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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试点开始，以集团军为基础的合成兵种建设就成为陆军建设的重点。这种现代化的尝试是在异常困难与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
中国军队组建集团军的尝试，除了源自现代化的追求，也是为了应对军队缩减带来的挑战。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队要忍耐”。
这也是一段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发展岁月。很快，当中国的集团军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海湾战争爆发，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增加投入、推进军队现代化，是公认的唯一出路。
同时，兵员以及军费规模仍需进一步压缩，使大量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到1996年，中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 01%，几乎是历史最低。
1999年起军队开支终于逐年递加，到2005年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的增幅。
邓小平在要求军队顾全大局时曾说，等到“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如今，随着先进战机和航空母舰的亮相，中国军队现代化终于进入新阶段。
“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
到1989年，解放军的规模和开支比例看起来已经低到了极限。经过历史性的大裁军，解放军总数下降到323万人，仅次于1958年大裁军的237万人。如果以1978年军费开支指数为100计算，1988年仅为75. 2。
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大江南北的部队都开始自己种菜、养猪。军工企业由于缺少军事订单，纷纷改制民品。
1989年11月12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泽民对于备受关注的军队待遇，肯定地说，通过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必将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经济搞上去了，军队的许多事情也就比较好办了。但是，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军队的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
他告诉大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是两头都要兼顾。“一方面，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继续贯彻忍耐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国防费也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使部队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江泽民特别提出，他一直不赞成军队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当然，为了弥补经费不足，结合军队的特点搞一点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但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解决军队的困难，中央要拿出一定的财力，同时还要号召全党和各级政府都要增强国防观念，积极关心和支持军队建设”。
1998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强调了这项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立即同所属单位办的一切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军队、武警部队要全部“吃皇粮”，政法机关也要全部“吃皇粮”。
80年代初以来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达到高潮。因为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太多、规模过大，以及国家财政支大于收，信贷规模过大等原因，在1987年、1988年还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89 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1990、1991 年的财政支出维持在 1989 年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加强装备建设还是增加生活开支，都将违反整个经济大势。事实上，经过过去10年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使得1991年开始的“八五”计划一开始就面临借钱干事的局面。
窘迫的军队
90年代中前期，军队继续“忍耐”，基层部队尤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至1996年，中国GDP从17695亿增加到67559亿元，而军费开支仅从290亿增加到720亿元。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宣布，3年内再次削减50万军人。到2000年3月裁军完成后，解放军总人数减至250万。当年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 6%，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值。
根据《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1995）》，自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如果保持1979年的国防经费实际购买水平，需5812亿元，而实际拨款4164亿元，缺额超过28%。即使达到这个水平，也相当于16年间没有任何增长。
如果按照5%以上的实际增速计算，16年间军队还应该增加3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16年间，军队至少减少了近5000亿元的开支。这些钱悉数用于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公共开支。
此外，根据1998年的《国防白皮书》，改革开放到那时，军队开放和腾让了101个机场、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1000多个仓库以及300多万平方米土地。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无偿转让给地方的。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等人的计算显示，国防总资本占全国总资本存量的比重从1953年的21. 0%，曾上升到1955年的25. 4%，之后基本保持在10%以上。1989年降至5. 6%，到2001年降至为2. 3%。这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占有的社会财富仅为2. 3%。
今天团职及以上干部都经历过“一套军装”的年代。在军装中，分为常服、作训服、礼服等。所谓常服，就是一般军装；作训服，即迷彩服。在八九十年代，乃至到新世纪，大多数中国军人包括军官只有一套常服。在夏季以外的季节里，没有其他更换的衣物。 他们只有周末才能清洗这套制服。如果洗得晚了，周一还没有晾干，就只能披着湿衣服去集合。
当时一套常服不到100元，250万军人配装就是2亿元左右。这种制度保持了20年。
经济上的弱势，使军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对比，在六七十年代经济最为紧张的时候，部队是中国最受保障的一个群体。当时，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在20%上下。
这样，在90年代中期，虽然部队原则上不再招收小学文化兵员，却只能吸引那些来自贫困偏远地区的年轻人，而军队科技人才转业下海也成为时髦。
1998年全国两会上，江泽民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全军都要增强大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的调整，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局。
打得赢的军队
与打造高科技军队相比，解放军先组建了精锐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这也是在减少部队规模的同时提高战斗力的核心举措。
1990年12月，全军军事工作会议确定，加快组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我国地域广大、疆界漫长，单纯依靠部队数量，一步一岗，搞人海战术，养兵再多也不够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准备时间短，进程很快，初战即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军必须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快速反应部队。”
1991年震动中国军界的海湾战争爆发。当年6月，军队高层专门针对海湾战争三次召开座谈会上，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军队变革的序幕。只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变革的脚步尤其蹒跚。
江泽民在三次座谈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他开头就提到：“今天谈的是电子技术问题。电子技术是领头的，不管是航空，还是导弹等其他有关武器，都与电子技术有关系。在电子技术方面，现在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江泽民的几次讲话涵盖了体制改革、国防科技、军费增加、自力更生等几个方面。他说：“我们在武器装备上确实落后了一大截，有些原来就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不能坐井观天、盲目自满，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地把国防科技搞上去，使我们能够对付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对于国防经费，他也说：“要妥善处理国防经费问题。对国防建设，要适当增加投资力度，但也不能一下子投入很多。国防经费增长，必须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经费的投入也会逐年有所增加。”
这是那个时代中国领导人唯一的选择。
1993年初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确立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1996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全军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新军事变革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要求全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
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确立为指导方针。而此前在200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机械化和信息化是解放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其实是给当时正在向机械化过渡的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时中国军队以及整个国家面临的情况，已与13年前大大不同。从1998年开始，国防经费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扭转。2001年，国防经费比上年增长17. 7%，为近30年来最高。第二年也保持了17. 6%的增幅。
具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时代立项的歼10战机历经20年终于开始列装部队。
2011年5月，正在美国访问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非购置先进武器，已故中国领导人曾要求中国军队“忍耐”，因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事投入非常小，现在完全是补偿式发展。
他认为，中美两国军力有20年的差距。
“打得赢、不变质”，这是从80年代忍耐时期到90年代转折时代，中国领导人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而在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之后，解放军也终于迎来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契机。
中国军队组建集团军的尝试，除了源自现代化的追求，也是为了应对军队缩减带来的挑战。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队要忍耐”。
这也是一段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发展岁月。很快，当中国的集团军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海湾战争爆发，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增加投入、推进军队现代化，是公认的唯一出路。
同时，兵员以及军费规模仍需进一步压缩，使大量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到1996年，中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 01%，几乎是历史最低。
1999年起军队开支终于逐年递加，到2005年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的增幅。
邓小平在要求军队顾全大局时曾说，等到“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如今，随着先进战机和航空母舰的亮相，中国军队现代化终于进入新阶段。
“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
到1989年，解放军的规模和开支比例看起来已经低到了极限。经过历史性的大裁军，解放军总数下降到323万人，仅次于1958年大裁军的237万人。如果以1978年军费开支指数为100计算，1988年仅为75. 2。
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大江南北的部队都开始自己种菜、养猪。军工企业由于缺少军事订单，纷纷改制民品。
1989年11月12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泽民对于备受关注的军队待遇，肯定地说，通过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必将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经济搞上去了，军队的许多事情也就比较好办了。但是，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军队的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
他告诉大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是两头都要兼顾。“一方面，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继续贯彻忍耐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国防费也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使部队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江泽民特别提出，他一直不赞成军队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当然，为了弥补经费不足，结合军队的特点搞一点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但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解决军队的困难，中央要拿出一定的财力，同时还要号召全党和各级政府都要增强国防观念，积极关心和支持军队建设”。
1998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强调了这项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立即同所属单位办的一切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军队、武警部队要全部“吃皇粮”，政法机关也要全部“吃皇粮”。
80年代初以来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达到高潮。因为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太多、规模过大，以及国家财政支大于收，信贷规模过大等原因，在1987年、1988年还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89 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1990、1991 年的财政支出维持在 1989 年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加强装备建设还是增加生活开支，都将违反整个经济大势。事实上，经过过去10年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使得1991年开始的“八五”计划一开始就面临借钱干事的局面。
窘迫的军队
90年代中前期，军队继续“忍耐”，基层部队尤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至1996年，中国GDP从17695亿增加到67559亿元，而军费开支仅从290亿增加到720亿元。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宣布，3年内再次削减50万军人。到2000年3月裁军完成后，解放军总人数减至250万。当年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减至7. 6%，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值。
根据《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1995）》，自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如果保持1979年的国防经费实际购买水平，需5812亿元，而实际拨款4164亿元，缺额超过28%。即使达到这个水平，也相当于16年间没有任何增长。
如果按照5%以上的实际增速计算，16年间军队还应该增加3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16年间，军队至少减少了近5000亿元的开支。这些钱悉数用于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公共开支。
此外，根据1998年的《国防白皮书》，改革开放到那时，军队开放和腾让了101个机场、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1000多个仓库以及300多万平方米土地。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无偿转让给地方的。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等人的计算显示，国防总资本占全国总资本存量的比重从1953年的21. 0%，曾上升到1955年的25. 4%，之后基本保持在10%以上。1989年降至5. 6%，到2001年降至为2. 3%。这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占有的社会财富仅为2. 3%。
今天团职及以上干部都经历过“一套军装”的年代。在军装中，分为常服、作训服、礼服等。所谓常服，就是一般军装；作训服，即迷彩服。在八九十年代，乃至到新世纪，大多数中国军人包括军官只有一套常服。在夏季以外的季节里，没有其他更换的衣物。 他们只有周末才能清洗这套制服。如果洗得晚了，周一还没有晾干，就只能披着湿衣服去集合。
当时一套常服不到100元，250万军人配装就是2亿元左右。这种制度保持了20年。
经济上的弱势，使军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对比，在六七十年代经济最为紧张的时候，部队是中国最受保障的一个群体。当时，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在20%上下。
这样，在90年代中期，虽然部队原则上不再招收小学文化兵员，却只能吸引那些来自贫困偏远地区的年轻人，而军队科技人才转业下海也成为时髦。
1998年全国两会上，江泽民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全军都要增强大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的调整，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局。
打得赢的军队
与打造高科技军队相比，解放军先组建了精锐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这也是在减少部队规模的同时提高战斗力的核心举措。
1990年12月，全军军事工作会议确定，加快组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我国地域广大、疆界漫长，单纯依靠部队数量，一步一岗，搞人海战术，养兵再多也不够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准备时间短，进程很快，初战即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军必须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快速反应部队。”
1991年震动中国军界的海湾战争爆发。当年6月，军队高层专门针对海湾战争三次召开座谈会上，从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军队变革的序幕。只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变革的脚步尤其蹒跚。
江泽民在三次座谈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他开头就提到：“今天谈的是电子技术问题。电子技术是领头的，不管是航空，还是导弹等其他有关武器，都与电子技术有关系。在电子技术方面，现在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江泽民的几次讲话涵盖了体制改革、国防科技、军费增加、自力更生等几个方面。他说：“我们在武器装备上确实落后了一大截，有些原来就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不能坐井观天、盲目自满，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地把国防科技搞上去，使我们能够对付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对于国防经费，他也说：“要妥善处理国防经费问题。对国防建设，要适当增加投资力度，但也不能一下子投入很多。国防经费增长，必须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经费的投入也会逐年有所增加。”
这是那个时代中国领导人唯一的选择。
1993年初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确立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1996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全军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新军事变革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要求全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
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确立为指导方针。而此前在200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机械化和信息化是解放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其实是给当时正在向机械化过渡的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时中国军队以及整个国家面临的情况，已与13年前大大不同。从1998年开始，国防经费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扭转。2001年，国防经费比上年增长17. 7%，为近30年来最高。第二年也保持了17. 6%的增幅。
具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时代立项的歼10战机历经20年终于开始列装部队。
2011年5月，正在美国访问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非购置先进武器，已故中国领导人曾要求中国军队“忍耐”，因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事投入非常小，现在完全是补偿式发展。
他认为，中美两国军力有20年的差距。
“打得赢、不变质”，这是从80年代忍耐时期到90年代转折时代，中国领导人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而在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之后，解放军也终于迎来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