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青少年时代是在乡间度过的，那时乡人都管医生叫先生。无论城乡，动辄医生云云，是近几十年间的事。先生一词则淡出了人们的语境，偶尔叫“先生”，或是在称呼民主人士，或文人学士墨客，吹捧抬举对方的大著、大作、墨宝、丹青，便先生、先生地不绝于口，此外，则鲜有称先生的。
　　不过我总以为，过去人们称医生为先生则更雅，更有人文内涵，彰显了深遠的古代文明，而由称先生改为医生，更多给人技术层面的感觉。
　　医者，仁术也。古代的好中医治病处处彰显着人文关怀，不像今天的机修工，敲敲打打、拧拧转转就修理好机器的毛病，而是一个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对话的过程，是一个携手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有技术层面，更有精神、道德、伦理层面。就连药店的名号也常有“仁”字，如北京的“同仁堂”，石家庄的“乐仁堂”抑或“同济堂”等，说明医有仁，医不能离仁，很纯洁、很高尚、很仁爱，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即是也。
　　中医治病讲究望、闻、问、切，是医患零距离地观察、研判。患者要把自己的身体隐私、生命信息，无保留地反馈给先生（医生），表现的是一种无上的信任；而先生对患者从气色上观察，呼吸气味上辩识，询问患病过程及症状上探求病因，脉搏感觉上把握病症的疾缓，真地一丝不苟。如果没有拳拳仁爱之心，单是嗅辩病人呼吸气味，如何能做到？作过这一番诊视，先生心里就有底了，患者之疾是实症还是虚症，是阴虚还是阳虚，是阴虚火旺还是偶感风寒，是气滞血淤还是痰迷心窍等等，病因病理，了然于胸。诊断准了，铺平纸张，提笔濡墨，开出一张药方来。开好了，先生还要用右手中指轻点药方上每一味药，检视君、臣、佐、使搭配是否稳当，至于十八反、十九畏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良医药方的。患者告辞，先生还要反复告诫起居饮食、情绪心志牢记什么，忌讳什么。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先生还要教给患者有关的护理知识和康复要领。在这种氛围里，医生将患者视为亲人，患者将医生称为先生，视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
　　笔者的中学时期，班级里清一色的寒门学子，囿于当时的生活环境，感冒发烧、肠炎肚疼那是少不了的病，一场流感来袭，班里总有十几个学生发病，乡医便是学生的健康守护神。笔者只记得到乡卫生院去，有一位慈眉善目的乡医为我把脉、开方、包药，两角五分钱一剂草药，提回班里，有共享药锅，在校园里捡些柴草，找个僻静角落自己煎药，超不过一元钱就病愈，又去上课了。也经常囊中羞涩，兜里摸不出那几角钱，无妨，乡医记上取药人姓名、何村、家长何人即可。也还常常从乡医那里讨得一捆积年老月要卖废纸的药方，拿回家里用母亲的针线缝缀起来，便是作业本。中学六年，我除了不忘自己的师长，就是不忘那些有让人信服的医术，又仁慈善良、和蔼可亲的乡医。这些人没有学历、没有职称，但有仁术、仁心，我和乡亲们一样，称这些乡医为先生。那时虽然贫穷，医疗条件落后，但乡医们实实在在为贫困人群解决了许多基本的医疗保健问题，今天回忆起，仍然温馨。
　　时下的医疗卫生领域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医疗卫生领域的设施、技术手段高度现代化、智能化了。依靠X光、B超、CT、核磁共振，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化验一滴体液，电子显微镜下便能准确读出细菌的数目；几瓶抗生素让嚣张无比的病毒全军覆灭；还有，过去“开膛破肚”的大手术现在微创一个小口就可搞定，心脏搭桥、置换瓣膜一如园丁移花接木等等。医学之进步、医疗之神奇、医生之能耐令人叹为观止。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医学进步了，技术设备发达了，医疗手段更多了，但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多了；医患纠纷不是消失了，而是时有发生。最近（2017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系统表彰大会上强调医务工作者要“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要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钻研医术、弘扬医德，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更加满意的卫生和健康服务。”总书记的指示是要求、是方向，也是卫生战线改革的圭臬。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就能发现当前医疗卫生领域还有群众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医者仁术”“悬壶济世”的医界传统被淡化，救死扶伤的宗旨自觉不自觉地被淡化，职业道德（医德）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前进步伐未能与时俱进，一些地方和环节的医疗过度市场化，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或只讲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医生与医药代表结成“同盟”，医院考核每个医生的创收指标，医生间攀比收入、开大方、滥用抗生素、过度检查与治疗等等，这些是必须改进甚至革除的积弊，要让医疗卫生回归其公益的本质。
　　由中央顶层设计逐步展开的医疗改革正在卓有成效地推进，关于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和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医生队伍的各项指示，清晰具体；卫生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受到群众爱戴的良医、仁医更是可学可行。扫除某些地方医疗部门的不良风气，让医改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并取得社会公认的成果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这也是百姓的热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