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于9月8日出版发行。第一卷收录《“正点”是民航服务质量的中心》一稿。1991年4月，朱镕基访问西欧，早晨到机场后才知道，飞机不能起飞。询问原因得知：飞机的油管坏了，“要换，要开票、办手续，要晚点到下午两点半起飞”。但到两点半也没能准点起飞，机长解释说，装行李的临时工不懂配载业务，摆得不平衡，他带头上机才把行李摆好。
　　网载：朱镕基“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出访，是否配有专机，我百姓无从得知。读这个文本，感觉他坐的似是民航班机。
　　1991年10月7日，朱镕基参加全国民航服务工作年度会议，他发问：摆行李，是否有制度？是否应该有个人去监督？怎么能让临时工随便放？有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要从内部找原因。又说：“民航的一切作为，代表国家的形象、民族的精神。”他特别强调航班“正点率”：“不正点，其实也是没有安全感，这不是指飞机掉下来，而是不知道几点飞。” “一个国家的民航水平很低，飞机老不正点，如果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前途的。”
　　朱镕基没问油管的“技术问题”，他问“摆放行李”。喷气机空客长途飞行必须“配载平衡”，是规则，也是常识。真是不说不知道，在20年前，副总理朱镕基就已经碰上了“临时工”。不就是旅客行李么，唤几个有把子力气的社会劳力来，搬搬放放，堆堆叠叠，塞进飞机肚子里，不就完事可以飞了么。
　　朱镕基当年问摆行李“是否有制度”，现在读来口吻温和。早在朱镕基任上海市代市长的1988年，他就被台湾《人权论坛》记者周幼非因飞机误点而质问过了。当年4月，周幼非第一次到大陆，采访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他于晚上10点左右降落上海，原想转机飞北京，但该机误点停飞。宾馆一夜，他改坐早班机到京。会议第三天，朱镕基出席记者招待会，周幼非现场将上海飞机误点，当时走投无路的抱怨，对市长“放了一炮”。朱镕基听后说：“周先生，上海交通问题不理想，不仅你不满意，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我现在还是代市长，假以时日会令你刮目相看的，那天晚上的事，我向你表示道歉！”会后，朱镕基专门走到周幼非面前，拉着他手说：“周先生，我欢迎你这位心直口快的记者去上海访问。”
　　自此，周幼非每去上海采访，朱镕基就接见，请他谈对上海的看法，以及提意见。1989年10月，朱镕基在衡山宾馆和周会面，两人辞别时他对秘书说：“与周见面四十分钟时间是不够的！你们要记住！” 朱镕基调北京任职，每次“人大”记者会后，只要见周幼非在，就主动走过去和他打招呼、握手。很多记者问他跟朱镕基有什么特殊关系，周幼非回答说：“没有特殊关系，要说有，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批评了他。”（摘自2005年12月17日《团结报》）
　　去年6月，我第二次赴都江堰采访。准点上机，关门即听到广播：因空中管制原因，飞机两小时后起飞。过了两小时，广播再次重复：因空中管制原因，飞机还需等待两小时。当时机内满员，空调不足，气氛浑浊，有操川音的旅客在大声争吵，有些则安逸地打起了扑克。我跟一位空姐说，我要出舱，到安检过的区域内“透气”；我甚至接近“咆哮”：我去开舱门，我就能够出去，不过是警察来押着我出去，我是不能那么做的；“你们开的究竟是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空姐始终很客气：当班驾驶员是外国人，我去沟通，请他与控制台联络，“你看好吗”？在机舱闷了5个多小时，起飞。2个多小时后落地双流机场。空姐对我说：成都到了。我回答：我以为是伊朗到了。
　　我的误点，与朱镕基的“不知道几点飞”，相隔了20年时间。
　　前天，读出版社负责人答记者问：出版《朱镕基讲话实录》，没有任何特殊意图，没有任何特殊目的，不存在选择时机的问题；出版“实录”不是想面对今天的现实，“只是记录历史”。如是，无针砭，不镜鉴，出版业印刷与塑料花作坊，有何行业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