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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日18时,北京。在和家人说话的须臾之间,史万春离开了世间和他最心爱的足球,安然辞世。
■ 留洋
1954年4月1日,中国派出第一批足球留学生,15名顶尖球员踏上了前往匈牙利的求学之路。半年后,第二批10名球员接踵而至。这之后50年,这批球员就是中国足球。退役后,他们成为领导、教练,或培养青少年球员,中国足球从此就没有和他们名字分开过。
在这些人中间,并非第一批抵达的史万春资格最老。出生于1926年8月的他属虎,在解放前就是京城足球界的名角。史万春少时爱好运动,在崇文门内德新小学读三年级时开始踢足球。1942年读中学时成为校队主力队员,后因家贫辍学,到北京饭店做工。他边工作边踢球,终于在1943年加入北光足球队,1946年与校友组织兄弟足球队,名噪京华,从而走上了专业球员的道路。据比他小三岁的曾雪麟透露,因球技出色史万春还曾受到蒋介石接见。
史万春成年后身高1.67米,体重65公斤,这样的身材在眼下看来并不显眼,但作为一名技术型前锋,他的体型让人想起来了当下的梅西。不过,新中国足球的尴尬无需粉饰,张俊秀回忆,“50年代初,中国第一支出访的足球队竟以1比17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印度队来华访问,中国队都怕输。”那时全国性的足球比赛中,不少队还在使用落后的两后卫战术,守门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鱼跃,扑球肚子着地,比赛下来胸前全是土。同时还讲究“踢高丫儿”。有谁能踢一脚高球,观众席上便高声叫好。
面对这样一群远离世界足坛的球员,匈牙利教练约瑟夫竭力不流露出震惊的表情。年维泗回忆,“那时他让我们颠球,我们颠不了多少下。一个匈牙利女子手球运动员当着我们面颠球,她用左脚、右脚、头部、胸部娴熟地颠,又把球踢高,继续,最后停下球朝我们莞尔一笑,简直无地自容。”为了不使中国小伙子太难堪,尤瑟夫专门找工厂和学校的足球队比赛,有时候也让附近的锅炉工和工作人员组队参战,场面难解难分,渐渐地提高了中国运动员的自信心和水平。
史万春1955年随队赴匈牙利学习,任国家队队长。技术全面,头脑冷静,射门意识突出,是进攻的组织者。但他是那支球队中最先退役的球员。1956年一场友谊赛上,他小腿骨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得不选择退役。
■ 从球员到教练
这并不是史万春故事的终结。1957年,正在广州二沙头基地进行恢复治疗的史万春,接到了新使命——出任当时的北越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成为中国首位援外主教练。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当时北越足球队刚刚在比赛中输给南越足球队,不久后就要访问金边,并在那里与南越队再决高下。
去越南后,史万春经过短暂了解,只做了一个小调整就收到了奇效。他将队中的边锋改打中锋,让他利用出众身体素质直接去门前冲击。比赛那天,北越全体放假。比赛第20分钟,正是史万春的妙手决定了胜负,新任中锋攻入了全场惟一进球,取得了比赛胜利。史先生后来回忆说:“后来我们回到北越,范文同总理率领很多人到机场迎接我们。那真是像过节一样,我也为中国教练赢得了荣誉。”在圈内,史万春的执教才能很快获得了肯定。1958年,史万春回国协助苏联专家执教北京队和沈阳青年联队。他在1959年起任北京队主教练,其后15年间为北京市和国家队培养了大批优秀选手。他的辉煌在先农坛球场到来。
先农坛,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诸神之所。新中国建立后,这里建立的球场成为北京队主场。1963年和1973年,他与北京队一起两度夺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球票最便宜的2毛,最贵的8毛。当时1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4毛钱可以吃一顿饭。
史万春选拔球员不拘一格。他听说北京某工厂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踢得特别好,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比赛,比赛当中,两兄弟表现尤为突出,史万春于是直接让这两个“野球选手”进北京队。两兄弟最终成为国内顶尖的球员:李维霄和李维淼。刘德利、陈巨同也和霄淼兄弟一样,破格从工厂和农村提拔入队。
对1960年代初的中国球员来说,有球踢固然体现自身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吃饱。当时运动员和飞行员享受同等待遇,每个月有45块钱的工资,每天都可以吃到肉。
文革开始后,足球比赛被迫停止。先农坛里分成对立两派。一些年龄大的教练和球员被冠之以“保皇派”,其他大部分人都是造反派。这个时期,教练史万春深受其害,他被当作“反动权威”,遭遇无情地批斗和谩骂、殴打。史万春的家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到西北的准备,幸好最终得以幸免。
此后很多年,史万春一直说,在殴打自己的学生中,并没有一个他的队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田径队的。“他们都还是孩子,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史万春说的并非实情,而仅仅来自于宽厚的天性而已。
“文革后,史先生不计前嫌,对待曾在精神上迫害过他的学生,一视同仁。该使用的使用,该信任的信任,表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和大度。”北京足协副主席张衡感叹,作为新旧两个社会足球的亲历者,史万春不愧一代宗师。
1969年,北京队恢复正常训练。1973年,史万春执教的北京队再次拿到了全国冠军。虽然全国冠军的光环,让史万春和北京队成为了同行中的翘楚,但除了象征着冠军的一面锦旗之外,每个运动员只得到了一张“五好运动员”的奖状。那个年代,球鞋一年四双,绒衣两年一套,只要离队,全部交回。在比赛中如果能有一碗葡萄糖水,就是最为奢华的享受了。
1970年代的足球百废待兴,但仍然充满了束缚。美国宇宙队来访,贝肯鲍尔等明星都过来了,对方准备了很多照片,想送给球迷,但没有人敢要,因为拿了会违反外事纪律。球员到古巴大使馆参加酒会,喊着一二一,排队,齐步进去。
史万春的儿子回忆父亲,“从我懂事起,就记得父亲不能像别的父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家。但一有时间,父亲就会高兴地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他的几个师兄弟家玩,经常去的是梁振生家。记得他们家住在南小街的一户独门独院。梁叔叔的姐姐叫梁小栾是青衣。经常门一开就传来了京剧、二胡的声音。院中有一棵枣树,他们常在树下谈京剧,聊足球。”
京剧是史万春的业余爱好,他痴迷裘派,裘盛戎先生演戏之余,痴迷足球,双方因此互为粉丝。闲暇之余,他们一起踢球,一起唱戏。史万春有闲暇就带儿子去看戏,戏散后骑车带儿子回家,途中一定在磁器口的民芳小吃店喝碗豆汁、吃几个焦圈或吃碗卤煮火烧,暖暖和和再往家走。父子俩都很享受这平静的生活。
■ 余光
上世纪90年代,史万春退休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在职业联赛继续发挥余热。1997年初,时任深足主教练的路建人把老师史万春请到深圳。在深圳那一年多里,史万春提出了很多建议,为深足在1997年底重回甲A提供了不少帮助。
那时每逢客场比赛,队里安排史万春和小队员温光辉住在一个房间,起到“传、帮、带”效果。1997年,史指导71岁,温光辉18岁,他俩是队里的“一老一小”。温光辉说,“史指导是泰斗级的人物,他对我们这些小球员都很友善。他当时年事已高,但是技术水平仍然很好。”
史万春辞世后的25小时,中国队和伊朗队在郑州热身。连最简单的一分钟默哀,也没出现在赛场。2010年9月8日上午10点,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同一天的国奥系列热身挑战赛,默哀仪式才姗姗迟来。
两年前的11月13日,马克坚因脑溢血去世。当时,有记者建议中国足协,在联赛前用一分钟默哀以纪念这名元老。稍后得到的回复说,许放当年辞世,足协并未在各赛场进行默哀活动,“如果为马克坚默哀,那我们怎么对许放的家属交代?”也许中国足球在担心“哀悼后遗症”,因此只要无人提醒,他们就对陶渊明的诗句倾情演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 留洋
1954年4月1日,中国派出第一批足球留学生,15名顶尖球员踏上了前往匈牙利的求学之路。半年后,第二批10名球员接踵而至。这之后50年,这批球员就是中国足球。退役后,他们成为领导、教练,或培养青少年球员,中国足球从此就没有和他们名字分开过。
在这些人中间,并非第一批抵达的史万春资格最老。出生于1926年8月的他属虎,在解放前就是京城足球界的名角。史万春少时爱好运动,在崇文门内德新小学读三年级时开始踢足球。1942年读中学时成为校队主力队员,后因家贫辍学,到北京饭店做工。他边工作边踢球,终于在1943年加入北光足球队,1946年与校友组织兄弟足球队,名噪京华,从而走上了专业球员的道路。据比他小三岁的曾雪麟透露,因球技出色史万春还曾受到蒋介石接见。
史万春成年后身高1.67米,体重65公斤,这样的身材在眼下看来并不显眼,但作为一名技术型前锋,他的体型让人想起来了当下的梅西。不过,新中国足球的尴尬无需粉饰,张俊秀回忆,“50年代初,中国第一支出访的足球队竟以1比17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印度队来华访问,中国队都怕输。”那时全国性的足球比赛中,不少队还在使用落后的两后卫战术,守门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鱼跃,扑球肚子着地,比赛下来胸前全是土。同时还讲究“踢高丫儿”。有谁能踢一脚高球,观众席上便高声叫好。
面对这样一群远离世界足坛的球员,匈牙利教练约瑟夫竭力不流露出震惊的表情。年维泗回忆,“那时他让我们颠球,我们颠不了多少下。一个匈牙利女子手球运动员当着我们面颠球,她用左脚、右脚、头部、胸部娴熟地颠,又把球踢高,继续,最后停下球朝我们莞尔一笑,简直无地自容。”为了不使中国小伙子太难堪,尤瑟夫专门找工厂和学校的足球队比赛,有时候也让附近的锅炉工和工作人员组队参战,场面难解难分,渐渐地提高了中国运动员的自信心和水平。
史万春1955年随队赴匈牙利学习,任国家队队长。技术全面,头脑冷静,射门意识突出,是进攻的组织者。但他是那支球队中最先退役的球员。1956年一场友谊赛上,他小腿骨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得不选择退役。
■ 从球员到教练
这并不是史万春故事的终结。1957年,正在广州二沙头基地进行恢复治疗的史万春,接到了新使命——出任当时的北越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成为中国首位援外主教练。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当时北越足球队刚刚在比赛中输给南越足球队,不久后就要访问金边,并在那里与南越队再决高下。
去越南后,史万春经过短暂了解,只做了一个小调整就收到了奇效。他将队中的边锋改打中锋,让他利用出众身体素质直接去门前冲击。比赛那天,北越全体放假。比赛第20分钟,正是史万春的妙手决定了胜负,新任中锋攻入了全场惟一进球,取得了比赛胜利。史先生后来回忆说:“后来我们回到北越,范文同总理率领很多人到机场迎接我们。那真是像过节一样,我也为中国教练赢得了荣誉。”在圈内,史万春的执教才能很快获得了肯定。1958年,史万春回国协助苏联专家执教北京队和沈阳青年联队。他在1959年起任北京队主教练,其后15年间为北京市和国家队培养了大批优秀选手。他的辉煌在先农坛球场到来。
先农坛,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诸神之所。新中国建立后,这里建立的球场成为北京队主场。1963年和1973年,他与北京队一起两度夺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球票最便宜的2毛,最贵的8毛。当时1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4毛钱可以吃一顿饭。
史万春选拔球员不拘一格。他听说北京某工厂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踢得特别好,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比赛,比赛当中,两兄弟表现尤为突出,史万春于是直接让这两个“野球选手”进北京队。两兄弟最终成为国内顶尖的球员:李维霄和李维淼。刘德利、陈巨同也和霄淼兄弟一样,破格从工厂和农村提拔入队。
对1960年代初的中国球员来说,有球踢固然体现自身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吃饱。当时运动员和飞行员享受同等待遇,每个月有45块钱的工资,每天都可以吃到肉。
文革开始后,足球比赛被迫停止。先农坛里分成对立两派。一些年龄大的教练和球员被冠之以“保皇派”,其他大部分人都是造反派。这个时期,教练史万春深受其害,他被当作“反动权威”,遭遇无情地批斗和谩骂、殴打。史万春的家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到西北的准备,幸好最终得以幸免。
此后很多年,史万春一直说,在殴打自己的学生中,并没有一个他的队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田径队的。“他们都还是孩子,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史万春说的并非实情,而仅仅来自于宽厚的天性而已。
“文革后,史先生不计前嫌,对待曾在精神上迫害过他的学生,一视同仁。该使用的使用,该信任的信任,表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和大度。”北京足协副主席张衡感叹,作为新旧两个社会足球的亲历者,史万春不愧一代宗师。
1969年,北京队恢复正常训练。1973年,史万春执教的北京队再次拿到了全国冠军。虽然全国冠军的光环,让史万春和北京队成为了同行中的翘楚,但除了象征着冠军的一面锦旗之外,每个运动员只得到了一张“五好运动员”的奖状。那个年代,球鞋一年四双,绒衣两年一套,只要离队,全部交回。在比赛中如果能有一碗葡萄糖水,就是最为奢华的享受了。
1970年代的足球百废待兴,但仍然充满了束缚。美国宇宙队来访,贝肯鲍尔等明星都过来了,对方准备了很多照片,想送给球迷,但没有人敢要,因为拿了会违反外事纪律。球员到古巴大使馆参加酒会,喊着一二一,排队,齐步进去。
史万春的儿子回忆父亲,“从我懂事起,就记得父亲不能像别的父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家。但一有时间,父亲就会高兴地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他的几个师兄弟家玩,经常去的是梁振生家。记得他们家住在南小街的一户独门独院。梁叔叔的姐姐叫梁小栾是青衣。经常门一开就传来了京剧、二胡的声音。院中有一棵枣树,他们常在树下谈京剧,聊足球。”
京剧是史万春的业余爱好,他痴迷裘派,裘盛戎先生演戏之余,痴迷足球,双方因此互为粉丝。闲暇之余,他们一起踢球,一起唱戏。史万春有闲暇就带儿子去看戏,戏散后骑车带儿子回家,途中一定在磁器口的民芳小吃店喝碗豆汁、吃几个焦圈或吃碗卤煮火烧,暖暖和和再往家走。父子俩都很享受这平静的生活。
■ 余光
上世纪90年代,史万春退休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在职业联赛继续发挥余热。1997年初,时任深足主教练的路建人把老师史万春请到深圳。在深圳那一年多里,史万春提出了很多建议,为深足在1997年底重回甲A提供了不少帮助。
那时每逢客场比赛,队里安排史万春和小队员温光辉住在一个房间,起到“传、帮、带”效果。1997年,史指导71岁,温光辉18岁,他俩是队里的“一老一小”。温光辉说,“史指导是泰斗级的人物,他对我们这些小球员都很友善。他当时年事已高,但是技术水平仍然很好。”
史万春辞世后的25小时,中国队和伊朗队在郑州热身。连最简单的一分钟默哀,也没出现在赛场。2010年9月8日上午10点,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同一天的国奥系列热身挑战赛,默哀仪式才姗姗迟来。
两年前的11月13日,马克坚因脑溢血去世。当时,有记者建议中国足协,在联赛前用一分钟默哀以纪念这名元老。稍后得到的回复说,许放当年辞世,足协并未在各赛场进行默哀活动,“如果为马克坚默哀,那我们怎么对许放的家属交代?”也许中国足球在担心“哀悼后遗症”,因此只要无人提醒,他们就对陶渊明的诗句倾情演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