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问题日益引发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从2000年以来的CNKI检索论文中考察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发展动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城市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从单位重心到基层重心”、“正下移”中的“逆下移”、“移得出”与“接得住”三个议题,研究重点从简单的资源强化转向实际的治理效能提升;在视角上,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科层制的职责关系分析为主;在方法上,从偏好单纯的规范分析逐渐转向具体的经验研究.从发展动向来看,城市治理重心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问题日益引发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从2000年以来的CNKI检索论文中考察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发展动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城市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从单位重心到基层重心”、“正下移”中的“逆下移”、“移得出”与“接得住”三个议题,研究重点从简单的资源强化转向实际的治理效能提升;在视角上,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科层制的职责关系分析为主;在方法上,从偏好单纯的规范分析逐渐转向具体的经验研究.从发展动向来看,城市治理重心下移研究应从内容、视角、方法、风格上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本土化特征的理论体系和治理逻辑,以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实践的需要.
其他文献
对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是数字化转型最为核心的要素,传统的权利客体和主体、行为方式、法律关系都呈现“数字化”特点,也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除了强调“互联网案件”和审判机构的专业性之外,应当树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审判理念,建立以涉数据应用为核心的互联网案件分类研究体系,围绕“数据信息”的客体属性及其处理所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妥善处理好数据流通利用与个人信息、知识产权、数据产权、消费者权益、数据安全、公共利益、市场竞争秩序等多种法益保护之间的冲突.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
欺骗他人钱财的“诈捐”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可以将诈捐类型化为“无中生有型”“虚虚实实型”“前后不一型”,其中以“虚虚实实型”诈捐为诈骗罪认定中的难点,可以通过被害人同意理论来寻求突破口.诈骗罪在构成要件中内设了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通过被害人同意理论能够从出罪视角反观诈骗罪的认定.当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自始至终同意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不符合诈骗罪内设的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对于这种没有法益侵害发生的行为,刑法不应当评价.相反,对于被害人同意不成立的情况则可构成诈骗罪.
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中,官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简字)逐渐被纳入新式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拓展提升,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问世,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式,双重地影响着民生境况.从民生伦理视角审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会引发诸多民生“恶”,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伦理批判性.然而,从辩证思维入手,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将通过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增加自由时间等方面来增进民生“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运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推进人机协同发展机制,令人工智能赋能、赋智于国家善治、智慧社会发展,从而渐入民生“善”的佳境,为求解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推进人的善的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当前农业农村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起草工作正抓紧推进.本文在梳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和成员的确认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初步意见,以期为相关立法工作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制度的变革源于思想的更新.清末民初乡土知识教育的兴起不仅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结果,前期新思想、新观念的准备和铺垫也是关键条件.它既与近代以来儒学沦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有关,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界掀起的省界讨论及地域文化认同思潮相联,儒学自身面临的危机和来自域外的新声正是中国现代乡土知识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时期国家在教育制度设计和规划层面的努力,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这是乡土知识教育走向规划化、有序化和维持长期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针对量刑中存在的说理格式化、形式化、公式化,幅度差异化、主观化、模糊化的问题,仅提高说理要求而不提供说理方法对于法官而言是过于严苛的,量刑说理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在量刑中参照类案是量刑三段论推理的必然选择、自由裁量中平衡法官刑罚观念的需要及刑量尺度“普遍性”的合理来源,可以有效弥合量刑“程度”判断间的差异,为控辩双方充分发表量刑意见提供辩论焦点,为量刑说理提供论点和论据.与案例指导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在应用层面上参照个案不同,量刑中类案参照需在规范层面上引入大样本视角,以类案内含的普遍性为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的基本内容,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中应当遵守的特殊规则,其目的 在于针对自动化决策的特殊性,确定个人享有的知情同意权的特点,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保障个人知情同意权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自动化决策利用个人信息与一般的个人信息处理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需要制定在自动化决策中保护好个人知情同意权的特殊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特别的法定义务,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自动化决策中违反其法定义务,侵害了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的自然人享有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可以选择法律规定的方
无效裁判是欠缺法律效力基础的裁判.欠缺诉的合法性要件、审判组织与审判权不合法以及虚假诉讼、司法腐败形成的裁判都是无效裁判.无效裁判撤销程序在性质上属于再审程序,但其程序结构和运作机理均不同于针对确有错误生效裁判的一般再审程序,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当对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和仲裁裁决撤销程序进行改造,按照无效裁判撤销程序原理,赋予案外人申请撤销权.对于虚假诉讼和腐败行为形成的裁判,检察机关有权启动和参与撤销程序,行使调查权,对法院依撤销程序作出的裁定有提请复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