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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间词话》作为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有着丰富的文学教育思想。它以人格教育为内核，以引导创造为目标，以抒发真情为方法，为当代语文教育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方法指引，对当前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学教育 人格 创造 真情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的重要著作，作于1908～1910年。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觀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学术巨子。王国维在史学、文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敦煌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是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先生曾在《文学与教育》（《教育杂感》四则之四）中说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也。”可见他对文学教育极为重视。而他的文学教育思想，则生动而全面地体现在了著作《人间词话》中。《人间词话》是其文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融会西方学术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境界说”，建立了中国诗歌审美鉴赏的新标尺。细读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其文学教育思想的光辉。
一、文学教育以培育人格为内核
《人间词话》分析的对象是词作，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词人？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第106则，下文仅标注数字）所谓“赤子”，即心地纯洁的人。
可见，文学教育是要培养心地纯洁的人。因此，王国维的文学教育思想是以人格熏陶为内核，也就是说文学能力的发展与人格的发展是高度统一的，文学能力的发展需要以人格境界的提升作为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格的培育，文学教育便成为无根之木，徒然成为文字模仿的游戏。王国维在谈到学习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时指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第114）意思是说，学习文学绝不是仅仅学其形式与风格，对文学巨匠作文字上的模仿，更重要的是学习其胸襟，从而获得人生的教益，建立起人生观与价值观，否则便是东施效颦。
《人间词话》中最重要的艺术范畴是“境界”，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第31）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仅是外在的景物的投射，同时还是人内在的情感的真实流露，所以，文学作品的境界，页从“真景物”“真感情”中来。在感情上求真，这便是文学的教育功能。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第35）反之，也成立。“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页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第103）可见，人的情感与景物在文学上是相通相应的。在文学教育中，引导学生学会描写景物，即是在引导学生表达真实的感情，培养高雅的志趣，把人生的境界提升到美的境界。所以，王国维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第49）
在境界中，王国维又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33）“有我之境”，是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色彩；而“无我之境”，则是境界与“我”合二为一。无论境界中是否有“我”，王国维此说深刻地反映出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与艺术客体之间的关系，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在文学中表现自我。
二、文学教育以引导创造为目标
文学教育，其最终目标为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因为文学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文学教育，就是要把儿童引导到学习创造的道路上来。
王国维对文学教育的因循守旧自是深恶痛绝，他说道：“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第38）文学上的习惯，一是指文学在创作思想和审美趣味上形成的传统，二是指在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上形成的惯性。这些习惯常常会让后学者陷入模仿的窠臼而无法找到自我，因此说“杀许多之天才”。可见，文学教育不能被习惯所束缚，文学教育应当鼓励学生发挥天性与个性，从而使文学成为促进学生个性成长的沃土。
但是文学教育又不可能脱离传统，因为一旦完全脱离传统，文学教育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因此，与其说是文学教育不能被习惯所束缚，倒不如说文学教育应正确面对传统。中华民族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学历史、丰富的文学作品和悠久的传统。为此，王国维又说：“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第109）这里说的是文学教育要善于继承，从文学的宝贵财富中汲取营养，只有善于继承，才有可能善于创新。因此，在王国维看来，善于继承是学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文学教育又要引导学生观察自然人生。因为自然人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自然人生便是文学教育活的教材。对于自然人生，王国维提出了“出入法”，他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第117）所谓“入”，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姿态，展开与自然人生的对话，因而就能描写自然人生，使文学作品具有勃勃生机；所谓“出”，就是以第三者旁观的态度，从纷繁的现象、情节、细节当中发现本质，发现自然人生的意义，因此就能对自然人生作出评价，从而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立意。得“出入法”，可谓得文学教育之根本法，也就抓住了文学教育的创造内核。
三、文学教育以抒发真情为方法
那么文学教育当以何种方法实施呢？王国维曾在《文学小言》中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所谓游戏，即不计功利，发自真心。可见，王国维对文学教育中的真情十分重视。他在《人间词话》中说道：“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第41）在他看来，如果一位写作者能在作品中不用怀古咏史、评论时事、引用典故、过度修饰之类的写作手法，那么在文学之路已经过半了。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把抒发真情看作是文学上开始成熟的标志。
从抒发真情的角度出发，王国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代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第30）王国维对上述文体的“学”与“工”的难易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依据就是各种文体在形式上的制约程度。散文形式上较骈文自由，所以看起来容易学，但越是形式上自由，对于情感的真实要求就越高。因为读者对于散文，较少地注意它的音韵、形制，较多地关注它的内容，所以要写好散文就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散文这种文体在历史上的生命力就比骈文要强得多，其他的文体也是同理。
同时，在文学教育上，王国维还提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第107）针对客观与主观两类诗人，他提出了不同的阅世教育方法。客观的诗人，主要描写自然、社会，也就是“外宇宙”，因此，需要多阅世。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指的就是这一类的文学写作。而主观的诗人，其文学创作主要描写内心世界的情感，也就是“内宇宙”。这一类诗人，要表达自己真实、纯洁的情感，就不能沾染世俗的灰尘，所以要少阅世。实际上，虽然王国维对这两类人的文学教育的方法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其理念都是抒发真情，区别无非在于前者要求“外宇宙”之真，而后者要求“内宇宙”之真。
中国是文学大国，历史悠久，群星璀璨。我们的语文教育天然地负有文学教育的历史使命。坦率地讲，当代小学语文教育，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与重视是相当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育的质量与人才培养的规格。重读《人间词话》，重温其文学教育思想，对于当前的语文教育，不正是大有裨益吗？当然，《人间词话》博大精深，拙文管窥，仅得皮毛，求正于大方之家。
【关键词】文学教育 人格 创造 真情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的重要著作，作于1908～1910年。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觀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学术巨子。王国维在史学、文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敦煌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是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先生曾在《文学与教育》（《教育杂感》四则之四）中说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也。”可见他对文学教育极为重视。而他的文学教育思想，则生动而全面地体现在了著作《人间词话》中。《人间词话》是其文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融会西方学术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境界说”，建立了中国诗歌审美鉴赏的新标尺。细读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其文学教育思想的光辉。
一、文学教育以培育人格为内核
《人间词话》分析的对象是词作，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词人？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第106则，下文仅标注数字）所谓“赤子”，即心地纯洁的人。
可见，文学教育是要培养心地纯洁的人。因此，王国维的文学教育思想是以人格熏陶为内核，也就是说文学能力的发展与人格的发展是高度统一的，文学能力的发展需要以人格境界的提升作为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格的培育，文学教育便成为无根之木，徒然成为文字模仿的游戏。王国维在谈到学习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时指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第114）意思是说，学习文学绝不是仅仅学其形式与风格，对文学巨匠作文字上的模仿，更重要的是学习其胸襟，从而获得人生的教益，建立起人生观与价值观，否则便是东施效颦。
《人间词话》中最重要的艺术范畴是“境界”，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第31）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仅是外在的景物的投射，同时还是人内在的情感的真实流露，所以，文学作品的境界，页从“真景物”“真感情”中来。在感情上求真，这便是文学的教育功能。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第35）反之，也成立。“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页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第103）可见，人的情感与景物在文学上是相通相应的。在文学教育中，引导学生学会描写景物，即是在引导学生表达真实的感情，培养高雅的志趣，把人生的境界提升到美的境界。所以，王国维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第49）
在境界中，王国维又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33）“有我之境”，是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色彩；而“无我之境”，则是境界与“我”合二为一。无论境界中是否有“我”，王国维此说深刻地反映出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与艺术客体之间的关系，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在文学中表现自我。
二、文学教育以引导创造为目标
文学教育，其最终目标为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因为文学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表现。文学教育，就是要把儿童引导到学习创造的道路上来。
王国维对文学教育的因循守旧自是深恶痛绝，他说道：“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第38）文学上的习惯，一是指文学在创作思想和审美趣味上形成的传统，二是指在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上形成的惯性。这些习惯常常会让后学者陷入模仿的窠臼而无法找到自我，因此说“杀许多之天才”。可见，文学教育不能被习惯所束缚，文学教育应当鼓励学生发挥天性与个性，从而使文学成为促进学生个性成长的沃土。
但是文学教育又不可能脱离传统，因为一旦完全脱离传统，文学教育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因此，与其说是文学教育不能被习惯所束缚，倒不如说文学教育应正确面对传统。中华民族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学历史、丰富的文学作品和悠久的传统。为此，王国维又说：“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第109）这里说的是文学教育要善于继承，从文学的宝贵财富中汲取营养，只有善于继承，才有可能善于创新。因此，在王国维看来，善于继承是学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文学教育又要引导学生观察自然人生。因为自然人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自然人生便是文学教育活的教材。对于自然人生，王国维提出了“出入法”，他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第117）所谓“入”，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姿态，展开与自然人生的对话，因而就能描写自然人生，使文学作品具有勃勃生机；所谓“出”，就是以第三者旁观的态度，从纷繁的现象、情节、细节当中发现本质，发现自然人生的意义，因此就能对自然人生作出评价，从而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立意。得“出入法”，可谓得文学教育之根本法，也就抓住了文学教育的创造内核。
三、文学教育以抒发真情为方法
那么文学教育当以何种方法实施呢？王国维曾在《文学小言》中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所谓游戏，即不计功利，发自真心。可见，王国维对文学教育中的真情十分重视。他在《人间词话》中说道：“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第41）在他看来，如果一位写作者能在作品中不用怀古咏史、评论时事、引用典故、过度修饰之类的写作手法，那么在文学之路已经过半了。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把抒发真情看作是文学上开始成熟的标志。
从抒发真情的角度出发，王国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代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第30）王国维对上述文体的“学”与“工”的难易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依据就是各种文体在形式上的制约程度。散文形式上较骈文自由，所以看起来容易学，但越是形式上自由，对于情感的真实要求就越高。因为读者对于散文，较少地注意它的音韵、形制，较多地关注它的内容，所以要写好散文就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散文这种文体在历史上的生命力就比骈文要强得多，其他的文体也是同理。
同时，在文学教育上，王国维还提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第107）针对客观与主观两类诗人，他提出了不同的阅世教育方法。客观的诗人，主要描写自然、社会，也就是“外宇宙”，因此，需要多阅世。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指的就是这一类的文学写作。而主观的诗人，其文学创作主要描写内心世界的情感，也就是“内宇宙”。这一类诗人，要表达自己真实、纯洁的情感，就不能沾染世俗的灰尘，所以要少阅世。实际上，虽然王国维对这两类人的文学教育的方法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其理念都是抒发真情，区别无非在于前者要求“外宇宙”之真，而后者要求“内宇宙”之真。
中国是文学大国，历史悠久，群星璀璨。我们的语文教育天然地负有文学教育的历史使命。坦率地讲，当代小学语文教育，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与重视是相当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育的质量与人才培养的规格。重读《人间词话》，重温其文学教育思想，对于当前的语文教育，不正是大有裨益吗？当然，《人间词话》博大精深，拙文管窥，仅得皮毛，求正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