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回顾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时，不能不提起邓子恢。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坚持真理，不惜丢官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新组建的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到北京后，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1953年1月，邓子恢正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954年9月，邓子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全国多征了70亿斤粮食，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牧畜，砍伐树木，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表示同意。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1955年1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邓子恢汇报了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5月5日，即邓子恢为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的前一天，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翌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持谨慎态度，主张不要太着急。他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邓子恢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
　　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双方又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标问题发生了争辩。毛泽东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合作。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当晚，邓子恢再去见毛泽东，说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毛泽东认为，邓子恢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
　　农村工作部有同志得知邓子恢为了30万个社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感到非常吃惊。好心的同志劝他不必为几十万个合作社去冒风险同毛主席争论。邓子恢坦然地说：不是几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认为办社条件都是不必要的。“建社容易，巩固难。中央政治局集体定下来了，那些办社的必要条件，怎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呢！”
　　8月26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停止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在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廖鲁言、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对会议讨论作总结。他把这次会议称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完全正确的“一场很大的辩论”，批评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此后一年内，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
　　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邓子恢仍悉心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党的农村工作，关注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直抒己见。
　　
　　尊重农村实际情况，主张“包产到户”
　　
　　早在1953年，邓子恢从各地农业社的实践中，认识道合作社中发生的窝工浪费和对农活的无人负责状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飙席卷全国。夏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一轰而起。随着两个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邓子恢因病休养，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1958年9月，邓子恢等人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参观。邓子恢看后指出：“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1960年11月，邓子恢去南方，路过郑州。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来看他，汇报了河南的工作失误和信阳饿死人的事件，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子恢后来说：“饿死人的事不光河南，其他省也有，程度不同而已。浮夸风害死人，没有打那么多粮食，硬说有那么多。按高指标上缴，不留余地，又不准社员有自留地，还不出问题？”
　　由于农村的困难日益严重，1960年9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调查，掌握情况供中央参考。邓子恢在山西、河北、江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在这个条例中，邓子恢主张维持当时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础。12月25日，《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党中央，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條）的前身。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邓子恢赶到广州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扬了邓子恢：“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我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邓子恢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1961年春，他又到广东、福建作调查，向中央报告了有些地方要求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指出这能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将是一个大解放。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中央对邓子恢这份报告很重视，采纳了邓子恢提出的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并加上按语，批转到全国各地、县、社三级参考。尽管人民公社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仍是“小呼隆”、“小锅饭”，许多农民对于办好集体经济没有信心。邓子恢认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还没有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曾多次与人谈过这个看法。1962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农村推行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很见成效。邓子恢家里的管理员刘志龙是安徽省全椒县人，有一次，他的亲戚到邓子恢家玩，邓子恢顺便了解他家乡的情况。他向邓子恢说了家乡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和好处。邓子恢听后认为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
　　1962年5月，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
　　邓子恢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五场报告，全面阐述合作化的优越性，并着重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1961年4月，邓子恢到农民自发搞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的桂林龙胜进行调查研究。在汇报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可以包产到户。”“目前无效劳动的事例很多，农业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要求解决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说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邓子恢将广西龙胜“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和湖南“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陈云表示赞成。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子恢认为包产到户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应邀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几个单位做报告，大力宣传和推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包产到户毕竟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中央领导人当时认识也不统一。夫人陈兰对邓子恢应邀到处讲话，大讲包产到户感到不安，曾多次劝他少讲些，提醒他要慎重些。但是邓子恢却不以为然，说：“怕什么！实事求是嘛！我讲的都是事实，站得住的，你们不必担心。”
　　7月17日，邓子恢应邀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讲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只是倾听，没有讲一句话。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7月下旬，邓子恢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前拜见了毛泽东，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会议认为邓子恢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并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与他的争论上纲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一些好心的同志悄悄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适当做些自我批评。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邓子恢面对这些批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他在会上作了发言，再次重复了他在中央党校报告中的那些意见，并列举陶铸、王任重的龙胜调查材料，坚持认为在农业方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可行的；只要保证集体所有制区别于单干的四条原则，这种责任制就不是单干。同时，他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大多数能搞好“五统一”，不应该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单干。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的观点被再度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高度，进一步受到了批判，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说他“训了毛主席两个钟头，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会议指责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漆黑，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1962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因主张包产到户，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改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邓子恢在“文革”期间曾几次对秘书刘蓬勃说：“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有了利益就有积极性，没有利益就没有积极性。中国总有一天要實行包产到户的。”当今的农村改革开放实践对此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心系农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是党在农村工作的首要出发点。邓子恢认为，只有从本质上认识农民，正确对待农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农村政策，才能使农民理解和接受党的政策，才能巩固工农联即的执政基础。邓子恢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农村专家。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说，我们是吃“官饭”的，保险。而农民过去历史上吃的苦太多了，他们全靠种地吃饭。生产受一点损失就受不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对生产有利，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为了群众的利益，邓子恢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经常说：一事当前，不要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应该先考虑群众。没有群众，我们等于个零。他常为建国以后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快而叹息。针对工农产品剪刀差额过大特别是贫困山区差距更大的状况，邓子恢主张提高粮价，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几个干部和邓子恢闲谈，说道粮食统购统销价太低，派的任务又大，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和抵触。干部对农民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邓子恢听后激动地说：“这是变相剥夺农民，我要向主席和中央反映，把数量减少些，价格提高。”有的同志劝他说：“这是主席和陈云同志定的。现在对统购统销已经有了一股埋怨风，不要反映了，免得有人又说农村部只片面考虑农民一个方面。”邓子恢马上说：“只要规定的不合理，就是主席、中央定的也要提出。”事后不久，邓子恢果然向毛泽东提了。这个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程度都很有限。邓子恢还主张建立农业银行，对农业生产给予低息贷款，并建立农村保险事业。
　　


　　1961年4月，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龙溪县做调查，在漳州与先期在闽西做过调查的张鼎丞相遇。张鼎丞劝他回家乡龙岩看看。在龙岩调查期间，邓子恢同大家亲切交谈，听取意见。龙岩群众对邓子恢非常敬仰，很多要求同他面谈，直接反映情况。来访者往往排成长队，他也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抽出时间接见老区群众，或者批转群众来信。
　　回鄉的20多天里，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家乡农民带来的灾难。在邓子恢领导闽西农民最早开展暴动的后田村，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面对着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正是这片土地，当年为革命捐献出了那么多鲜血和儿女，而革命给了他们什么呢？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居然只能用蕉芋粉来招待客人。邓子恢把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含着眼泪喝下了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在自己的出生地邓厝，邓子恢把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下进了几口大锅，招待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几个老人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写成了《闽西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应允许社员开荒、粮食包产利多害少、山林问题等许多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报告写成后，征求福建省委的意见。福建省委领导同志不同意邓子恢关于在农村搞包、定、奖生产责任制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双方存在分歧和争议。邓子恢表示：调查报告是调查情况的纪实，反映调查组的观点和意见，准备如实上报中央。省委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也可另报中央。他认为，共产党员对组织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调查了解了群众的经验，意见和呼声，就应该积极地如实向组织报告。至于报告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那时次要的事情。
　　5月13日，邓子恢将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报告，11月2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按说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12月20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被全部采纳。
　　邓子恢1965年在广西玉林和桂林搞“四清”时，已是年近70的老人。他除了搞“四清”外，白天经常到田间看看庄稼的长势情况。他怕白天耽误群众的农活，都是晚上开调查会。会上一面问，一面听，听着听着就和群众讨论起来。群众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都是铭记在心，认真考虑从政策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会后，他总要看看农民吃的什么，缸里有多少米，床上的铺盖如何，猪长得怎样，吃的什么，才回到自己的住处。一次，他到一户群众家里去走访，看到家里的房子又小又黑，床板上铺着一张残破不堪的烂草席，没有蚊帐，天天喝稀饭。邓子恢的心情十分难过，他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有社员生活如此困难，我们有责任啊。
　　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在病房跌倒，造成颅底粉碎性骨折。两天之后，邓子恢病逝。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在建国后受到的两次错误批判平反，恢复了名誉：“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邓子恢关于农村体制和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他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的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杨尚昆在为《邓字恢文集》做序时最后这样的评价邓子恢：“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16个字，概括了邓子恢一生的荣辱和功绩。○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