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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秘书的参谋建议导向，往往会对上司采取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秘书的思想深度、思维方式等都可能会对上司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将以《三国志》的相关史实为依据，并结合《三国演义》的相关内容描述，以“丕植争储”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必然结局审视秘书对领导决策的导向作用，以此来指导当今的秘书工作。
【关键词】丕植争储；導向作用；秘书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在汉末群雄并起、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施展政治手腕而统一北方，为后来西晋重新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诚然诸葛亮所说“曹操占天时”（《隆中对》）的因素，但天时是上天赋予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而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天时”，把“天时”用到了极致。正所谓“大奸必有大智”，不得不承认曹操是一代谋略大师，对手下各色人或打压、或重用、或猜忌，都体现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也正应了诸葛亮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自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也充分体现出了曹操的智慧所在。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曹操不仅仅只局限于观察两位候选人的曹丕与曹植，也同时在观察两个儿子身边之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确目光如炬。我们从曹丕与曹植争储的结局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公子身边“秘书”的眼界、智慧、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高低优劣。可以说，正是因为曹丕与曹植这些身边“秘书”导向作用的差异，为后来两位公子争储结局的必然性产生了决定作用，同时，身边“秘书”也对曹丕与曹植在性格、心智、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分别通过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对二人政治智慧、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
从以上选文可以看出，曹植是一个聪颖早慧、天纵奇才的少年文豪，后世以“才高八斗”形容其诗才是当之无愧的。也正是因为其出色的文学造诣，深受同样是文学家的父亲曹操的喜爱。同时，在与杨修、丁仪、丁廙等人交游之前，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低调作风，也深得当时因“挟天子令诸侯”而被世人称作“汉贼”的曹操赞许，从“特见宠爱”四字可见一斑，而“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则将曹操的宠爱推向了顶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时年20岁，“封平原侯”；而当时年长曹植5岁的兄长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时年23岁，“徙封临淄侯”。其时，曹操尚未晋位魏王（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晋位魏王），而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曹丕“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从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这六年间，曹丕与曹植在继承人问题上，应该是并驾齐驱、你追我赶的，起码在曹操心中还没有最终拍板谁为王世子，在《三国志》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条证据可以证明：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
《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羽，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从曹操“不时立太子”的行为和贾诩“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的表述，可以看出，曹操对曹丕与曹植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是十分挣扎的，而最终确定继承人为曹丕，当然不会如史书记载中所说“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那么简单，仅凭“外人”贾诩的一句话，就把关系到家族命运大事的“立储”武断地做出决定，显然不是政坛老手曹操的处事风格。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曹操晋位魏王的第二年（公元217年），曹丕被立为王世子，并于三年后（公元220年）废汉自立为皇帝。根据上述相关史料记载，从建安十九年至建安二十二年，短短三年中，曹丕与曹植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曹丕成功实现“逆袭”，最终战胜了曹植，成为曹操王位的继承人。显而易见，这并非曹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两人（甚至包括他们身边之人）的仔细观察和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在这三年中，曹丕与曹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曹操下定决心确立曹丕为王世子？曹操临终前对曹植的评价“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否符合史实？曾经被曹操“平生所爱第三子植”究竟哪些行为让曹操放弃了他？我们还是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首先确定最初曹操看重曹植，而非曹丕，这是“丕植争储”的前提。按照古代嫡长继承制度，曹丕继承曹操的丞相位和魏王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操从来没有器重过曹植，那“丕植争储”的命题便没有讨论的价值。我们从《三国志》中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魏志·丁廙传》中记载：“……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太祖深纳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三国志·魏志·任城王彰传》：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三国志·魏志·丁仪传》中“太祖既有意欲立植……”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丁仪骂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
从陈寿《三国志》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相互对照分析，从曹操、曹彰、丁仪等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最初曹操对曹植的器重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曹操所言“吾欲立之为嗣”可以证明曹操最初欲立曹植为继承人是有充分依据的，即便在曹操临终时依然说曹植为自己平生所爱，而“因此不立”一语，则从侧面证实了曹操曾经是想立曹植为继承人的。
如果说丁仪、丁廙兄弟身为曹植门客，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计，绞尽脑汁地在曹操面前说自己主子好话在情理之中，而不能作为曹操器重曹植依据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对手的兄长曹丕的一些行为则足以证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已为曹丕所惧与所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太子惧，告质……”
从太子（指曹丕）的“患”与“惧”明显可以看出曹丕已经感受到了曹植的威胁，曾在袁绍与刘表那里发生过的“废长立幼”之事将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不惜甘冒其险“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此外，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后成为曹魏司徒的华歆在对曹丕讲“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于是有了后来“七步成诗”，也有了曹植一生贬谪数地的后话。
“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分析。“丕植争储”最终以曹丕胜利、曹植失败而告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曹植的失败？曹丕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了“逆袭”？通过《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认为除了曹丕与曹植的性格以外，两人身边“秘书”人员对其政治智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曹丕的成功、曹植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人身边“秘书”人员所导致的。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所能承担的责任。若单论继承人这一点来说，曹植无疑是失败者，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但从后人评价其“才高八斗”来说，曹植无疑又是文学方面的成功者；而曹丕最终成为魏文帝，自然是政治的成功者。对于两位“成功者”与“失败者”来说，两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从针对同一事例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性格的不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临终前评价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所言非虚，这或许是由于曹植天生浪漫气质所致，或许是受身边人的影响，总之，在文采与诗才方面天纵奇才的曹植，在政治谋略与城府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纵然有性格的因素，但是也与曹植身边的“秘书”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人没有很好地发挥规劝、约束、引导、谋划的参谋功能不无关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对于曹丕身边的贾诩、吴质、司马懿等胸有城府、老谋深算的谋略家，曹植身边的“秘书”如同一群酒囊饭袋，充其量与曹植是酒肉朋友，而这些不称职的“秘书”导致了曹植最终的悲剧命运。我们通过对比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人员发挥的导向作用，可以看到这种导向作用对两人为人处世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在未经查验、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杨修就武断地“以白太祖”，想通过私会大臣的罪名置曹丕于死地，但弄巧成拙，不但其构陷之术被吴质轻松识破并化解，而且反咬杨修一口，最终祸及曹植。从杨修与吴质的这一次斗法，可以明显看到杨修的意气用事与吴质的胸有城府，于是“太祖由是疑焉”便顺理成章了，曹操对曹植的不信任也就正常不过了。
杨修等人政治智慧的不成熟，直接影响到曹植行为方式的不成熟。可以说，曹植身边的“秘书”多为狂士，书生气十足，缺乏足够的政治谋略与智慧。同时，杨修等人犯了下属的大忌：“忖度太祖意”，而最终杨修“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杨修等人的这种书生气的大忌自然影响了曹植的政治选择，在与曹丕争储中多表现出的意气用事给曹操留下了不良印象。杨修之死其实不过是替曹植受过，同时也是曹操最终放弃曹植的直接表现。
杨修等“秘书”的导向作用对曹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在犯错之后，并没有及时地去弥补，没有及时对曹植的行为做出规劝与调整，致使曹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预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圆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从以上四则史实可以看出，杨修等人作为曹植身边的智囊，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参谋功能，没有为曹植提供正確的思维导向和行为导向，而在屡次吃亏之后，也没有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对曹植的不成熟行为加以引导和劝诫，导致曹植政治不成熟的程度日益加深。“司马门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事一出，曹操大怒，导致“植宠日衰”。此时正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即曹丕被立为王世子之年，也许正是“司马门事件”为“丕植争储”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通过《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有关“丕植争储”的记叙和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储结局是必然的，除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的性格以外，以杨修、丁氏兄弟、贾逵、王凌等人为代表的“秘书智囊团”对曹植性格的发展、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等方面的形成有十分严重的导向错误。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地发挥自身应该具备的观察、分析、参谋、辅助决策的秘书职能，没有为曹植在这场争储大戏中提供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因此，曹植在与曹丕的争储斗争中的结局是注定失败的。我们通过对比杨修等人与贾诩、吴质等人的导向作用与参谋智慧，更加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分析“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其实是以古证今，为今天的秘书人员提供借鉴的范本，使秘书人员能够更好地发挥参谋咨询、辅助决策的正确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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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文盛.狂狷不羁与秘书何缘——从杨修人格看秘书禁忌[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1997（3）.
【关键词】丕植争储；導向作用；秘书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在汉末群雄并起、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施展政治手腕而统一北方，为后来西晋重新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诚然诸葛亮所说“曹操占天时”（《隆中对》）的因素，但天时是上天赋予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而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天时”，把“天时”用到了极致。正所谓“大奸必有大智”，不得不承认曹操是一代谋略大师，对手下各色人或打压、或重用、或猜忌，都体现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也正应了诸葛亮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自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也充分体现出了曹操的智慧所在。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曹操不仅仅只局限于观察两位候选人的曹丕与曹植，也同时在观察两个儿子身边之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确目光如炬。我们从曹丕与曹植争储的结局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公子身边“秘书”的眼界、智慧、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高低优劣。可以说，正是因为曹丕与曹植这些身边“秘书”导向作用的差异，为后来两位公子争储结局的必然性产生了决定作用，同时，身边“秘书”也对曹丕与曹植在性格、心智、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分别通过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对二人政治智慧、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
从以上选文可以看出，曹植是一个聪颖早慧、天纵奇才的少年文豪，后世以“才高八斗”形容其诗才是当之无愧的。也正是因为其出色的文学造诣，深受同样是文学家的父亲曹操的喜爱。同时，在与杨修、丁仪、丁廙等人交游之前，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低调作风，也深得当时因“挟天子令诸侯”而被世人称作“汉贼”的曹操赞许，从“特见宠爱”四字可见一斑，而“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则将曹操的宠爱推向了顶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时年20岁，“封平原侯”；而当时年长曹植5岁的兄长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时年23岁，“徙封临淄侯”。其时，曹操尚未晋位魏王（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晋位魏王），而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曹丕“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从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这六年间，曹丕与曹植在继承人问题上，应该是并驾齐驱、你追我赶的，起码在曹操心中还没有最终拍板谁为王世子，在《三国志》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条证据可以证明：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
《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羽，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从曹操“不时立太子”的行为和贾诩“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的表述，可以看出，曹操对曹丕与曹植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是十分挣扎的，而最终确定继承人为曹丕，当然不会如史书记载中所说“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那么简单，仅凭“外人”贾诩的一句话，就把关系到家族命运大事的“立储”武断地做出决定，显然不是政坛老手曹操的处事风格。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曹操晋位魏王的第二年（公元217年），曹丕被立为王世子，并于三年后（公元220年）废汉自立为皇帝。根据上述相关史料记载，从建安十九年至建安二十二年，短短三年中，曹丕与曹植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曹丕成功实现“逆袭”，最终战胜了曹植，成为曹操王位的继承人。显而易见，这并非曹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两人（甚至包括他们身边之人）的仔细观察和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在这三年中，曹丕与曹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曹操下定决心确立曹丕为王世子？曹操临终前对曹植的评价“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否符合史实？曾经被曹操“平生所爱第三子植”究竟哪些行为让曹操放弃了他？我们还是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首先确定最初曹操看重曹植，而非曹丕，这是“丕植争储”的前提。按照古代嫡长继承制度，曹丕继承曹操的丞相位和魏王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操从来没有器重过曹植，那“丕植争储”的命题便没有讨论的价值。我们从《三国志》中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魏志·丁廙传》中记载：“……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太祖深纳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三国志·魏志·任城王彰传》：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三国志·魏志·丁仪传》中“太祖既有意欲立植……”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丁仪骂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
从陈寿《三国志》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相互对照分析，从曹操、曹彰、丁仪等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最初曹操对曹植的器重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曹操所言“吾欲立之为嗣”可以证明曹操最初欲立曹植为继承人是有充分依据的，即便在曹操临终时依然说曹植为自己平生所爱，而“因此不立”一语，则从侧面证实了曹操曾经是想立曹植为继承人的。
如果说丁仪、丁廙兄弟身为曹植门客，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计，绞尽脑汁地在曹操面前说自己主子好话在情理之中，而不能作为曹操器重曹植依据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对手的兄长曹丕的一些行为则足以证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已为曹丕所惧与所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太子惧，告质……”
从太子（指曹丕）的“患”与“惧”明显可以看出曹丕已经感受到了曹植的威胁，曾在袁绍与刘表那里发生过的“废长立幼”之事将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不惜甘冒其险“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此外，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后成为曹魏司徒的华歆在对曹丕讲“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于是有了后来“七步成诗”，也有了曹植一生贬谪数地的后话。
“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分析。“丕植争储”最终以曹丕胜利、曹植失败而告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曹植的失败？曹丕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了“逆袭”？通过《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认为除了曹丕与曹植的性格以外，两人身边“秘书”人员对其政治智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曹丕的成功、曹植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人身边“秘书”人员所导致的。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所能承担的责任。若单论继承人这一点来说，曹植无疑是失败者，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但从后人评价其“才高八斗”来说，曹植无疑又是文学方面的成功者；而曹丕最终成为魏文帝，自然是政治的成功者。对于两位“成功者”与“失败者”来说，两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从针对同一事例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性格的不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临终前评价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所言非虚，这或许是由于曹植天生浪漫气质所致，或许是受身边人的影响，总之，在文采与诗才方面天纵奇才的曹植，在政治谋略与城府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纵然有性格的因素，但是也与曹植身边的“秘书”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人没有很好地发挥规劝、约束、引导、谋划的参谋功能不无关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对于曹丕身边的贾诩、吴质、司马懿等胸有城府、老谋深算的谋略家，曹植身边的“秘书”如同一群酒囊饭袋，充其量与曹植是酒肉朋友，而这些不称职的“秘书”导致了曹植最终的悲剧命运。我们通过对比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人员发挥的导向作用，可以看到这种导向作用对两人为人处世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在未经查验、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杨修就武断地“以白太祖”，想通过私会大臣的罪名置曹丕于死地，但弄巧成拙，不但其构陷之术被吴质轻松识破并化解，而且反咬杨修一口，最终祸及曹植。从杨修与吴质的这一次斗法，可以明显看到杨修的意气用事与吴质的胸有城府，于是“太祖由是疑焉”便顺理成章了，曹操对曹植的不信任也就正常不过了。
杨修等人政治智慧的不成熟，直接影响到曹植行为方式的不成熟。可以说，曹植身边的“秘书”多为狂士，书生气十足，缺乏足够的政治谋略与智慧。同时，杨修等人犯了下属的大忌：“忖度太祖意”，而最终杨修“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杨修等人的这种书生气的大忌自然影响了曹植的政治选择，在与曹丕争储中多表现出的意气用事给曹操留下了不良印象。杨修之死其实不过是替曹植受过，同时也是曹操最终放弃曹植的直接表现。
杨修等“秘书”的导向作用对曹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在犯错之后，并没有及时地去弥补，没有及时对曹植的行为做出规劝与调整，致使曹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预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圆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从以上四则史实可以看出，杨修等人作为曹植身边的智囊，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参谋功能，没有为曹植提供正確的思维导向和行为导向，而在屡次吃亏之后，也没有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对曹植的不成熟行为加以引导和劝诫，导致曹植政治不成熟的程度日益加深。“司马门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事一出，曹操大怒，导致“植宠日衰”。此时正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即曹丕被立为王世子之年，也许正是“司马门事件”为“丕植争储”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通过《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有关“丕植争储”的记叙和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储结局是必然的，除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的性格以外，以杨修、丁氏兄弟、贾逵、王凌等人为代表的“秘书智囊团”对曹植性格的发展、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等方面的形成有十分严重的导向错误。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地发挥自身应该具备的观察、分析、参谋、辅助决策的秘书职能，没有为曹植在这场争储大戏中提供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因此，曹植在与曹丕的争储斗争中的结局是注定失败的。我们通过对比杨修等人与贾诩、吴质等人的导向作用与参谋智慧，更加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分析“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其实是以古证今，为今天的秘书人员提供借鉴的范本，使秘书人员能够更好地发挥参谋咨询、辅助决策的正确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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