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家住北京朝阳区的60岁的赵先生花了近3000元钱就乐呵呵的把两台国产32英寸电视机抱回了家；1995年赵先生的儿子结婚时，3000元钱连25英寸的彩电都买不了；1970年，赵先生托了好多人、好不容易得了一张电视机票，排了好几天的队都没拿着。从这小小电视机价格20多年来的变迁，赵先生不无感慨：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相信和赵先生有着同样感叹的人不在少数，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深深地随同票证时代的回忆烙在了好几代人的心中。
　　
　　物质极大丰富，为什么还是感觉“短缺”？
　　
　　中国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3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目前商务部统计的700多种商品，供不应求的几乎没有，大部分都供大于求，甚至很多物品都在仓库里积压着。于是有经济学家大呼中国已经进入了“过剩”时代。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不过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过剩”现象呢？难道真的是东西太多了吗？
　　“还不是。在产品过剩的同时，我国还有3000多万农民、2000余万城镇居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城乡居民不敢或无力消费，造成消费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05、2006年分别为36.1%和35.7%，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推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告诉记者。“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实际需要强烈，但市场需求不足，关键在于支付能力下降，而内需不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品的短缺和低效。”
　　“最近物价‘蹭蹭’的在往上涨，猪肉涨了、鸡蛋涨了、方便面都涨了，接下来什么会涨谁知道啊。在北京工作5年了，工资是比刚来的时候涨了，可涨幅跟物价和房价相比，实在比蜗牛爬还慢，在外人眼里，我是个小白领，可你不知道我基本上都不敢花钱，房子还没买，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在一家国企工作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来北京打工了10年的王先生，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已经买下了一套房子，把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子都接到了北京，一家团聚的欣喜还没持续多久，王先生就为儿子的上学犯愁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上北京的公立学校都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这对已经为房子掏空了口袋的李先生来说是雪上加霜，但他表示，就是借钱也得找个好的学校给儿子读书。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采访对象在被问及是否觉得自己已经真正告别“短缺”时，答案都是否定的。“缺什么”的焦点都集中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而这些都是政府应该为民众提供的公共品。那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它有三大特征：非排他性、非盈利性、非竞争性。
　　“短缺”问题带有时代的阶段性的特征。如今的“短缺”已经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有了明显的区别。以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短缺，而如今百姓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今天中国的这种短缺是 “结构性短缺”，一种相对的“短缺”，是由于供求关系不平衡造成的。结构性短缺会导致公共投入的低效率。表现为当前老百姓对于公共产品特别是优质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却相对滞后。
　　
　　对公平分配的渴望日益强烈
　　
　　1998年中国国内市场由短缺转为相对宽裕，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标志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一直以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主，不仅造就了公众私人消费品能力的攀升,而且极大地抬高了公共品的消费能力和需求标准，然而问题是,公共品供给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公共品的缺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因此产生。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都热衷于追求GDP的增长，你看政府机关的豪华办公楼总是盖得漂漂亮亮的，但老百姓对公共品的迫切需求，政府的财力却没有往这方面倾斜，很多地方公共财政拿出很大一笔钱，投资于大医院，盖豪华大楼、豪华病房，但对社区医院、农村医院的投入却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偏离了追求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浙江大学金融学教授柴效武教授指出。
　　有专家表示，前几年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遭遇公众质疑，盖因这些举措违背了公共产品的本性，把本应由政府做的事推给市场了，遭遇了“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短缺凸显政府职能转变的紧迫，倒逼政府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步伐。
　　于晓青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提起短缺，他对记者发了一肚子的牢骚：我觉得这个社会是越来越不公平了，家里花了好多钱让我上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可我毕业了花了很大力气才找了份工资不高的工作，别说买房子了，连租房我都觉得吃力，现在女朋友都离我而去了。
　　由于公民缺少对权力和资本的制衡，使得民众在“经济发展巨大成果”的“分享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迫切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同时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采访中，有的人甚至怀念起计划经济那种“大家都贫穷，但公平”的时代。原因是病了有公费医疗、就业和住房有国家分配。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民众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必须予以积极引导。让民众感到公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向公众平等提供更多的教育、就业、住房等公共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教授认为，消除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品的短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前提，应建立财政型社会保障体制。经济学意义的社会保障不是社会互助，不是商业保险，不是强制储蓄，也不是社会救济、优抚和福利，它是一种以特殊公共品形式耗费的宏观经济成本。不管收入差异多大，只要有了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没有了后顾之忧，人们的心气就是平衡的，社会就能维持和谐状态。有了保障，居民也才敢消费，这也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出席有关会议时宣布，中国开始“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称此举“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势而为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广大农村群众殷切期盼的一件好事，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所办的一件实事。”我们坚信，公共财政让公众分享具体措施的落实，民众将真正告别“短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