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东晋后，当地的青瓷生产为何突然衰落
　　曹娥江上游，发源于浙中的山区，中游流经嵊州、上虞的低山丘陵，进入下游的水网平原，最终归于大海。
　　曹娥江中游地区，即自今上虞县南部上浦镇至嵊州北部一线，山水清嘉，沃野千里。在嵊州境内，曹娥江有个诗意的名字——剡溪，古典文学爱好者，也许不陌生。东汉永建四年（129），在上虞县南乡、剡县（今嵊州）北部，置有始宁县。
　　汉六朝时期，上虞、始宁两县乃人文荟萃之地。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今日尊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王充，都是上虞人；谢安隐居的东山，谢灵运的庄园“始宁墅”。均在始宁县。
　　上溯至剡溪，故事就更多了。“雪夜访戴”——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忽然想起远在剡县的友人戴逵，连夜乘舟前往，好不容易到了戴家门口，却又转身返回。人问其故，王子猷说：“我本乘兴而来，而今兴致巳尽，又何必见他呢？”
　　“旧时王谢”的故事，当然有说头，可惜缺乏考古实物证据。在考古学家看来，曹娥江中游两岸称为“六朝胜地”，只因为此地有密集的汉六朝墓地，更有当时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青瓷窑址群。
　　这里是汉六朝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上浦镇石浦村四峰山的小仙坛窑址，所出青瓷，釉色莹润、胎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低，被学术界公认为“成熟青瓷诞生地”而载入史册。如今的小仙坛，地表已经捡不到瓷片了，只有一旁矗立的文物保护碑，说明这是中国最早烧造成熟瓷器的地方。
　　四峰山的青瓷确实好，2004年我在小仙坛附近的大圆坪发掘窑址，出土的东汉瓷器，论胎釉，论造型，比我儿时乡下老家使用的粗瓷大碗强多了。
　　三国西晋时期，青瓷生产又有长足进步，臻于鼎盛阶段。窑址数量多，生产规模大，瓷器品质高，工艺复杂。2006年，我在上浦发掘的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代表了当时曹娥江流域与中国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准，前来现场考察的古陶瓷专家无不赞叹。
　　窑场通常分布在依山傍水的低山缓坡。烧窑需要燃料，制瓷需要瓷土，生产与运输需要水源，龙窑建造需要利用低山的自然坡度。这些条件，曹娥江下游平原、上游山区并不具备，唯有中游两岸的低山丘陵，天造地设，适宜建窑制瓷。自东汉至西晋，青瓷作为本土的传统产业，独步海内。
　　然而，当历史进入东晋后，当地的青瓷生产突然衰落，规模萎缩，窑址数量锐减；质量滑坡，复杂的器物，精美的装饰，消失不见。
　　很多越窑研究者为此伤神。我在尼姑婆山窑址工作时，白天发掘，晚上躺在床头想，到底什么原因？莫非东晋时候，松木砍光了，瓷土耗尽了，曹娥江水干了？
　　后来我终于“推测”出一个原因，兴奋得几天没睡着。
　　东汉、三国、西晋时期，陶瓷本是曹娥江流域的传统产业。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大乱，北方世族、“旧时王谢”南迁，引发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巨变。
　　东晋时期，曹娥江流域逐渐为北方世族占据，传说谢安隐居东山，王羲之寓居剡县，谢玄、谢灵运祖孙占籍始宁，均为其例。他们凭借政治特权，每至一地，“封山占水”，开辟庄园。谢灵运《山居赋》描述的“始宁墅”，偌大的庄园，沿着曹娥江，南北绵延四十里，山峰河川、田园阡陌、茂林修竹、飞禽走兽、园林别业，应有尽有——新辟的庄园，多在依山傍水之处，正是此前本地人烧窑的地方。
　　北人占领山泽，禁止他人砍柴捕鱼，遑论取土烧窑。正如《宋书》所言，“晋自中兴以来，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业”，北人的到来，造成无数土著百姓的破产。瓷器是土著的传统产业，而殖民者來自毫无制瓷传统的北方，其“封山占水”造成陶瓷业的凋敝。
　　以上看法，未敢自是，勉强可以自圆其说。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猜错了，古人也不会跳出来还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