庹德富哭了一天。从此他一病不起，驮水的事就落到了50岁的妻子肖红美的肩上。考虑到庹德富家的特殊情况，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动员村民义务提供马匹，帮助庹德富家修建起了水窖。
不久，庹德富死了。李江说：“其实，庹德富是气死的。”如果不是水，他就不用苦思冥想修水窖，如果不是水，他心爱的马就不会死。
李江，这个精瘦干练、说一口夹杂着地方口语普通话的彝族干部，谈到水，谈到马与家庭的关系，谈到水与死亡，语气里充满了忧患。他说，找水是全村人每天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累死的牲口不少。去年，村委会粗粗做过一个统计，全村累死的马有四匹、牛六头，渴死羊八只，光他岳母家就累死了一匹骡子、一头牛。有好几户人家的男主人都像庹德富一样，病倒在了炕上。
庹德富死后不久，背了十年水的肖红美也累倒了。从马倒下，到人倒下，像是连锁反应。最后，家庭的重担又落到了大女儿庹燕如的肩膀上。村里的姑娘大多远走高飞，去了有水的地方，但25岁的庹燕如却不能。当时，前川里、后坝上那些有水的地方，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庹燕如却迟迟不敢答应。严酷的现实早就摆在眼前，她要是离开了干海子，谁给家里背水？母亲由谁来伺候？两个上中学的弟弟，学业咋办？
庹燕如最终横下心：不外嫁了，嫁本村。她给男方提出的条件很简单：一要家里有驮水的牲口，二要对她母亲好。
狼多肉少，光棍儿一大堆呢！庹燕如很快和本村一个小伙子结了婚。婚后的庹燕如，一半时间在小家庭里照顾公公婆婆，一半时间在娘家照顾母亲和两个弟弟。连水都喝不上的日子，怎么上学？大弟弟高中没读完就外出打工去了。
后来母亲去世，两个弟弟更加孤苦伶仃。有一天，19岁的大弟弟提出：“咱家连牲口都没有，每天喝姐夫的牲口驮来的水，天长日久，不是个事儿。我不想在村里呆了，我要去上门。”
庹燕如紧咬着嘴唇：“好吧，对女方家不要太挑剔了，只要人家那地方有水……就行。”
娘家那头就剩下了小弟弟。小弟弟成为庹家唯一留在干海子的一根独苗儿。独苗儿意味着什么，姐姐心里很清楚，弟弟心里也很清楚。说穿了，庹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全在小弟弟身上了。但是两年以后，也到了19岁的小弟弟提出要离开这里。庹燕如坚决不同意：“你哥哥已经走了，你再一走，咱庹家就……”
可小弟弟还是走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小弟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村庄。据说，小弟弟下山的时候，在一个坟堆儿前停留了好久。
那个坟堆儿埋葬了一个家庭的一切。坟堆儿里不是父母，更不是祖先，而是那匹驮水的瘦马。
中国乡村的“怪病”
在中国的许多乡村，饮用质量不达标的水造成的疾病包罗万象：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氟中毒、骨质疏松、大肠杆菌肠胃炎、胆囊炎、伤寒、细菌性痢疾、溶血性黄疸病、麻风病、神经炎、红血球病变、骨骼变形、精神紊乱、痉挛、肾功能紊乱……还有，由于工业污染以及农药、化肥、除草剂、亚硝酸盐等毒素积累，从而引发的中毒性肝炎、肾炎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癌症村”阴霾的背后
位于天津城郊北辰区的西堤头镇，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如今，这里却成为同样“闻名遐迩”的癌症之乡。
2004年3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提供了这样的数据：西堤头、刘快庄两村人口1.3万人，自1999年以来，两村各种癌症患者232人，平均年龄51岁，最小的才7岁，癌症发病率是全国癌症平均发病率的25倍，其中肺癌、肝癌和肠癌的患病比例最高。
2004年3月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地区的水源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挥发酚、氟化物、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四项指标不合格。新华社2004年8月17日播发《化工企业污染触目惊心，环境欠账谁来埋单》一文，文中指出：“自1998年以来，两个村已有二百多人死于癌症，其中绝大部分是肺癌。”2004年9月21日，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再次对照《生活饮用水检验规范》做了检测，结果是水中氟含量和PH值偏高。
是污染改变了百年鱼米之乡的水源，是污染让活人变成一个个无辜的冤魂！
那时候，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周围的化学制剂、染料、油漆涂料、农药兽药、香精香料等各类化工厂超过90家。这些化工厂昼夜生产，制造着黑烟、污水、臭气、噪声，尤其是把有毒有害的化工废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把排污暗管埋到菜地里，河岸土层被染成红色，当地村民戏称其为“红河谷”；菜地两旁原本用于灌溉的蓄水渠也淤塞了大量的化工废渣。
“当年，要从天津市去西堤头，不用看路牌，闻味儿就可以了。”一位司机说。
“我不能正视他们的眼睛，因为其中深藏着死亡、忧患和无奈。”这是当年《华商报》记者采访西堤头村、刘快庄村时发出的感慨。
长期以来，这里的田地寸草不生，空中弥漫着粉尘和恶臭，村民种的蔬菜、水果因为污染没人买。两个村的村民病种主要是肺癌、胃癌等。当时，央视仅仅抽查了190位村民，其中居然有148人常年头疼、恶心，39人患哮喘、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关于饮用水被污染的过程，北辰区人说了一个段子，颇为形象：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拉稀生癌。
有意思的是，这个段子在乌江流域、淮河流域照样流行。
死亡名单的“诞生”
沙颍河，中原大地一条风景如画的河流。黄孟营村，沙颍河之畔一个秀美、宁静的村庄。这里曾经遍布水塘，三百多亩水域碧波荡漾。
2004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走近了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的黄孟营村。当年的影像资料显示，记者刚一进村就赶上了一场葬礼。死者66岁，生前患有偏瘫和脑血管疾病，7月6日猝死在家中。据村里人说，十几年来黄孟营村癌症多已经在当地出名了，2004年当年就新增了17个癌症病人，其中8人已经死亡。在黄孟营村，有两个以上癌症患者的家庭有20多个，其中有两家已经绝户。
黄孟营是一个大行政村，包括黄孟营、苏楼、李寨三个自然村，有726户、2471人。据这个村的乡村医生讲，1990年之前，这个村一年也就是正常死亡十来个人。但是，这些年一个自然村最多一年死了22个，整个行政村最多一年死了30多，谁要一有病一检查准是癌症，不是肝癌就是肺癌、直肠癌……
根据该村村委会对1990年到2004年全村死亡情况的统计，14年中共死亡204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8.2%，明显偏高。其中，癌症死亡105人，不明死因的22人，年龄最小的癌症患者只有150天，可怜的小生命在娘胎里就已经被感染了。此外，患病的村民中还有不孕症、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及失明、耳聋、四肢残疾者41人。
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水质评价报告表明，黄孟营村八米、十米、三十米三种压水井的水质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的标准，其中八米井的硝酸盐氮超标近三倍，锰超标近六倍，总硬度超标近三倍。水井越浅，超标的项目越多，污染物的含量也越高，而村里的压水井大多在八米左右。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或者食物会诱发消化系统癌症，如食道癌、胃癌，甚至肝癌。
谁能想到，是美丽的沙颍河给村民迎来了死神。自从沙颖河的污水流入了黄孟营，干渠和坑塘里的水越来越黑，水里的鱼虾逐渐绝迹，而村里的癌症病人和死亡人数却一年比一年多。
其实，沙颍河早就奄奄一息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上游的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排放到沙颍河支流，在周口汇入沙颖河的肌体，侵入沙颖河的骨髓和血管。全长六百余公里的沙颖河，占淮河来水量的60%以上，而“重病裹身”的沙颖河，又把变异的癌症基因带给了淮河……
在一份黄孟营村的死亡名单上，死者清一色都是死于肿瘤。名单很长，上面的一百多个姓名，已经变成了僵硬的符号。
这是一串被污水浸染过的死亡名字。
这是一群被污水剥夺了生命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在活人与死人之间
肖家店村，齐鲁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位于美丽的大汶河下游，距离大汶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不远。因为癌症蔓延，这里居然成为一张名声大噪的灰色“名片”。
2005年6月2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的《揭秘“死亡名单”》的素材，就是这里“提供”的。当年，村支书给了央视记者一份死亡名单。名单显示，2000年，该村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死亡人数16人，其中9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2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0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3年，死亡人数19人，其中12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4年，死亡人数21人，其中14人是因为癌症死亡。
1995年，肖家店村有常住人口2100人，到了2005年，只剩下1350人。据专家介绍，癌症患病率正常值应该为0.2%，而肖家店村癌症患病率高达12.5%，相当于正常值的60多倍。
罪魁祸首，是水，是污染过的水。是那些流淌在大汶河里的污水，把癌症的阴影带到了这个小村庄。位于大汶河南支流柴汶河畔的新泰市，集中了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等企业；位于大汶河北支流牟汶河上游的莱芜市，以钢铁、采矿、电力、机械、造纸等工矿企业为主；另外，大汶河这边的泰安市，造纸、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印染、机械、化工等行业也比较发达；大汶河流经的宁阳县，有一批化工、造纸、农药及煤炭企业；肖家店村所在的肥城市本身也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重点发展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业。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游莱芜、泰安、宁阳等城市排放的污水不断增加，导致村边的大汶河严重污染。从此不仅肖家店村，附近马家洼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也越来越多。
水和死亡的关系，像利剑一样深深刺痛了肖家店村所有的人。守着祖坟和庄稼地的活人们，喝每一口水，都如鲠在喉。
小小的一瓶水与中国农村教育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能够想到，中国80%以上的儿童在乡村。在没有水的大山里，这样的“花朵”该如何绽放？
在云南，流传着一个关于一瓶水的故事。瓶子，就是酱油瓶那么大的瓶；水，就是酱油瓶里那么多的水。
一瓶水，用城市居民家庭的普通水龙头灌装，大概不到两秒钟，而在大旱之年的云南乡村，得在大山里找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一瓶自来水，在城市居民眼里，大概没人会用价格来衡量，而在水资源匮乏的乡村，最高能卖到两元钱。换个算法，相当于城市居民家庭供水的水费上涨了230多倍。一瓶水，在某些乡村，可以让学校停课，学生失学，家庭崩溃……
“一瓶水，也就300到400毫升，还不如我们到血站一次性卖血的量。我们去卖血，一次至少600毫升呢。”贵州省独山县甲定乡村民吴邦明撸起袖子，展示他当年卖血时扎过的针眼，密密的，有好几个。当年他在外打工，年终拿不到工钱，只好缠着“血头”去卖血。经过层层盘剥，最终落到自己手里的钱，除了购买回老家的火车票，剩下的勉强可以备点儿年货。这就算一个农民工一年一度的“衣锦还乡”了。
在鲜血和水的天平上，哪个轻？哪个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拿自己身体的鲜血与水参照，做过数学意义上的加减乘除。
1992年8月的一个傍晚，五年级小学生吴强国对爷爷吴邦明说：“爷爷，告诉你个事儿。”
当时吴邦明刚刚从七公里外的一个雨水坑里背来了半桶水，正在等待沉淀。62岁的吴邦明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他先是用一根柴火棍儿把泥浆里的小红虫子、草屑一根根挑出来，然后把中午洗完锅的水倒进去。这样，桶里的水量自然增加了不少。自从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后，水，就是他每天一半的“事业”，另一半，是照顾两个孙子。
这里的大部分乡村地处喀斯特地区，岩溶密布，境内地表河流稀缺。多年来，村民的饮水主要是取自山坡上的季节性泉水和村寨附近的水井，独山县甲定乡是全县人畜饮水最困难的村镇之一。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傍晚，吴强国对爷爷说：“爷爷，告诉你个事儿，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人家不干了，要走。”
“走？走了，谁给你们上课？”吴邦明的眼睛瞪得溜圆。
班主任王炳坤要离开学校南下打工的事儿，是下午班会上宣布的。师范毕业的王老师在山村学校已经坚守了11年。学校一到三年级共有六个班，200多学生，大都来自附近的三个自然村。仅有的三名教师都是本地的，还有一名勤杂工老邵。老邵每天的任务就是找水、背水，然后给食堂做饭。那几年干旱，找水日益困难，老邵实在太累，辞去工作进城打工去了。三名老师只好亲自上阵，轮流找水、做饭……每天凌晨五点，总有一位老师把一个塑料桶塞进背篓里，走出校门，走进深山……
下午的班会上，王炳坤哽咽着说：“同学们，对不起，我要离开你们了……”
“老师，您不能走！”
“但是，同学们……我，我已经决定了。深圳那边有一家公司，我的同学已经帮我联系过了。”
王炳坤没有说具体原因，但同学们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水。
当场，许多同学都哭了。
吴邦明老人静静地听完孙子的讲述，沉默许久，终于说话了：“孩子，你想不想上学？”
“想。”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你知道吗？老师要走，就是因为水。为了将来能喝上水，你一定要上学。”
“这个我懂，爷爷，可是……”
“去，把厨房里那个酱油瓶拿来。”
吴强国不知道爷爷要干啥，乖乖地把酱油瓶拿来了。爷爷拧开盖儿，一扬手，“刷”的一声，黑色的酱油洒了一地。
“爷爷，你为啥把酱油倒了？”
“屁话！水都没有，还要酱油干啥？”爷爷把酱油瓶擦洗干净，盛了水，然后叮咛：“赶紧把咱村的孩子们都动员上，每人给王老师一瓶水。”
所谓“每人”，其实也就十几个学生，大多数学生都集中在另外两个自然村里。
“有些人家没水，咋办？”吴强国很担心。
“告诉他们，谁家没水，到我这里来借。你再告诉他们，借我家一瓶水，到时候只还半瓶就可以了。”
……
星期一的早晨，早已整理好行装的王炳坤老师刚刚打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十几个学生在他的宿舍门口站成一排，每个学生的手里都拎着一个小瓶子，有酱油瓶、醋瓶，有玻璃瓶、塑料瓶……
吴强国说：“报告老师，有了这十几瓶水，您就可以不去找水背水了，您就可以蒸一顿米饭了。”
“老师，您别走了。我们每天给您一瓶水。”
“老师，您还走吗？”
面对这十几个“一瓶水”，34岁的教师王炳坤手足无措。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瓶水，而是王炳坤老师面对的一道难题。教数学的王炳坤，该如何解这道难题？
这道题不是来源于教材，王炳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面对这一瓶水，没有人会用职业道德、用良心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位山村教师的抉择。在一个没有水的世界里，王炳坤有一万个理由可以选择自己的世界。但是最终，王炳坤留下了。这是王炳坤的答案。
王炳坤的宿舍里有一个水缸。同学们列队，准备把瓶子里的水倒进去。王炳坤拦住了：“同学们，我一个人不能喝大家的水，你们把水倒进食堂的水缸里吧。”
那天中午，三位老师用学生们送来的水蒸了一锅米饭。
第二天早上，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亘古未有的一幕：在村子里，在山道上，来自三个自然村的学生们，身上除了书包，每人手上都多了一样东西——小瓶子。 上学时，瓶子是满的；放学后，瓶子是空的。
一匹马和一个家庭的消逝
人的命，牲口的命，到底哪个值钱？
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所谓价值，取决于价值主体的有用性。在缺水、驮水的日子里，牲口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用性，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客观存在的、符合现实逻辑却又十分残酷的价值观。
“牲口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劳动力。”38岁的彝族村主任李江对我说，“在我们这里，假如死了牲口，喝水就成了天大的事情，这个家庭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2012年6月22日上午，我来到云南省元谋县江边乡盐水井村的金马村。就地理位置而言，此地比较特殊。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方以金沙江为界，云南在金沙江以南，唯独江边乡、姜驿镇在金沙江以北，嵌进了四川境内，一如杏树枝头嫁接了一根梨树枝条。
金马村之行很不容易。我们的采访车到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畔，只能摆渡过江，到了对岸再乘车，沿着陡峭的土山道盘旋而上。山道像陡立的墙壁上缠绕的蜘蛛网，纤细、脆弱，给人随时会断裂的感觉。山道靠悬崖一边，随处可见坍塌后的大坑和沟壑。这里海拔近千米，距离江边集镇14公里，周边没有水源，要获得人畜饮用水，最远的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取水，有的是肩膀扛，有的是骡子驮，来回在四个小时以上。
多年来，金马村的姑娘一茬茬长大，一茬茬远嫁山外，一个都留不住。全村的光棍一茬茬有增无减，许多男青年不得不离乡背井，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全村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人气没有了，活力没有了，有些人家的院子早就人去院空，破败不堪。
村主任李江告诉我，毗邻的干海子村是金马村的一个自然村，由金马村管辖。干海子村的庹德富一家，已经在这个村消失了。
因为水，马死了。因为马，人死了，家没了。
1998年腊月，当时59岁的庹德富用马驮水泥，想修一个水窖。马一天能驮三趟，一趟驮三袋水泥，每袋水泥50公斤。也就是说，那匹瘦弱的马每天要驮450公斤的重量。庹德富一家五口人，老婆和三个孩子，都被干旱搞怕了。借钱修水窖，那是为了保命。
路实在是太不好走了，那匹马实在是太瘦了，在不知道是驮第几趟的时候，马不走了，气喘吁吁，浑身大汗淋漓，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它先是把四肢稍微外撇，竭力做了一个支撑的动作，然后，身子开始慢慢地下沉，最后肚皮着地，脖子一歪，口吐白沫——马死了。死之前，它用最后的努力没有让背上的水泥袋掉下来。
“从江边镇到干海子，要经过我们金马村。那天，庹德富跌跌撞撞地跑到金马村来找我，还没说话就哭了。”李江说，“我当时一看他那样子就明白了，抄起一把铁锨，拎了绳子，喊了村里的几个人，就马上下山。”
李江他们看到了死去的马。马的眼睛半闭着，沉重的水泥袋压在马背上，像一个坚固的壳。腊月的天气里，马的尸体早已没有温度了。大家看着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选择：就地掩埋，抬到江边镇卖掉，抬进村里剥皮吃掉。
马肉好歹也能卖点儿钱的。有人提议：“老庹，要实际些，我们帮你抬回家吧。”
但是庹德富却说：“马是死在这里的，就埋在这里吧。”
埋了马，庹德富哭了一天。从此他一病不起，驮水的事就落到了50岁的妻子肖红美的肩上。考虑到庹德富家的特殊情况，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动员村民义务提供马匹，帮助庹德富家修建起了水窖。
不久，庹德富死了。李江说：“其实，庹德富是气死的。”如果不是水，他就不用苦思冥想修水窖，如果不是水，他心爱的马就不会死。
李江，这个精瘦干练、说一口夹杂着地方口语普通话的彝族干部，谈到水，谈到马与家庭的关系，谈到水与死亡，语气里充满了忧患。他说，找水是全村人每天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累死的牲口不少。去年，村委会粗粗做过一个统计，全村累死的马有四匹、牛六头，渴死羊八只，光他岳母家就累死了一匹骡子、一头牛。有好几户人家的男主人都像庹德富一样，病倒在了炕上。
庹德富死后不久，背了十年水的肖红美也累倒了。从马倒下，到人倒下，像是连锁反应。最后，家庭的重担又落到了大女儿庹燕如的肩膀上。村里的姑娘大多远走高飞，去了有水的地方，但25岁的庹燕如却不能。当时，前川里、后坝上那些有水的地方，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庹燕如却迟迟不敢答应。严酷的现实早就摆在眼前，她要是离开了干海子，谁给家里背水？母亲由谁来伺候？两个上中学的弟弟，学业咋办？
庹燕如最终横下心：不外嫁了，嫁本村。她给男方提出的条件很简单：一要家里有驮水的牲口，二要对她母亲好。
狼多肉少，光棍儿一大堆呢！庹燕如很快和本村一个小伙子结了婚。婚后的庹燕如，一半时间在小家庭里照顾公公婆婆，一半时间在娘家照顾母亲和两个弟弟。连水都喝不上的日子，怎么上学？大弟弟高中没读完就外出打工去了。
后来母亲去世，两个弟弟更加孤苦伶仃。有一天，19岁的大弟弟提出：“咱家连牲口都没有，每天喝姐夫的牲口驮来的水，天长日久，不是个事儿。我不想在村里呆了，我要去上门。”
庹燕如紧咬着嘴唇：“好吧，对女方家不要太挑剔了，只要人家那地方有水……就行。”
娘家那头就剩下了小弟弟。小弟弟成为庹家唯一留在干海子的一根独苗儿。独苗儿意味着什么，姐姐心里很清楚，弟弟心里也很清楚。说穿了，庹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全在小弟弟身上了。但是两年以后，也到了19岁的小弟弟提出要离开这里。庹燕如坚决不同意：“你哥哥已经走了，你再一走，咱庹家就……”
可小弟弟还是走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小弟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村庄。据说，小弟弟下山的时候，在一个坟堆儿前停留了好久。
那个坟堆儿埋葬了一个家庭的一切。坟堆儿里不是父母，更不是祖先，而是那匹驮水的瘦马。
中国乡村的“怪病”
在中国的许多乡村，饮用质量不达标的水造成的疾病包罗万象：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氟中毒、骨质疏松、大肠杆菌肠胃炎、胆囊炎、伤寒、细菌性痢疾、溶血性黄疸病、麻风病、神经炎、红血球病变、骨骼变形、精神紊乱、痉挛、肾功能紊乱……还有，由于工业污染以及农药、化肥、除草剂、亚硝酸盐等毒素积累，从而引发的中毒性肝炎、肾炎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癌症村”阴霾的背后
位于天津城郊北辰区的西堤头镇，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如今，这里却成为同样“闻名遐迩”的癌症之乡。
2004年3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提供了这样的数据：西堤头、刘快庄两村人口1.3万人，自1999年以来，两村各种癌症患者232人，平均年龄51岁，最小的才7岁，癌症发病率是全国癌症平均发病率的25倍，其中肺癌、肝癌和肠癌的患病比例最高。
2004年3月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地区的水源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挥发酚、氟化物、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四项指标不合格。新华社2004年8月17日播发《化工企业污染触目惊心，环境欠账谁来埋单》一文，文中指出：“自1998年以来，两个村已有二百多人死于癌症，其中绝大部分是肺癌。”2004年9月21日，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再次对照《生活饮用水检验规范》做了检测，结果是水中氟含量和PH值偏高。
是污染改变了百年鱼米之乡的水源，是污染让活人变成一个个无辜的冤魂！
那时候，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周围的化学制剂、染料、油漆涂料、农药兽药、香精香料等各类化工厂超过90家。这些化工厂昼夜生产，制造着黑烟、污水、臭气、噪声，尤其是把有毒有害的化工废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把排污暗管埋到菜地里，河岸土层被染成红色，当地村民戏称其为“红河谷”；菜地两旁原本用于灌溉的蓄水渠也淤塞了大量的化工废渣。
“当年，要从天津市去西堤头，不用看路牌，闻味儿就可以了。”一位司机说。
“我不能正视他们的眼睛，因为其中深藏着死亡、忧患和无奈。”这是当年《华商报》记者采访西堤头村、刘快庄村时发出的感慨。
长期以来，这里的田地寸草不生，空中弥漫着粉尘和恶臭，村民种的蔬菜、水果因为污染没人买。两个村的村民病种主要是肺癌、胃癌等。当时，央视仅仅抽查了190位村民，其中居然有148人常年头疼、恶心，39人患哮喘、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关于饮用水被污染的过程，北辰区人说了一个段子，颇为形象：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拉稀生癌。
有意思的是，这个段子在乌江流域、淮河流域照样流行。
死亡名单的“诞生”
沙颍河，中原大地一条风景如画的河流。黄孟营村，沙颍河之畔一个秀美、宁静的村庄。这里曾经遍布水塘，三百多亩水域碧波荡漾。
2004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走近了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的黄孟营村。当年的影像资料显示，记者刚一进村就赶上了一场葬礼。死者66岁，生前患有偏瘫和脑血管疾病，7月6日猝死在家中。据村里人说，十几年来黄孟营村癌症多已经在当地出名了，2004年当年就新增了17个癌症病人，其中8人已经死亡。在黄孟营村，有两个以上癌症患者的家庭有20多个，其中有两家已经绝户。
黄孟营是一个大行政村，包括黄孟营、苏楼、李寨三个自然村，有726户、2471人。据这个村的乡村医生讲，1990年之前，这个村一年也就是正常死亡十来个人。但是，这些年一个自然村最多一年死了22个，整个行政村最多一年死了30多，谁要一有病一检查准是癌症，不是肝癌就是肺癌、直肠癌……
根据该村村委会对1990年到2004年全村死亡情况的统计，14年中共死亡204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8.2%，明显偏高。其中，癌症死亡105人，不明死因的22人，年龄最小的癌症患者只有150天，可怜的小生命在娘胎里就已经被感染了。此外，患病的村民中还有不孕症、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及失明、耳聋、四肢残疾者41人。
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水质评价报告表明，黄孟营村八米、十米、三十米三种压水井的水质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的标准，其中八米井的硝酸盐氮超标近三倍，锰超标近六倍，总硬度超标近三倍。水井越浅，超标的项目越多，污染物的含量也越高，而村里的压水井大多在八米左右。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或者食物会诱发消化系统癌症，如食道癌、胃癌，甚至肝癌。
谁能想到，是美丽的沙颍河给村民迎来了死神。自从沙颖河的污水流入了黄孟营，干渠和坑塘里的水越来越黑，水里的鱼虾逐渐绝迹，而村里的癌症病人和死亡人数却一年比一年多。
其实，沙颍河早就奄奄一息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上游的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排放到沙颍河支流，在周口汇入沙颖河的肌体，侵入沙颖河的骨髓和血管。全长六百余公里的沙颖河，占淮河来水量的60%以上，而“重病裹身”的沙颖河，又把变异的癌症基因带给了淮河……
在一份黄孟营村的死亡名单上，死者清一色都是死于肿瘤。名单很长，上面的一百多个姓名，已经变成了僵硬的符号。
这是一串被污水浸染过的死亡名字。
这是一群被污水剥夺了生命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在活人与死人之间
肖家店村，齐鲁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位于美丽的大汶河下游，距离大汶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不远。因为癌症蔓延，这里居然成为一张名声大噪的灰色“名片”。
2005年6月2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的《揭秘“死亡名单”》的素材，就是这里“提供”的。当年，村支书给了央视记者一份死亡名单。名单显示，2000年，该村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死亡人数16人，其中9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2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0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3年，死亡人数19人，其中12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4年，死亡人数21人，其中14人是因为癌症死亡。
1995年，肖家店村有常住人口2100人，到了2005年，只剩下1350人。据专家介绍，癌症患病率正常值应该为0.2%，而肖家店村癌症患病率高达12.5%，相当于正常值的60多倍。
罪魁祸首，是水，是污染过的水。是那些流淌在大汶河里的污水，把癌症的阴影带到了这个小村庄。位于大汶河南支流柴汶河畔的新泰市，集中了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等企业；位于大汶河北支流牟汶河上游的莱芜市，以钢铁、采矿、电力、机械、造纸等工矿企业为主；另外，大汶河这边的泰安市，造纸、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印染、机械、化工等行业也比较发达；大汶河流经的宁阳县，有一批化工、造纸、农药及煤炭企业；肖家店村所在的肥城市本身也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重点发展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业。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游莱芜、泰安、宁阳等城市排放的污水不断增加，导致村边的大汶河严重污染。从此不仅肖家店村，附近马家洼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也越来越多。
水和死亡的关系，像利剑一样深深刺痛了肖家店村所有的人。守着祖坟和庄稼地的活人们，喝每一口水，都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