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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传佛教的“穹”与大鹏、金翅鸟起源于不同文明，它们之间既区别又联系。它们皆源于不同地域的原始信仰，各自都经历了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历史长河中，各大文明相互交流并融合，藏传佛教的“穹”源于象雄文明，受中原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波斯中亚文明的影响而形成，于佛苯之争后期与印度迦楼罗（即金翅鸟）合而为一。同类型神鸟母题在中外文化中产生了不同的神话变式，追溯三大神鸟之起源，分析它们各自形成的原因，讨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亦可反观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特征。
关键词：穹;大鹏金翅鸟;象雄文明;中原文明;印度文明
“穹”即藏文中的khyung，学界就其称谓多有异议。有学者认为穹与大鹏统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即为印度的金翅鸟，只是不同代称罢了;也有学者认为穹与大鹏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更大。持这一观点的有才让太、张亚莎、石婷婷等人。随着印度佛教东传，大量佛经被翻译，便有了大鹏金翅鸟的说法。印度的金翅鸟（迦楼罗）、藏族的穹、中国的大鹏和凤鸟，这些称谓不一的神鸟是否是同一神鸟，是继承性的发展还是原本就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以上来自不同文化的三类神鸟，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联系。以三大神鸟崇拜形成与发展为背景，结合考古资料，探究它们各自特征与内在联系。
一、穹之概说
“象雄”译成藏文即khyung-lung（穹隆），就其地理位置所在国内外学者讨论诸多。[1] 大致位于今阿里地区，其西部地区与中亚接壤;其东部及东北部地势则相对低缓，与中国内地相邻;其西部及西北部地区与印度西北部也有联系。故象雄文明的多样性得益于天然的地理优势。“象雄文中的zhung-zhag或者zhung和藏文中的khyung为古象雄文化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种神鸟。”[2]因象雄部落认为他们自身是该神鸟的后裔，故而它逐渐成为该部落的图腾。就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象雄文明，追溯其神鸟崇拜之源实有必要。
佛教传入前西藏已存在鸟崇拜现象，在距今2200—1000年期间流行于藏北岩画中，绘有鸟图腾“穹”的形象。[3]今藏北地区虽为“无人区”，但仍能从藏北、日土、双湖等地发现了中石器、细石器时期的遗物。可想而知，当时的气候及自然环境是适合古人类生存居住的。而“藏北申扎县多格则和阿里日土县扎布采集到的石器，大多分散在高出河床或湖面几米至几十米的湖岸阶地、阶地斜坡或坡麓洪积扇上。这种环境说明，古代人类是生活在草丛、近水的地域，同时也是飞禽走兽较多的地方。”[4]因而，为藏北岩画中鸟图像存在的合理性提供有力证据。而古象雄王国发源地包括今藏北区域，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还是考古发现，都说明古象雄文明与神鸟存在着天然联系。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弘扬于赤松德赞时期。而相较之下鸟崇拜现象比印度佛教则扎根更早，属于西藏上古时期或早期苯教文化系统。就苯教自身发展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最原始的大自然崇拜发展为有一整套仪轨的宗教，它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吸收了外来宗教文化而最终形成。有学者提出“波斯与象雄的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也即祆教与苯教的关系方面。”[5] 换言之祆教对苯教乃至整个象雄文明或许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此外，《什巴问答歌》写道“最初什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最初天地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6]从藏族先民的宇宙观看出他们已经将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建立了联系。
二、大鹏之概说
《说文·鸟部》“鹏，亦古文凤。”[7]可见古代鹏与凤在古代汉语中是同一个字，即：通假字。“隼形目鷹科中有一种凤头鹰，又名“凤头雀鹰”，分布于我国南方诸省和东南亚各国，此鹰属中等猛兽，因头部有羽状冠而得名。”[8]而《庄子·逍遥游》对鹏之描写在现实生活中能与之对应的实体便是雄鹰。将凤视为鹏，只能说明凤具有一定大鹏的体征。毕竟凤是集多元“自然力（动物、太阳、风、火）与族团凝聚力的神物化、意象化、理想化和审美化”[9]的产物。龙凤一直以来均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是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那我国神鸟崇拜之起源便有待考证。
庞进认为凤鸟崇拜起源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缘于人们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从狩猎采集到制陶定居，便从原始自然崇拜发展为神物崇拜，以期风调雨顺，得个好收成。据考古发现，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达7800年的陶器凤纹;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凤形陶杯距今7100多年。[10]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骨匕、鸟形器、太阳鸟纹蝶形器和双首连体鸟。[11]属于距今7000余年的河姆渡文化之遗存。陈勤建也认为这都源于我们先民现实生存的需要。在图腾信仰产生后，逐渐将自己生活方式也向信仰之物靠拢，希望自身能拥有它们的神力。长此以往，反之促进图腾信仰的生活化。他还认为鸟信仰之后继而有了对太阳的崇拜，久而久之，太阳与鸟合而为一，从而形成太阳鸟信仰。太阳鸟崇拜并非单纯神鸟与太阳崇拜，而是对它们复合体的崇拜。究其原因，皆与我国早期先民对水稻生产之需要。他认为是鸟类为先民带来水稻，且先民早期参考鸟之习性进行水稻耕作、除虫等一系列程序，为水稻之生产奠定物质基础。而太阳对水稻的光合作用，促进其生长，为此先民对太阳的需要逐渐转为崇拜。在这种情感因素下，先民萌发了太阳鸟的崇拜。
不论是大鹏、凤鸟亦或是太阳鸟，它们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几乎是一致的。庄子对大鹏的描述与《说文·鸟部》对凤的描述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凤之象也，鸿前麐（同“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额，脑门）鸳思龙文（即纹）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12]太阳鸟同样也为神鸟与太阳的复合体。它们的取材对象都十分广泛，不论是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都被融于一身，同时还将天象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图腾的神化。
三、金翅鸟之概说
金翅鸟有诸多称谓，在神话中被称作偷甘露（Amrtahavana）、空中之主（Gaganesvara）、鸟王（ Khagesvara），或者杀蛇（Nagantaka）。辞典中，被称作迦楼罗，妙翅鸟等。金翅鸟最早出现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之《初篇》。 金翅鸟的诞生具有传奇色彩，将其歌颂：“你是仙人，你享洪福，你是天神，鸟禽之主;声名完美金翅鸟！一切动物和植物，君临其上你最高，犹如灿烂之太阳，光焰无际普天照。”[13]由此可见，神话将金翅鸟定义为一位神，是百鸟之王。神话中还提到他分别获取永恒之神和那罗延的一个恩赐。即“我要高踞于你之上！”“即是我没有甘露，我也要不衰老，不死亡。”[14]获得两个恩赐的金翅鸟便赏赐一个恩典于毗湿奴，而毗湿奴就要求金翅鸟为其坐骑。虽为毗湿奴的坐骑，但毗湿奴依然承诺金翅鸟将高踞自己之上。这就不难理前面“临其上而最高”的说法，也更好理解在后期佛教艺术的作品中，金翅鸟出现于佛像背光之上的现象。此外，在印度神话中有关太阳神的记载不计其数，其中毗湿奴便是日神形象的代表之一。[15]可见金翅鸟同样与太阳建立了联系。
四、三大神鸟之内在联系
金翅鸟始现于《摩诃婆罗多》，为阐明三大神鸟信仰源于不同文化系统，因此其成书时间颇为关键。黄宝生等人坚决认为切不可将神话传说当作成书年代，而选择接受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Winternitz）的说法，认为其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而根据考古发现，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已有神鸟崇拜，《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在考证的过程中，即使按照神话传说的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相对于中国考古发掘的鸟信仰遗迹也晚了两千年左右。前文也论证了大鹏与凤鸟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大鹏与金翅鸟在艺术形象上有相似之处，毕竟它们的起源都与鸟、太阳等自然崇拜有关，但仍然不能将它们等同。
藏族先民的神鸟崇拜大致在距今约两千两百年左右，时间上正好处于中印神鸟崇拜起源的区间内。然而西藏古代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决定其文化的多元化，“通过文字资料及依然流传在寺院中的传说可以确定西藏的艺术起源于外国的影响及模式;还可以确定出尼泊尔、中国、中亚和印度这四个主要的来源。”[16]总体来说“与西藏地区联系最紧密的是黄河流域文化，其次是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文化，再次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17]由此可见，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藏族的神鸟崇拜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受印度文化与波斯西亚文化的影响。况且，佛苯之争的结局并非佛兴苯亡，而是佛苯融合，相互吸收借鉴。此后藏族的“穹”逐渐与印度的金翅鸟开始长期融合，它们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为其造像艺术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藏族的穹与印度迦楼罗合为一体，衍生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现存的唐卡与建筑艺术等处皆存在着这位独具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护法神。
五、结论
中国的鹏或凤属于中华文明，印度的金翅鸟属于印度文明，而藏族的穹则介于两者之间。藏族文化“一方面是从供其模仿的各种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而由中亚、印度和其它各地成群而来的避难者带来的各种艺术派别也促进了这一发展。”[18]结合西藏本土的民族文化，形成独具高原风味的文化体系。
从早期人类的客观生存条件便可窥视，三大神鸟崇拜发源地皆具备农耕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反之，农耕文明的发展为三大神鸟崇拜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农业文明使人类生活趋于稳定且更有规律性，与此适应的是太阳的升落与昼夜交替、四季变化的直接关系。”[19]即使人们不了解其中缘由，但却能真实感受到太阳的作用。而以上三种神鸟都具有向阳和喜火等特性，象征着太阳和祥瑞。因此，三大神鸟虽起源于不同文明，但它们之间既区别又联系，都属于同一神话母题的不同变式，为早期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参考文献
[1]张云根据藏文、汉文以及藏文苯教文献推断得出，象雄位于吐蕃本部西北部，即今天西藏阿里地区;它的西部与中亚地区相接。藏史还表明，上象雄地区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區。上古时期与波斯帝国相接，甚至直接在其政治势力之下。（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87-89页。）图齐与太让太等皆有讨论，象雄大致包括今西藏的西部、北部及东部地区。
[2]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20-21页。
[3]张亚莎：《西藏美术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51页。
[4]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 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5]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108页。
[6]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 上》，第293-294页。
[7][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9页。
[8]庞进：《中国凤文化》，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07页。
[9]庞进：《中国凤文化》，第43页。
[10]庞进：《中国凤文化》，第44页。
[11]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2][汉]许慎：《说文解字》，第79页。
[13]（印）毗耶娑著;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4]（印）毗耶娑著;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第84页。
[15]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16]（意）图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17]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8页。
[18]（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64页。
[19]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第34页。
关键词：穹;大鹏金翅鸟;象雄文明;中原文明;印度文明
“穹”即藏文中的khyung，学界就其称谓多有异议。有学者认为穹与大鹏统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即为印度的金翅鸟，只是不同代称罢了;也有学者认为穹与大鹏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更大。持这一观点的有才让太、张亚莎、石婷婷等人。随着印度佛教东传，大量佛经被翻译，便有了大鹏金翅鸟的说法。印度的金翅鸟（迦楼罗）、藏族的穹、中国的大鹏和凤鸟，这些称谓不一的神鸟是否是同一神鸟，是继承性的发展还是原本就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以上来自不同文化的三类神鸟，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联系。以三大神鸟崇拜形成与发展为背景，结合考古资料，探究它们各自特征与内在联系。
一、穹之概说
“象雄”译成藏文即khyung-lung（穹隆），就其地理位置所在国内外学者讨论诸多。[1] 大致位于今阿里地区，其西部地区与中亚接壤;其东部及东北部地势则相对低缓，与中国内地相邻;其西部及西北部地区与印度西北部也有联系。故象雄文明的多样性得益于天然的地理优势。“象雄文中的zhung-zhag或者zhung和藏文中的khyung为古象雄文化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种神鸟。”[2]因象雄部落认为他们自身是该神鸟的后裔，故而它逐渐成为该部落的图腾。就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象雄文明，追溯其神鸟崇拜之源实有必要。
佛教传入前西藏已存在鸟崇拜现象，在距今2200—1000年期间流行于藏北岩画中，绘有鸟图腾“穹”的形象。[3]今藏北地区虽为“无人区”，但仍能从藏北、日土、双湖等地发现了中石器、细石器时期的遗物。可想而知，当时的气候及自然环境是适合古人类生存居住的。而“藏北申扎县多格则和阿里日土县扎布采集到的石器，大多分散在高出河床或湖面几米至几十米的湖岸阶地、阶地斜坡或坡麓洪积扇上。这种环境说明，古代人类是生活在草丛、近水的地域，同时也是飞禽走兽较多的地方。”[4]因而，为藏北岩画中鸟图像存在的合理性提供有力证据。而古象雄王国发源地包括今藏北区域，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还是考古发现，都说明古象雄文明与神鸟存在着天然联系。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弘扬于赤松德赞时期。而相较之下鸟崇拜现象比印度佛教则扎根更早，属于西藏上古时期或早期苯教文化系统。就苯教自身发展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最原始的大自然崇拜发展为有一整套仪轨的宗教，它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吸收了外来宗教文化而最终形成。有学者提出“波斯与象雄的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也即祆教与苯教的关系方面。”[5] 换言之祆教对苯教乃至整个象雄文明或许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此外，《什巴问答歌》写道“最初什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最初天地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6]从藏族先民的宇宙观看出他们已经将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建立了联系。
二、大鹏之概说
《说文·鸟部》“鹏，亦古文凤。”[7]可见古代鹏与凤在古代汉语中是同一个字，即：通假字。“隼形目鷹科中有一种凤头鹰，又名“凤头雀鹰”，分布于我国南方诸省和东南亚各国，此鹰属中等猛兽，因头部有羽状冠而得名。”[8]而《庄子·逍遥游》对鹏之描写在现实生活中能与之对应的实体便是雄鹰。将凤视为鹏，只能说明凤具有一定大鹏的体征。毕竟凤是集多元“自然力（动物、太阳、风、火）与族团凝聚力的神物化、意象化、理想化和审美化”[9]的产物。龙凤一直以来均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是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那我国神鸟崇拜之起源便有待考证。
庞进认为凤鸟崇拜起源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缘于人们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从狩猎采集到制陶定居，便从原始自然崇拜发展为神物崇拜，以期风调雨顺，得个好收成。据考古发现，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达7800年的陶器凤纹;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凤形陶杯距今7100多年。[10]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骨匕、鸟形器、太阳鸟纹蝶形器和双首连体鸟。[11]属于距今7000余年的河姆渡文化之遗存。陈勤建也认为这都源于我们先民现实生存的需要。在图腾信仰产生后，逐渐将自己生活方式也向信仰之物靠拢，希望自身能拥有它们的神力。长此以往，反之促进图腾信仰的生活化。他还认为鸟信仰之后继而有了对太阳的崇拜，久而久之，太阳与鸟合而为一，从而形成太阳鸟信仰。太阳鸟崇拜并非单纯神鸟与太阳崇拜，而是对它们复合体的崇拜。究其原因，皆与我国早期先民对水稻生产之需要。他认为是鸟类为先民带来水稻，且先民早期参考鸟之习性进行水稻耕作、除虫等一系列程序，为水稻之生产奠定物质基础。而太阳对水稻的光合作用，促进其生长，为此先民对太阳的需要逐渐转为崇拜。在这种情感因素下，先民萌发了太阳鸟的崇拜。
不论是大鹏、凤鸟亦或是太阳鸟，它们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几乎是一致的。庄子对大鹏的描述与《说文·鸟部》对凤的描述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凤之象也，鸿前麐（同“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额，脑门）鸳思龙文（即纹）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12]太阳鸟同样也为神鸟与太阳的复合体。它们的取材对象都十分广泛，不论是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都被融于一身，同时还将天象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图腾的神化。
三、金翅鸟之概说
金翅鸟有诸多称谓，在神话中被称作偷甘露（Amrtahavana）、空中之主（Gaganesvara）、鸟王（ Khagesvara），或者杀蛇（Nagantaka）。辞典中，被称作迦楼罗，妙翅鸟等。金翅鸟最早出现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之《初篇》。 金翅鸟的诞生具有传奇色彩，将其歌颂：“你是仙人，你享洪福，你是天神，鸟禽之主;声名完美金翅鸟！一切动物和植物，君临其上你最高，犹如灿烂之太阳，光焰无际普天照。”[13]由此可见，神话将金翅鸟定义为一位神，是百鸟之王。神话中还提到他分别获取永恒之神和那罗延的一个恩赐。即“我要高踞于你之上！”“即是我没有甘露，我也要不衰老，不死亡。”[14]获得两个恩赐的金翅鸟便赏赐一个恩典于毗湿奴，而毗湿奴就要求金翅鸟为其坐骑。虽为毗湿奴的坐骑，但毗湿奴依然承诺金翅鸟将高踞自己之上。这就不难理前面“临其上而最高”的说法，也更好理解在后期佛教艺术的作品中，金翅鸟出现于佛像背光之上的现象。此外，在印度神话中有关太阳神的记载不计其数，其中毗湿奴便是日神形象的代表之一。[15]可见金翅鸟同样与太阳建立了联系。
四、三大神鸟之内在联系
金翅鸟始现于《摩诃婆罗多》，为阐明三大神鸟信仰源于不同文化系统，因此其成书时间颇为关键。黄宝生等人坚决认为切不可将神话传说当作成书年代，而选择接受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Winternitz）的说法，认为其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而根据考古发现，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已有神鸟崇拜，《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在考证的过程中，即使按照神话传说的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相对于中国考古发掘的鸟信仰遗迹也晚了两千年左右。前文也论证了大鹏与凤鸟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大鹏与金翅鸟在艺术形象上有相似之处，毕竟它们的起源都与鸟、太阳等自然崇拜有关，但仍然不能将它们等同。
藏族先民的神鸟崇拜大致在距今约两千两百年左右，时间上正好处于中印神鸟崇拜起源的区间内。然而西藏古代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决定其文化的多元化，“通过文字资料及依然流传在寺院中的传说可以确定西藏的艺术起源于外国的影响及模式;还可以确定出尼泊尔、中国、中亚和印度这四个主要的来源。”[16]总体来说“与西藏地区联系最紧密的是黄河流域文化，其次是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文化，再次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17]由此可见，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藏族的神鸟崇拜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受印度文化与波斯西亚文化的影响。况且，佛苯之争的结局并非佛兴苯亡，而是佛苯融合，相互吸收借鉴。此后藏族的“穹”逐渐与印度的金翅鸟开始长期融合，它们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为其造像艺术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藏族的穹与印度迦楼罗合为一体，衍生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现存的唐卡与建筑艺术等处皆存在着这位独具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护法神。
五、结论
中国的鹏或凤属于中华文明，印度的金翅鸟属于印度文明，而藏族的穹则介于两者之间。藏族文化“一方面是从供其模仿的各种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而由中亚、印度和其它各地成群而来的避难者带来的各种艺术派别也促进了这一发展。”[18]结合西藏本土的民族文化，形成独具高原风味的文化体系。
从早期人类的客观生存条件便可窥视，三大神鸟崇拜发源地皆具备农耕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反之，农耕文明的发展为三大神鸟崇拜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农业文明使人类生活趋于稳定且更有规律性，与此适应的是太阳的升落与昼夜交替、四季变化的直接关系。”[19]即使人们不了解其中缘由，但却能真实感受到太阳的作用。而以上三种神鸟都具有向阳和喜火等特性，象征着太阳和祥瑞。因此，三大神鸟虽起源于不同文明，但它们之间既区别又联系，都属于同一神话母题的不同变式，为早期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参考文献
[1]张云根据藏文、汉文以及藏文苯教文献推断得出，象雄位于吐蕃本部西北部，即今天西藏阿里地区;它的西部与中亚地区相接。藏史还表明，上象雄地区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區。上古时期与波斯帝国相接，甚至直接在其政治势力之下。（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87-89页。）图齐与太让太等皆有讨论，象雄大致包括今西藏的西部、北部及东部地区。
[2]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20-21页。
[3]张亚莎：《西藏美术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51页。
[4]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 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5]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108页。
[6]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 上》，第293-294页。
[7][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9页。
[8]庞进：《中国凤文化》，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07页。
[9]庞进：《中国凤文化》，第43页。
[10]庞进：《中国凤文化》，第44页。
[11]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2][汉]许慎：《说文解字》，第79页。
[13]（印）毗耶娑著;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4]（印）毗耶娑著;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第84页。
[15]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16]（意）图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17]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8页。
[18]（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64页。
[19]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