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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并且首先是作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闻名于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毛泽东以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多谋善断,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亲自导演了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活剧,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范。
一、诱敌深人,以退为进
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开辟了大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过头来,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当时,他们对红军的估计十分不足,因而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这时,中央红军约有4万多人。
毛泽东面对气势汹汹的10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毛泽东认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学习它。毛泽东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使得他在战争指导中,注意借鉴古代军事家的军事谋略思想,着力于创造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智谋制胜之道。
《孙子兵法·军争篇》中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也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待敌人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毛泽东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及敌强我弱的特点,把传统的军事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
所谓“诱敌深入”,其实质就是古代的军事谋略思想以退为进。对于“以退为进”这一古老的,历代兵家久用不衰的战争致胜之术,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而且把它发扬光大,赋予新时代的内容。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思想是:当敌人分路大举进攻时,红军先避其锋芒。有计划地主动向根据地内部退却,诱敌深入苏区,并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和过失,使敌我兵力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适时集中兵力实施反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这种谋略,通常为劣势一方所采用,其实质是先守后攻,后发制人。其优点是持重待机,避免冒险行事,便于掌握战场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10万大军面前退让着。首先,中央红军军按照他的指示移到赣江东岸,到达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军扑了一次空。
红军东渡赣江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初次转入运动战,务必更加慎重,求得有充分把握才打,退到边沿区不如退到中心区,条件更为有利。但仍分两步走,使部队得到休息不至于过于疲劳。于是再下令向边沿区东固、南垄、龙冈小步移动。敌军随后渡江,在樟树、抚州地区,扑了第二次空。红军第三次向黄陂中心区集结,到了退却终点。向我边沿区进攻的敌人第三次扑了空。至此,红军已集结完毕,转入战略反攻。
这时,国民党军队由于围攻红军屡次扑空.而且深入苏区腹地不断受到侵扰和阻击,锐气大减,其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部队疲劳,士气沮丧等弱点都已暴露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寻找机遇组织红军实施反击。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于12月29日率部9000余人孤军冒进于龙冈地区。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所以,他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并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
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18师人地生疏。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命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9000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部全军覆没!张辉瓒本人被活捉。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战,18师片甲不留!”
在一举全歼张辉瓒部队之后,谭道源师惊慌失措,夺路而逃,自相践踏。毛泽东挥师追击,1月3日追至东韶,歼谭师一个旅,3000多人。这样,五天连胜两仗,歼敌1.2万多人,第一次反“围剿”也就画上了句号。
二、集中兵力,歼敌一路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蒋介石经过第一次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其手下第一员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动并指挥第二次 “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次敌人兵力增加了一倍,由10万人增到20万人,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3.5万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以军事家的眼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提出:利用根据地的有力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对于这种谋略的运用,自古以来,许多能征善战的军事谋略家都非常重视。孙子就曾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虚实篇》)意思是说:用计谋暴露敌之企图,而自己则不露形迹。施计促使敌人的兵力分散,而我则兵力集中,我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我众而敌寡,以众击寡,当可取胜。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对这一谋略,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得最透彻,而且在实践中运用得最科学。他曾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是我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可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根据上述谋略思想,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20万“全部是蒋之非谪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我不必过于惊慌。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的论据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之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他的意见提出后,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得到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认可。
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绝大数同意后,毛泽东立即于4月19日下令红军主力20日开始移动,向龙冈地区集中。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毛泽东又决定红军再向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集中,迫敌而居,派兵严守各山口。3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四十华里;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北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红军逼近作战目标王金钰部队所在地隐蔽集结,大胆地和敌人靠得这样近,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
红军主力集结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后,为了等待有利时机,3万多人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等了二十多天。至5月16日,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极好时机,红军以超过敌人几倍的兵力,一举在东固地区歼灭国民党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大部。“牛角”终于钻通了。
东固一战.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打得敌军损兵折将,全线崩溃,创造了“各个击破”的范例,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大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比做诸葛亮。彭德怀说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三、避实击虚,兵不厌诈
蒋介石见何应钦吃了败仗,便于1931年6月21日再赴南昌。这次,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直接指挥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增至30万。所增加的14万兵马,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发表文告宣称,他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舍命疆场”。红军呢?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还来不及喘一口气整休。这一回,以一比十,迎战蒋军,何况敌方主力是蒋军嫡系精锐之师。仗着人多势众,兵力雄厚,蒋介石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为战略方针。
毛泽东由于指挥前两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在军内威信倍增,这一次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兵不厌诈”作战略方针。
面对十倍之敌,毛泽东更加灵活的运用古代的军事谋略,连连放弃一座座城池。正在蒋介石兴高采烈之际,毛泽东秘密召见红12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这就是:“示假隐真,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兵家的重要谋略思想。在长期敌强我弱形势下指挥战争的毛泽东,不仅深谙兵不厌诈之道,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创造成功的战例,他还从理论上对这一谋略思想进行阐述。在作战中他认为:“有计划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自从毛泽东一番吩咐之后,红12军开始对敌人“示形”和“动敌”.即通过伪装和欺骗,调动敌人,实施机动,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他们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而朝东北方向前进。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打起了红旗,特别是在蒋介石的飞机前来侦察时,连花被面都被扎在竹竿上,迎风招展,颇为招摇。队伍特地拉开距离,行军时变成长长的队伍。他们偏爱泥尘多的道路,喜欢踏得尘土飞扬。每逢三岔路口,则必定用石灰水刷上某某军团朝此前进之类字眼,画上大箭头。正在寻觅红军主力决一雌雄的蒋介石,听信飞机的侦察报告,把红12军当成红军主力。于是调兵遣将,尾追不舍。
红12军为了疲惫蒋军,瓦解其斗志。他们不断地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蒋军士兵不由得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如此这般,红12军把蒋军主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这时,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率领下,悄然在江西兴国境内,休整了半个月!毛泽东在那里,从从容容主持作战会议,细细研究着“雷公打豆腐,如何拣软的欺!”
待蒋介石发觉上当受骗时,国民党军已经饥疲沮丧,无能为力,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退。敌军由强变弱,红军士气高涨,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对敌人进行反击5月6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全歼蒋军第74师第1旅。翌日,红一方面军向良村急进,又吃掉敌五十四师两个团!这样,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五战五捷,歼蒋军17个团,3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是坚持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它主要是: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即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部分的谋略思想,过去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作者单位:中共牡丹江市委党校)
一、诱敌深人,以退为进
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开辟了大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过头来,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当时,他们对红军的估计十分不足,因而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这时,中央红军约有4万多人。
毛泽东面对气势汹汹的10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毛泽东认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学习它。毛泽东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使得他在战争指导中,注意借鉴古代军事家的军事谋略思想,着力于创造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智谋制胜之道。
《孙子兵法·军争篇》中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也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待敌人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毛泽东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及敌强我弱的特点,把传统的军事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
所谓“诱敌深入”,其实质就是古代的军事谋略思想以退为进。对于“以退为进”这一古老的,历代兵家久用不衰的战争致胜之术,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而且把它发扬光大,赋予新时代的内容。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思想是:当敌人分路大举进攻时,红军先避其锋芒。有计划地主动向根据地内部退却,诱敌深入苏区,并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和过失,使敌我兵力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适时集中兵力实施反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这种谋略,通常为劣势一方所采用,其实质是先守后攻,后发制人。其优点是持重待机,避免冒险行事,便于掌握战场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10万大军面前退让着。首先,中央红军军按照他的指示移到赣江东岸,到达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军扑了一次空。
红军东渡赣江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初次转入运动战,务必更加慎重,求得有充分把握才打,退到边沿区不如退到中心区,条件更为有利。但仍分两步走,使部队得到休息不至于过于疲劳。于是再下令向边沿区东固、南垄、龙冈小步移动。敌军随后渡江,在樟树、抚州地区,扑了第二次空。红军第三次向黄陂中心区集结,到了退却终点。向我边沿区进攻的敌人第三次扑了空。至此,红军已集结完毕,转入战略反攻。
这时,国民党军队由于围攻红军屡次扑空.而且深入苏区腹地不断受到侵扰和阻击,锐气大减,其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部队疲劳,士气沮丧等弱点都已暴露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寻找机遇组织红军实施反击。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于12月29日率部9000余人孤军冒进于龙冈地区。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所以,他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并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
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18师人地生疏。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命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9000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部全军覆没!张辉瓒本人被活捉。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战,18师片甲不留!”
在一举全歼张辉瓒部队之后,谭道源师惊慌失措,夺路而逃,自相践踏。毛泽东挥师追击,1月3日追至东韶,歼谭师一个旅,3000多人。这样,五天连胜两仗,歼敌1.2万多人,第一次反“围剿”也就画上了句号。
二、集中兵力,歼敌一路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震动了全国。蒋介石经过第一次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其手下第一员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动并指挥第二次 “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次敌人兵力增加了一倍,由10万人增到20万人,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3.5万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
毛泽东以军事家的眼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提出:利用根据地的有力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对于这种谋略的运用,自古以来,许多能征善战的军事谋略家都非常重视。孙子就曾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虚实篇》)意思是说:用计谋暴露敌之企图,而自己则不露形迹。施计促使敌人的兵力分散,而我则兵力集中,我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我众而敌寡,以众击寡,当可取胜。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对这一谋略,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得最透彻,而且在实践中运用得最科学。他曾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是我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可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根据上述谋略思想,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20万“全部是蒋之非谪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我不必过于惊慌。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的论据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之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他的意见提出后,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得到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认可。
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绝大数同意后,毛泽东立即于4月19日下令红军主力20日开始移动,向龙冈地区集中。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毛泽东又决定红军再向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集中,迫敌而居,派兵严守各山口。3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四十华里;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北南、白沙,离东固只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红军逼近作战目标王金钰部队所在地隐蔽集结,大胆地和敌人靠得这样近,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
红军主力集结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后,为了等待有利时机,3万多人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等了二十多天。至5月16日,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极好时机,红军以超过敌人几倍的兵力,一举在东固地区歼灭国民党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大部。“牛角”终于钻通了。
东固一战.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打得敌军损兵折将,全线崩溃,创造了“各个击破”的范例,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大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比做诸葛亮。彭德怀说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三、避实击虚,兵不厌诈
蒋介石见何应钦吃了败仗,便于1931年6月21日再赴南昌。这次,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直接指挥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增至30万。所增加的14万兵马,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发表文告宣称,他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舍命疆场”。红军呢?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还来不及喘一口气整休。这一回,以一比十,迎战蒋军,何况敌方主力是蒋军嫡系精锐之师。仗着人多势众,兵力雄厚,蒋介石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为战略方针。
毛泽东由于指挥前两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在军内威信倍增,这一次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兵不厌诈”作战略方针。
面对十倍之敌,毛泽东更加灵活的运用古代的军事谋略,连连放弃一座座城池。正在蒋介石兴高采烈之际,毛泽东秘密召见红12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这就是:“示假隐真,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兵家的重要谋略思想。在长期敌强我弱形势下指挥战争的毛泽东,不仅深谙兵不厌诈之道,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创造成功的战例,他还从理论上对这一谋略思想进行阐述。在作战中他认为:“有计划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自从毛泽东一番吩咐之后,红12军开始对敌人“示形”和“动敌”.即通过伪装和欺骗,调动敌人,实施机动,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他们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而朝东北方向前进。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打起了红旗,特别是在蒋介石的飞机前来侦察时,连花被面都被扎在竹竿上,迎风招展,颇为招摇。队伍特地拉开距离,行军时变成长长的队伍。他们偏爱泥尘多的道路,喜欢踏得尘土飞扬。每逢三岔路口,则必定用石灰水刷上某某军团朝此前进之类字眼,画上大箭头。正在寻觅红军主力决一雌雄的蒋介石,听信飞机的侦察报告,把红12军当成红军主力。于是调兵遣将,尾追不舍。
红12军为了疲惫蒋军,瓦解其斗志。他们不断地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蒋军士兵不由得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如此这般,红12军把蒋军主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这时,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率领下,悄然在江西兴国境内,休整了半个月!毛泽东在那里,从从容容主持作战会议,细细研究着“雷公打豆腐,如何拣软的欺!”
待蒋介石发觉上当受骗时,国民党军已经饥疲沮丧,无能为力,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退。敌军由强变弱,红军士气高涨,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对敌人进行反击5月6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全歼蒋军第74师第1旅。翌日,红一方面军向良村急进,又吃掉敌五十四师两个团!这样,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五战五捷,歼蒋军17个团,3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是坚持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它主要是: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即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部分的谋略思想,过去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作者单位:中共牡丹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