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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3个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后,新疆发布了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调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能使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同时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手段之一。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近年来采取诸多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家统计局7月21日发布报告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收入分配改革下半年可望取得实质性突破。专家认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各个阶层的利益转换,只有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构建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分配格局。
高层聚焦收入分配彰显改革决心
进入2010年,有关收入分配话题的议论就不绝于耳。中央高层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政府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决心,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讨论推向高潮。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2010年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温家宝总理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2010年5月公布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域,将提出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重点和措施。
2010年6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2010年7月15日、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分析讨论。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收入分配不合理关系的深层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背后却是收入严重不平衡——虽然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增长,但相比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快速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0%,比1992年下降1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要把搞好收入分配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政府要加大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力度,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个大的目标,是一个大的方向。
二、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尽管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表示,去年9月的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
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一些垄断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航空、烟草、电信、石油、电力等,收入普遍较高,而传统的农林牧渔等行业收入较低的情况又长期存在,且与垄断行业相比相差巨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用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四、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同时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多措并举构建收入分配新格局
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否从低、中、高三方面同时着手,在改变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问题、通过垄断行业改革、税收杠杆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张平指出,首先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次,在城镇,要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和支付的保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完善工资形成的制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还要再进一步发挥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综合协调产业、区域、价格等政策,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把“蛋糕”进一步分好。
杨宜勇认为,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水平,更要注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相对水平。劳动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谋求更好的工作岗位,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前提下更多地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容”要靠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需要税收的合理调节,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三、“少征”和“多收”。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员苏海南表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初次分配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初次分配尽量达到收入合理增长和提高公平性的目标。因此调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非常重要,主要的两条线路便是“少征”和“多收”。其中“少征”是针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大型央企和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例,以及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这样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促进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分配格局,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研究员陈步雷表示,收入分配在各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僵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改革理念不清晰,直接导致了运行机制不畅。如果持续从既得利益一方的经济利益和成本上权衡,那么改革自然难以推进。
四、可借鉴西方国家干预收入分配方面的成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开始逐步加强政府在分配领域的干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资的形成进行干预;二是通过税收制度进行调节;三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者或家庭进行转移支付。
专家认为,为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进行政府干预是必要也是可行的。政府干预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权衡,通过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来实现。同时,不能忽视市场的有效运转。市场初次分配的规范化、有序化为再分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卢劲杉[email protected]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近年来采取诸多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家统计局7月21日发布报告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收入分配改革下半年可望取得实质性突破。专家认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各个阶层的利益转换,只有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构建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分配格局。
高层聚焦收入分配彰显改革决心
进入2010年,有关收入分配话题的议论就不绝于耳。中央高层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政府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决心,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讨论推向高潮。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2010年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温家宝总理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2010年5月公布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域,将提出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重点和措施。
2010年6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2010年7月15日、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分析讨论。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收入分配不合理关系的深层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背后却是收入严重不平衡——虽然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增长,但相比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快速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0%,比1992年下降1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要把搞好收入分配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政府要加大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力度,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个大的目标,是一个大的方向。
二、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尽管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表示,去年9月的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
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一些垄断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航空、烟草、电信、石油、电力等,收入普遍较高,而传统的农林牧渔等行业收入较低的情况又长期存在,且与垄断行业相比相差巨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用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四、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同时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多措并举构建收入分配新格局
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否从低、中、高三方面同时着手,在改变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问题、通过垄断行业改革、税收杠杆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张平指出,首先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次,在城镇,要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和支付的保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完善工资形成的制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还要再进一步发挥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综合协调产业、区域、价格等政策,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把“蛋糕”进一步分好。
杨宜勇认为,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水平,更要注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相对水平。劳动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谋求更好的工作岗位,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前提下更多地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容”要靠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需要税收的合理调节,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三、“少征”和“多收”。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员苏海南表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初次分配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初次分配尽量达到收入合理增长和提高公平性的目标。因此调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非常重要,主要的两条线路便是“少征”和“多收”。其中“少征”是针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大型央企和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例,以及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这样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促进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分配格局,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研究员陈步雷表示,收入分配在各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僵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改革理念不清晰,直接导致了运行机制不畅。如果持续从既得利益一方的经济利益和成本上权衡,那么改革自然难以推进。
四、可借鉴西方国家干预收入分配方面的成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开始逐步加强政府在分配领域的干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资的形成进行干预;二是通过税收制度进行调节;三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者或家庭进行转移支付。
专家认为,为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进行政府干预是必要也是可行的。政府干预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权衡,通过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来实现。同时,不能忽视市场的有效运转。市场初次分配的规范化、有序化为再分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编辑:卢劲杉[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