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溜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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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31日,奉节县兴隆镇。
  雨后,海拔1300米的场镇彷佛一夜入冬。
  上午7点30分,镇政府旁的县第三人民法庭(简称“三法庭”)传出阵阵笑声。
  三层小楼上,四名法官和一名法警钻出宿舍,正在楼道里排队洗漱。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34岁,最小的24岁。小伙子们嬉闹着,就像大学寝室的兄弟。
  可是,当洗刷完毕、穿上神圣的法袍时,他们就会成为另一群人——
  法官之梦
  2014年11月,兴隆镇。
  巍峨群山间,公路如游龙盘旋。
  一辆甲壳虫似的汽车,缓慢向场镇驶来。
  汽车里,一个身材微胖、皮肤白皙的年轻男子,正向窗外张望。
  海拔慢慢升高,气温逐渐下降。年轻人低下头,裹了裹法官制服。
  佩戴于胸前的法徽,忽然闯入他的视线。
  盯着法徽上金光闪闪的天平,小伙子心里涌起一阵感叹。
  这天,是他到三法庭报到的日子。
  报到那天,我很郁闷。
  因为我当法官是“被迫”的。
  2013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我留在重庆主城当律师。
  后来,因家中祖母年迈,父母认为我是长孙,应该在老人身旁尽孝,就劝我回奉节工作。
  2014年,我考入奉节县法院,被安排到第三法庭工作。
  去报到的路上,我注视着车窗外的群山,怅然之情溢满心间。
  读大学时,我有三个铁哥们。毕业后,他们有的进京当了律师,有的去了国外求学深造。
  而我却回到了偏远的故乡,还到故乡的偏远乡镇当了法官。
  王威的郁闷,我很理解。
  当法官以前,我也做过律师——十几年前,每年收入就有五六万元。
  2006年,我转行当了法官,来到了这里。
  从此,我收入低了,工作累了,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刚开始,我心里也很郁闷。后来我逐渐发现一些问题——长期以来,少数村民处理纠纷的首选渠道不是打官司,而是打架;不少大宗买卖也不签订契约,买卖双方可以轻易反悔;不少人对法律缺少了解,很容易误入歧途……
  如何让乡亲们知法、懂法、守法?这就要靠我们!
  带着这个信念,我定下心来,一干就是八年。
  我希望——自己的梦想,也能成为王威的梦想。
  来到三法庭后,我渐渐发现,同事们都挺好玩。
  就说助理审判员李明航吧——我们都叫他“跑跑哥”。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工作时却上蹿下跳,干什么都跑在前面。
  审判员舒涛正好相反。他是个“宅男”,可以整天“闭关”看书,是一本“百科全书”。
  法警余春洋是个“自来熟”。同我第一次见面,他就开起了玩笑,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但是,只要一站上法庭,他立即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既肃穆威严、不容侵犯,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庭长。
  别看他平时对人和颜悦色的,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心里蕴藏着很“顽固”的能量。
  我来到三法庭时,他已经在这里干了八年了。其间,法庭干警来来去去,只有他坚持干了下来。有人戏称:“流水的三法庭,铁打的庭长。”
  我问他,为什么能够坚持?
  庭长的回答很“书生意气”:“为了让法治的光芒照进大山!”
  听了这话,我浑身一哆嗦。
  守望之心
  流经兴隆镇的九盘河,在回龙村境内冲刷出一块台地。
  每当夏天,九盘河水位暴涨,台地上的村民就只能绕路而行,走一趟要花两个小时。
  后为方便出行,乡亲们在河面拉起了一条溜索。
  为给台地上的村民服务,三法庭的法官会乘坐溜索往返于大河两岸。
  因此,当地人称他们为“溜索法官”。
  溜索高约10米,长约50米,索下是奔腾的河水。
  我天生恐高,一钻进溜索“轿箱”就心惊胆战。
  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坐。
  每次到河对岸,村民都给我们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我们离开时,他们还会一直送到溜索旁。想到这些,我又鼓足勇气抱紧国徽,坐上溜索“轿厢”。
  40米、20米、3米……头晕目眩之际,我看到了河对岸来迎接的乡亲。
  惊魂未定的我立即挤出一个微笑,而后将国徽抱得更紧。
  每次坐溜索,舒涛就会满面惊恐,然后将国徽紧紧抱在怀里。
  那神情,既好笑,又让人感动。
  他怀抱国徽的样子,就像怀抱着神圣的法律。
  然而,跟我们碰到的其他困难相比,溜索根本不算什么。
  三法庭辖区有三个特点:高、大、上。
  何谓“高”?辖区地处七曜山山脉和巫山山脉结合部,平均海拔1600米。
  何谓“大”?辖区涵五个乡镇,幅员面积950平方公里,辖区人口达十余万人。
  何谓“上”?
  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调解和登门审判时,需要翻山越岭——从海拔200米的河谷爬到海拔2100米的山巅,是经常的事。
  这样的地理环境,有人戏称:“出门就爬山,一山两重天,悬崖顶上过,坐车就吓瘫。”
  我们辖区还有一个特点——每年有大约四个月的雪霜期。
  去年有一天,风雪交加。庭长和舒涛、王威去送达法律文书。
  那次是庭长开车。
  当天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他的手心却一直冒汗——山路积雪太厚,汽车转弯时不敢刹车,只能沿道路内侧不断猛转方向盘。
  等他们安全回到法庭,庭长的眼圈忽然红了。
  “有两三次,汽车整个偏向了悬崖。舒涛刚结婚,王威才23岁,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向他们家人交代啊!”他说。   听到那话,我们眼圈都红了。
  我来三法庭两年多,每个礼拜平均下乡三次,一个来回平均就要100公里,累计行程都快绕地球一圈了!
  制度之威
  2014年冬天,兴隆镇政府会议室。
  讲台下,密密麻麻坐了200来号人——全镇村(社区)干部和司法调解员都到齐了。
  讲台上,程政清正用当地“言子”讲解应对房屋土地产权纠纷的法律常识:“买卖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买卖做了又想反悔?你以为是下棋么……”
  一席话,引来笑声如潮。
  司法工作是一个技术活,在偏远山村搞司法工作更是如此。
  三法庭辖区人口基数大,普法、调解和诉讼工作量也大。要及时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仅凭法庭一己之力不能办到。
  办不到,又怎么办?
  在县法院指导下,我们开始琢磨用制度来解决。
  三五年下来,我们也真琢磨出了一些“道道”。
  近年来,农民工维权一直是司法服务的热点。
  如何帮助农民工合法维权?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想出了一个妙招。
  2012年春节前夕,三法庭推出了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
  所谓“绿色通道”,就是针对农民工维权案件,按照“缩短距离,降低门槛,消除隔阂”的“十二字”工作要求,构建“立、审、调、执”一体化办理、无缝隙对接、低成本诉讼的工作体制,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的“三优先”措施,提高此类案件的调解、审理和执行效率。
  “绿色通道”推出仅三个月,就受理审结了48件农民工维权案件。
  近年来,我们针对辖区内土地房屋产权、离婚财产、民间借贷等高发诉讼类型,推出了三大工作制度体系。
  一是组织“集团战”——通过协调乡镇、司法所、派出所等力量,推动普法教育和联动调解体系全覆盖,并从当地政府、村委会工作人员和群众当中聘任诉讼联络员,实现诉讼服务全覆盖。
  二是开展“游击战”——依托县法院推广的“分时段、分片区、分类型”的“三分制”巡回办案模式,提供巡回法律咨询和司法保障服务。同时,通过印制服务卡,向群众提供全天候电话服务。
  三是实施“攻坚战”——开设巡回法庭和普法宣传“群众工作室”,为残疾人、老年人、怀孕妇女和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提供上门法律咨询和诉讼审判。
  有了制度助力,我们工作效率开始水涨船高。
  法治之光
  2015年7月20日,程政清得了一个“大奖”——“重庆市岗位学雷锋标兵”。
  站上领奖台时,他的脸一下红了。
  不仅仅是庭长得奖。近年来,三法庭相继获得了“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市“工人先锋号”、市“青年文明号”等一系列荣誉。
  以前,我们法庭一年受理的案子不足百件。
  近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近700件。
  案件激增是因为辖区社会矛盾激化?不,辖区社会稳定程度更好了。
  案件激增的原因,正是因为法治观念逐渐普及——遇到民事纠纷,辖区群众不再打架,而改打官司了。
  愈发相信法律的同时,他们也更加信任我们。
  庭长说得对,群众的信任和认同,真的很让人温暖。
  就说去年冬天吧。
  有一天,我和舒涛外出送达法律文书,汽车陷进烂泥里,动弹不得。
  手机没信号,天色也暗了,如不能及时赶回法庭,我们很可能被冻成冰棍。
  当地一位热心村民及时赶来,把我们领到他家取暖,又叫来铲车,将汽车推了出来。
  我向他道谢,他却摆摆手:“你们跋山涉水是为了我们山里人,今天也该我报答一下你们!”
  我心里暖融融的。
  三法庭的小伙子们真是好样的!
  就以近三年来说吧。他们一共审理案件1878件,调解率达到74.95%,且没有一件因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不当,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同时还延伸审判职能,化解诉前诉外矛盾纠纷1000余件,维护了社会和谐。
  而在整个奉节,像三法庭这样的基层法庭共有三个,法官15名。
  他们,是法治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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