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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西科夫以提出问题作为开始,这些问题在每个人看来都颇有切肤之痛般的感受:“这是一个并不符合人本能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不更注重生活的质量而选择速度?为什么我们不用面对面的交流代替电脑屏幕上冷冰冰的文字代码?”按照这种逻辑,问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安静下来去读一本经典小说,如福楼拜或托尔斯泰的作品,而宁愿去一遍一遍看140字的微博?为什么我们不愿去耐心聆听讲台上缓缓道来的洞见,而宁愿去看一行耸人听闻的对这个演讲的高度概括……
道格拉斯·洛西克夫倒是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我们正处在“当下的冲击”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回到过去那个看似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或者提供一种可行的应对之法。正如作者在一开始就阐明的那样,“当下的冲击”这个词组来自于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40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未来的冲击》。阿尔文·托夫勒在1970年时写道:“我们能预见到,火山爆发式的错位、扭曲和逆转不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还会发生在价值体系中以及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和构想方式中。这种大规模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提升,这会让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溃……”
造成“迷失、困惑甚至崩溃”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叙事结构的崩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我们不再熟悉的世界。
“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但现在)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洛西科夫感叹道。
人们坐在沙发上不耐烦地用电视遥控器不断调换频道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逃离能力增强,你的容忍度也下降了,”“经由这种解构方式,电视节目失去了按照时间线索讲故事的能力。线性结构似乎被那些太不称职或控制欲太强的故事讲述者过度滥用,结果难以再奏效。”既然人们已经难以再忍受传统叙事中漫长的铺垫,那么故事结构也要被重构。缺乏耐心让编剧们必须每隔几分钟就要制造出一个高潮。否则,观众就会换台,或者,按下快进键,寻找自己的感兴趣的片段,直至放弃。
当然不仅仅是电视和视频在变化,“几乎流行文化的每个部分都在努力从传统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承受着在没有叙事的情况下仍要制造出类似轰动效应的压力。”
互动媒体或者社交媒体发明了让人们可以停留的方法:制造参与感,让受众本身也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当然,它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按照洛西科夫的话说,它“让人们置身于对相对论的迷茫之中,一切都只关乎个人观点。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也可以有我的观点……人们会误以为自己某些无知的观点与特定领域的专家观点同样权威”,但“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在评论其他博客写手所写的专栏而已,而他们也只是再评论其他人而已。”这种参与所能产生的创造性内容极少。这种传播,“更像是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其成功取决于吸引到更多玩家,使游戏继续下去”,这也是为何我们喜欢用多少人参与了微博的话题讨论,多少人评论、转发来衡量一个内容是成功。至于转发和评论的质量如何,倒不在考量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原因在于,“尽管数字领域无限,人的注意力却十分有限”。数字技术的进步要求人们永远生活在即时的当下中,所有的反馈必须迅速完成,不断更新的信息也要求人们迅速做出判断。“恋人们希望对方立即回复短信,不管对方累了、在加班还是喝醉了。编程员则希望在凌晨2点也能有下午2点的工作效率,甚至不惜靠吃药来达到目的”。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称之为过度反应,还讥讽说新闻看多了让人智商降低。《认知盈余》和《未来是湿的》的作者克莱·舍基则称其为“过滤失败”:“既然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已基本免费,过滤什么样的信息或拒绝接受信息的责任都由信息接收方来承担。尽管每条信息似乎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却也要求我们给出回应,最终其实是减少了我们的自主权。”
其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真正的新闻周期和事件的起伏发展。他们的工作由于混淆了自然的高产时间和最佳的休息时间而变得相对低效。设计师们专注于满足失眠的电视观众的购物需求,而错过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潮流和周期。他们的文章、程序和产品设计也都因此存在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案倒也简单,只是很难做到:“我们必须重新训练自己,把时间花在个人沉思冥想或与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上。”可是我们已经很难摆脱对手机铃声做出条件反射般的反应了。我们就像巴甫洛夫试验中的狗一样,已经被数字时代被训练成如此模样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过去和未来都压缩到当下”。以艺术为例,以往每一个流派的形成都要经过不止一位伟大艺术家前赴后继的努力。但是现在,“时间不容许一位艺术家或一部作品慢慢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就像是百科全书和24小时新闻。百科全书是“静止和存储的数据”,24小时新闻频道则是“数据流”。我们活在数据流中。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两者都要兼顾。既要活在当下,又要占有历史积累的数据存储。更加可怕的是我们试图将未来也压缩到现在。或者说将未来消灭在现在。一个例子是我们对待音乐作品的态度。没人为音乐付费,因为我们可以轻松从网络上下载。在洛西科夫看来,这种做法也是压缩,“相当于掠夺未来的资源享受现在,而且不肯付出任何代价”。但代价需要由未来的人付出。代价就是:我们的后代可能再也享受不到新的好听的音乐。因为我们消灭了未来产生悦耳音乐的大部分可能性。
让我们在当下的冲击中感到“迷失”的第四个原因是,当下所有事情之间都开始发生联系。“混沌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过。“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就像是一张布满了捕鼠夹的桌子。如果一个捕鼠夹合上了,其他的捕鼠夹也会迅速跟进,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我们习惯将危险的事情消灭在萌芽之中,无论是一场公关危机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但是在当下的冲击之下,“没有所谓的萌芽了,只有花粉,而且到处都是……事情的复杂程度和混乱程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一个陷入风暴的政治家或首席执行官而言,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敌人。一切就是一切。”
当下世界的特质是:整个世界相互连接,其产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反馈和迭代”。由于数字技术,“反馈回路缩得非常紧”,其速度非常快;由于相互连接,其影响的范围又非常广。结果就是,“反馈发生得太快以至于很难测量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互连接又使得“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变为致命一击,任何一个互相关联的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凶手。”“这其实是一个在网络化效应面前异常脆弱的世界。”洛西科夫说。对于那些身受其害的公司和组织而言,要想生活在这样的当下中会感到异常艰难,尽管“很多公司都想努力参与到这种对话中”,但是,在这个相互连接的反馈和迭代的当下中,“消费者并不希望在社交网络上与他们对话。
公司和组织在这个当下世界中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会延续传统的对待公关和市场的做法,但它们将在这个崩塌的当下无所适从,另一种则努力学习直面当下的冲击,“一直处于开机状态,随时准备即时回复批评”。
道格拉斯·洛西克夫倒是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我们正处在“当下的冲击”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回到过去那个看似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或者提供一种可行的应对之法。正如作者在一开始就阐明的那样,“当下的冲击”这个词组来自于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40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未来的冲击》。阿尔文·托夫勒在1970年时写道:“我们能预见到,火山爆发式的错位、扭曲和逆转不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还会发生在价值体系中以及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和构想方式中。这种大规模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提升,这会让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溃……”
造成“迷失、困惑甚至崩溃”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叙事结构的崩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我们不再熟悉的世界。
“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但现在)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洛西科夫感叹道。
人们坐在沙发上不耐烦地用电视遥控器不断调换频道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逃离能力增强,你的容忍度也下降了,”“经由这种解构方式,电视节目失去了按照时间线索讲故事的能力。线性结构似乎被那些太不称职或控制欲太强的故事讲述者过度滥用,结果难以再奏效。”既然人们已经难以再忍受传统叙事中漫长的铺垫,那么故事结构也要被重构。缺乏耐心让编剧们必须每隔几分钟就要制造出一个高潮。否则,观众就会换台,或者,按下快进键,寻找自己的感兴趣的片段,直至放弃。
当然不仅仅是电视和视频在变化,“几乎流行文化的每个部分都在努力从传统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承受着在没有叙事的情况下仍要制造出类似轰动效应的压力。”
互动媒体或者社交媒体发明了让人们可以停留的方法:制造参与感,让受众本身也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当然,它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按照洛西科夫的话说,它“让人们置身于对相对论的迷茫之中,一切都只关乎个人观点。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也可以有我的观点……人们会误以为自己某些无知的观点与特定领域的专家观点同样权威”,但“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在评论其他博客写手所写的专栏而已,而他们也只是再评论其他人而已。”这种参与所能产生的创造性内容极少。这种传播,“更像是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其成功取决于吸引到更多玩家,使游戏继续下去”,这也是为何我们喜欢用多少人参与了微博的话题讨论,多少人评论、转发来衡量一个内容是成功。至于转发和评论的质量如何,倒不在考量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原因在于,“尽管数字领域无限,人的注意力却十分有限”。数字技术的进步要求人们永远生活在即时的当下中,所有的反馈必须迅速完成,不断更新的信息也要求人们迅速做出判断。“恋人们希望对方立即回复短信,不管对方累了、在加班还是喝醉了。编程员则希望在凌晨2点也能有下午2点的工作效率,甚至不惜靠吃药来达到目的”。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称之为过度反应,还讥讽说新闻看多了让人智商降低。《认知盈余》和《未来是湿的》的作者克莱·舍基则称其为“过滤失败”:“既然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已基本免费,过滤什么样的信息或拒绝接受信息的责任都由信息接收方来承担。尽管每条信息似乎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却也要求我们给出回应,最终其实是减少了我们的自主权。”
其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真正的新闻周期和事件的起伏发展。他们的工作由于混淆了自然的高产时间和最佳的休息时间而变得相对低效。设计师们专注于满足失眠的电视观众的购物需求,而错过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潮流和周期。他们的文章、程序和产品设计也都因此存在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案倒也简单,只是很难做到:“我们必须重新训练自己,把时间花在个人沉思冥想或与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上。”可是我们已经很难摆脱对手机铃声做出条件反射般的反应了。我们就像巴甫洛夫试验中的狗一样,已经被数字时代被训练成如此模样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过去和未来都压缩到当下”。以艺术为例,以往每一个流派的形成都要经过不止一位伟大艺术家前赴后继的努力。但是现在,“时间不容许一位艺术家或一部作品慢慢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就像是百科全书和24小时新闻。百科全书是“静止和存储的数据”,24小时新闻频道则是“数据流”。我们活在数据流中。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两者都要兼顾。既要活在当下,又要占有历史积累的数据存储。更加可怕的是我们试图将未来也压缩到现在。或者说将未来消灭在现在。一个例子是我们对待音乐作品的态度。没人为音乐付费,因为我们可以轻松从网络上下载。在洛西科夫看来,这种做法也是压缩,“相当于掠夺未来的资源享受现在,而且不肯付出任何代价”。但代价需要由未来的人付出。代价就是:我们的后代可能再也享受不到新的好听的音乐。因为我们消灭了未来产生悦耳音乐的大部分可能性。
让我们在当下的冲击中感到“迷失”的第四个原因是,当下所有事情之间都开始发生联系。“混沌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过。“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就像是一张布满了捕鼠夹的桌子。如果一个捕鼠夹合上了,其他的捕鼠夹也会迅速跟进,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我们习惯将危险的事情消灭在萌芽之中,无论是一场公关危机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但是在当下的冲击之下,“没有所谓的萌芽了,只有花粉,而且到处都是……事情的复杂程度和混乱程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一个陷入风暴的政治家或首席执行官而言,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敌人。一切就是一切。”
当下世界的特质是:整个世界相互连接,其产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反馈和迭代”。由于数字技术,“反馈回路缩得非常紧”,其速度非常快;由于相互连接,其影响的范围又非常广。结果就是,“反馈发生得太快以至于很难测量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互连接又使得“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变为致命一击,任何一个互相关联的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凶手。”“这其实是一个在网络化效应面前异常脆弱的世界。”洛西科夫说。对于那些身受其害的公司和组织而言,要想生活在这样的当下中会感到异常艰难,尽管“很多公司都想努力参与到这种对话中”,但是,在这个相互连接的反馈和迭代的当下中,“消费者并不希望在社交网络上与他们对话。
公司和组织在这个当下世界中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会延续传统的对待公关和市场的做法,但它们将在这个崩塌的当下无所适从,另一种则努力学习直面当下的冲击,“一直处于开机状态,随时准备即时回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