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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斗下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足取，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股权分置改革同样如此。
——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有人说，2002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法治年。
2002年新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知的通知》，宣布法院将有条件地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证券民事赔偿的大门从此打开。
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纸“死亡通知书”正式下达：“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央行决定“撤销该公司”。
12月30日， 周小川卸任证监会主席，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尚福林正式出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五任主席。周小川在任期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尚福林在履新之初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市场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这一年，“担保圈”现象愈演愈烈，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疆啤酒花、上海ST兴业、上海ST国嘉、福建三木集团等五大担保链浮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担保圈”链中链，给众多上市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甚至给部分公司带来灭顶之灾。
面对众多的矛盾和问题，尚福林领导中国证监会，开始探讨克服中国股市发展瓶颈的新途径。
于是，股权分置问题开始被提及并浮出水面，这成为2003年理论界和市场广泛参与、积极关注的热点问题和话题，经过长达半年的大讨论，为今后的股改做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统一规则，分散决策”成为解决股权分置方案的主流设计思想。
“贵族”猝死前的狂欢
在本刊连载的前几期，多次提到过“中经开”的名字。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和同年8月发生的长虹转配股事件，两次大手笔的运作堪称“中经开”的“代表作”。
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对其下达“死亡通知书”：“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央行决定“撤销该公司”。而此时无疑正是“中经开”事业的顶峰时期，对于这一决定很多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银广夏事件”是撤销“中经开”的导火索，这充分彰显出国有相关部门以及监管层整治证券市场坐庄行为的决心。
截止2000年底，“中经开”的总资产为154亿元，13年来共创利税16亿元。因为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资产庞大、业务量较大、政策性较强，因此中经开一直被认为是信托投资公司里面特殊“贵族阶层”。其得天独厚的财政背景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中经开”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的一位部长，以后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
究竟是“中经开”树大招风，还是“中经开”的特权太大了？当时有媒体作出了十分尖锐的抨击。直到多年以后，其中的内幕仍然不为人知，人们更是闹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关系竟然能让上海证券交易所敢冒如此大的道德、信用风险呢？
随后，国家审计署开始对“中经开”进行审计，通过一年时间的调查，事情终于真相大白。据后来“中经开”的总经理姜继增在法庭上交代，1999年4月至7月间，“中经开”在他的授意下，公司证券总部交易部大量连续买卖东方电子股票，2000年5月至6月间成功出货，从中非法获利5.5亿余元。
在东方电子的股票上大获全胜之后，“中经开”又开始故伎重施，转战银广夏。没想到大量买入银广夏股票之后，还未来得及出货，银广夏的阴谋和陷阱就被揭穿，在2001年银广夏泡沫破灭时，“中经开”几乎全军覆没。
尽管中经开历史上多次违规操作之后总能逢凶化吉，尽管知情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曾打算力保“中经开”，但遭到其他监管部门的反对。此间媒体也评论认为中经开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当初为所欲为，能遭遇猝死的结局吗？
流星即逝
如果说“中经开”是一个时代枭雄的陨落，那么，同处一时代的周正毅、仰融、刘波上演的则是流星般划过的美丽。他们曾经都是资本新贵，曾经出现在富豪榜的名单里，最后的结局也都那么的相似。
在这个特定的年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仰融。
仰融起家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迹于沈阳金杯。1992年沈阳金杯在上海上市，华晨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这正是仰融掘到的“第一桶金”。此后，经过仰融的巧妙安排，在沈阳金杯上海上市两个半月后，华晨汽车成功赴美上市。至高峰期，大华晨控制的资产规模在300亿元左右，净资产约40亿元。
据称，仰融的出局在于他在发展汽车项目上与沈阳市政府的分歧。仰融并没有把所有的汽车项目放在沈阳。而沈阳方面则希望仰融能把资金留在沈阳，包括整车和零配件。双方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而仰融的阵营也出现了分化，给了他致使一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10年前，一个年轻人正在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指导下读研究生，到上交所实习时住在上海一家招待所，吃饭时听见一个人神侃资本市场，见地透辟精深，越听越入迷，竟写信给导师，先放下硕士论文不写，随那人而去。这位年轻人就是苏强，那位具有感召力的人自然就是仰融。然而10年后，苏强却同仰融反目了，并给予仰融“出局”致命的一击。
2004年12月17日，德隆集团的核心人物40岁左右的唐万新被正式拘捕。
大学肄业的唐万新1986年春天开始运作彩扩业务。1992年，唐万新涉足股市，在刚起步的中国股市里，充分展露其超强才能，夺金无数。在过去的18年内，唐万新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几乎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几乎一一囊括。
时至今日，外界尚不能全窥德隆堂奥。大体的判断是唐万新借产业与金融两个翅膀来为他从股市上牟取暴利。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的结论是短融长贷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在资本市场上，刘波掌控的诚成文化曾以“文化产业第一股”而闻名于证券市场，在中国股市盛极一时。
刘波不黑不白，至今也下落不明。他的问题是涉嫌约40个亿的贷款黑洞，以及数目不详的担保贷款。
刘波的传奇生涯开始于《传世藏书》。从1991年启动，到1996年，《传世藏书》完成全部123卷本的编纂、出版。涵盖经、史、子、集，以传世善本或公认最好的通行本为底本，已过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亲任总编辑，2000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一同参与整理编校。《传世藏书》标价高达6.8万元，几乎史无前例。
1998年，刘波借壳“武汉长印”，进入资本市场。其“运作”思路为：有个好的概念，寻找概念的一个基本载体，然后再把“概念”卖给银行。这一点先是在《传世藏书》的运作中得到体现，接着是海南诚成药业有限公司打出的“制药”招牌(经过最近10年的发展，海南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制药基地)融得巨资，接着是在1999年、2000年运作上市公司“诚成文化”时达到顶点——只不过到了诚成文化之时，概念不仅卖给了银行，也卖给了资本市场。
——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有人说，2002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法治年。
2002年新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知的通知》，宣布法院将有条件地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证券民事赔偿的大门从此打开。
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纸“死亡通知书”正式下达：“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央行决定“撤销该公司”。
12月30日， 周小川卸任证监会主席，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尚福林正式出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五任主席。周小川在任期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尚福林在履新之初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市场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这一年，“担保圈”现象愈演愈烈，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疆啤酒花、上海ST兴业、上海ST国嘉、福建三木集团等五大担保链浮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担保圈”链中链，给众多上市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甚至给部分公司带来灭顶之灾。
面对众多的矛盾和问题，尚福林领导中国证监会，开始探讨克服中国股市发展瓶颈的新途径。
于是，股权分置问题开始被提及并浮出水面，这成为2003年理论界和市场广泛参与、积极关注的热点问题和话题，经过长达半年的大讨论，为今后的股改做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统一规则，分散决策”成为解决股权分置方案的主流设计思想。
“贵族”猝死前的狂欢
在本刊连载的前几期，多次提到过“中经开”的名字。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和同年8月发生的长虹转配股事件，两次大手笔的运作堪称“中经开”的“代表作”。
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对其下达“死亡通知书”：“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央行决定“撤销该公司”。而此时无疑正是“中经开”事业的顶峰时期，对于这一决定很多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银广夏事件”是撤销“中经开”的导火索，这充分彰显出国有相关部门以及监管层整治证券市场坐庄行为的决心。
截止2000年底，“中经开”的总资产为154亿元，13年来共创利税16亿元。因为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资产庞大、业务量较大、政策性较强，因此中经开一直被认为是信托投资公司里面特殊“贵族阶层”。其得天独厚的财政背景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中经开”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的一位部长，以后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
究竟是“中经开”树大招风，还是“中经开”的特权太大了？当时有媒体作出了十分尖锐的抨击。直到多年以后，其中的内幕仍然不为人知，人们更是闹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关系竟然能让上海证券交易所敢冒如此大的道德、信用风险呢？
随后，国家审计署开始对“中经开”进行审计，通过一年时间的调查，事情终于真相大白。据后来“中经开”的总经理姜继增在法庭上交代，1999年4月至7月间，“中经开”在他的授意下，公司证券总部交易部大量连续买卖东方电子股票，2000年5月至6月间成功出货，从中非法获利5.5亿余元。
在东方电子的股票上大获全胜之后，“中经开”又开始故伎重施，转战银广夏。没想到大量买入银广夏股票之后，还未来得及出货，银广夏的阴谋和陷阱就被揭穿，在2001年银广夏泡沫破灭时，“中经开”几乎全军覆没。
尽管中经开历史上多次违规操作之后总能逢凶化吉，尽管知情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曾打算力保“中经开”，但遭到其他监管部门的反对。此间媒体也评论认为中经开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当初为所欲为，能遭遇猝死的结局吗？
流星即逝
如果说“中经开”是一个时代枭雄的陨落，那么，同处一时代的周正毅、仰融、刘波上演的则是流星般划过的美丽。他们曾经都是资本新贵，曾经出现在富豪榜的名单里，最后的结局也都那么的相似。
在这个特定的年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仰融。
仰融起家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迹于沈阳金杯。1992年沈阳金杯在上海上市，华晨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这正是仰融掘到的“第一桶金”。此后，经过仰融的巧妙安排，在沈阳金杯上海上市两个半月后，华晨汽车成功赴美上市。至高峰期，大华晨控制的资产规模在300亿元左右，净资产约40亿元。
据称，仰融的出局在于他在发展汽车项目上与沈阳市政府的分歧。仰融并没有把所有的汽车项目放在沈阳。而沈阳方面则希望仰融能把资金留在沈阳，包括整车和零配件。双方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而仰融的阵营也出现了分化，给了他致使一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10年前，一个年轻人正在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指导下读研究生，到上交所实习时住在上海一家招待所，吃饭时听见一个人神侃资本市场，见地透辟精深，越听越入迷，竟写信给导师，先放下硕士论文不写，随那人而去。这位年轻人就是苏强，那位具有感召力的人自然就是仰融。然而10年后，苏强却同仰融反目了，并给予仰融“出局”致命的一击。
2004年12月17日，德隆集团的核心人物40岁左右的唐万新被正式拘捕。
大学肄业的唐万新1986年春天开始运作彩扩业务。1992年，唐万新涉足股市，在刚起步的中国股市里，充分展露其超强才能，夺金无数。在过去的18年内，唐万新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几乎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几乎一一囊括。
时至今日，外界尚不能全窥德隆堂奥。大体的判断是唐万新借产业与金融两个翅膀来为他从股市上牟取暴利。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的结论是短融长贷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在资本市场上，刘波掌控的诚成文化曾以“文化产业第一股”而闻名于证券市场，在中国股市盛极一时。
刘波不黑不白，至今也下落不明。他的问题是涉嫌约40个亿的贷款黑洞，以及数目不详的担保贷款。
刘波的传奇生涯开始于《传世藏书》。从1991年启动，到1996年，《传世藏书》完成全部123卷本的编纂、出版。涵盖经、史、子、集，以传世善本或公认最好的通行本为底本，已过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亲任总编辑，2000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一同参与整理编校。《传世藏书》标价高达6.8万元，几乎史无前例。
1998年，刘波借壳“武汉长印”，进入资本市场。其“运作”思路为：有个好的概念，寻找概念的一个基本载体，然后再把“概念”卖给银行。这一点先是在《传世藏书》的运作中得到体现，接着是海南诚成药业有限公司打出的“制药”招牌(经过最近10年的发展，海南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制药基地)融得巨资，接着是在1999年、2000年运作上市公司“诚成文化”时达到顶点——只不过到了诚成文化之时，概念不仅卖给了银行，也卖给了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