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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医疗服务费用比想象中低很多。”一名患者家属向记者出示了给母亲缴纳手术费用的清单，操刀的四位医生以及助手，连同手术室的护士，一共有八人，医疗服务费用只有400元。平均一下，每人每小时手术费用12元，比街头的理发师傅还便宜。这在18000多元的手术总费用中，只占四十五分之一，“显得有些怪异”。
手术费堪比“剃头价”
几乎不约而同，骨科医生盛锡文（化名）也把手术费比作剃头价。“医生的出诊费已经和理一次头发一个价钱了。但是医生的劳动强度和收入根本就是不相匹配的。”
盛锡文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大夫，从医三十多年了。盛锡文刚刚从医的时候，医生和所有行业一样，医生看多少病都拿一样的工资。医疗条件虽然不发达，但是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医患纠纷。
现在盛锡文的挂号费已经以百元计算。可是他做一个普通的脊柱侧弯修复手术，拿到的手术费和挂号费差不多，也就是几百元。一般一个简单的骨科手术要四个人完成，手术费是一千多元，参加手术的医生平均分配收入，盛锡文拿到的则会稍微多一些。
在盛锡文所在的医院里，一位内科主治医生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
早上七点半到医院和年轻医生交接班，先把病房里十几个病人的病情问一圈；八点钟正式上班，开始组织查房；十点等教授进行三级查房，说到口干舌燥，也难让他们满意。下午一点半上班，要么出专科门诊，要么有文献汇报。晚上八点钟，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话都顾不上和家人说，就得接着赶晋升的论文，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幸运了。
医院内，常见的景象是内科大夫们脚步匆匆，像一阵白色的风一样飘过。外科大夫像雕塑一样，在手术室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提高诊疗费看病会更贵吗
盛锡文认识一位年轻的外科大夫，刚刚独立主刀不久。一次手术，在诊断的时候已经确定患者是阑尾炎，但手术台上却没有找到阑尾，这位医生当时就崩溃了，害怕是误诊。后来在腹腔里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阑尾。原来这位患者的阑尾不是长在正常的位置上。
“手术台上医生要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常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盛锡文没有抱怨诊疗费低，六十年代生人的他更愿意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医生毕竟不是制度的制订者，而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我是坚决服从的。”
有一种反对医生诊疗费提高的声音，如果提高医生的诊疗费，看病就会更加昂贵。
但是盛锡文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台湾，做一个早期胃癌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费用折合成人民币是3万元左右。和大陆胃癌手术的价格几乎相同。但是从手术费用的构成比例看，在大陆，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占5千元，其他是药品器械的费用。而在台湾，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是1万5千元。
倒挂的价格背后
诊疗费与价格的倒挂早已引发医学界的不满。“二十年前，去医院挂号就是这个价格。”中国医疗改革专家咨委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对记者说，“价格毫无科学设计而言，是发改委规定的，是价格管制。”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对此也多次提出过改革，他说，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价值完全背离，已经很多年了。二三十年前，殷大奎还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校长时就呼吁过这个问题，他从校长、四川卫生厅厅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步步升迁，就改革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问题，向国家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建议。“现在有些松动了，专家号能放开一些，最高能到300元。特殊病房的费用可以市场化一些。但是整体上变化不大。你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务人员服务费用这么低的？”
虽然国家一直把医院向市场上推去，但在医疗服务领域完全是计划经济老一套。刘国恩说，原因在于中国260万医务人员属于事业编制。挂号费用收多少、手术技术费，甚至基本工资多少，他们得听规定。从2006年开始，新一轮医改进程中，作为国务院医改小组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国恩透露与发改委也讨论过医疗服务费用的问题，“但发改委也为难，从解决人民看病贵角度，从社会公益角度，挂号费用还怎么能调高？从顺应民意的角度，应该降低才是。但医院又不是事业单位的待遇，没有大树好乘凉，得自筹经费发展。国家投入不足，医院开支的百分之八九十靠自己“赚”。
国家关上了诊疗费的大门，同时打开以药养医的大门，为医院“找平衡”。从服务费用上损失的，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高费用找补回来。殷大奎介绍，医院从药品中赚取价格差，过去是西药15%，中药30%。实际上则更高。近期，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示了医院从患者身上收取的利差令人咋舌。一支出厂价格为6毛钱的青霉素注射液，患者在医院却要花费20倍的价格购买。
而对于基层医院的医生而言，压低诊疗费，抬高药费，还有一个原因。盛锡文说：“药品价格提高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医疗体系链条上的所有人。但是提高了诊疗费，医生会拿着多的钱去感谢政策制订者吗？我想不会吧。超低诊疗费恰好营造了一个利益均沾的大好空间，政策制订者、药品定价者、制药厂、医院、医务人员成了绑在"以药养医"这条绳子上的蚂蚱。”看来要解决以药养医问题，还得从源头治理上着手。（据《新闻信息报》）
手术费堪比“剃头价”
几乎不约而同，骨科医生盛锡文（化名）也把手术费比作剃头价。“医生的出诊费已经和理一次头发一个价钱了。但是医生的劳动强度和收入根本就是不相匹配的。”
盛锡文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大夫，从医三十多年了。盛锡文刚刚从医的时候，医生和所有行业一样，医生看多少病都拿一样的工资。医疗条件虽然不发达，但是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医患纠纷。
现在盛锡文的挂号费已经以百元计算。可是他做一个普通的脊柱侧弯修复手术，拿到的手术费和挂号费差不多，也就是几百元。一般一个简单的骨科手术要四个人完成，手术费是一千多元，参加手术的医生平均分配收入，盛锡文拿到的则会稍微多一些。
在盛锡文所在的医院里，一位内科主治医生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
早上七点半到医院和年轻医生交接班，先把病房里十几个病人的病情问一圈；八点钟正式上班，开始组织查房；十点等教授进行三级查房，说到口干舌燥，也难让他们满意。下午一点半上班，要么出专科门诊，要么有文献汇报。晚上八点钟，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话都顾不上和家人说，就得接着赶晋升的论文，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幸运了。
医院内，常见的景象是内科大夫们脚步匆匆，像一阵白色的风一样飘过。外科大夫像雕塑一样，在手术室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提高诊疗费看病会更贵吗
盛锡文认识一位年轻的外科大夫，刚刚独立主刀不久。一次手术，在诊断的时候已经确定患者是阑尾炎，但手术台上却没有找到阑尾，这位医生当时就崩溃了，害怕是误诊。后来在腹腔里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阑尾。原来这位患者的阑尾不是长在正常的位置上。
“手术台上医生要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常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盛锡文没有抱怨诊疗费低，六十年代生人的他更愿意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医生毕竟不是制度的制订者，而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我是坚决服从的。”
有一种反对医生诊疗费提高的声音，如果提高医生的诊疗费，看病就会更加昂贵。
但是盛锡文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台湾，做一个早期胃癌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费用折合成人民币是3万元左右。和大陆胃癌手术的价格几乎相同。但是从手术费用的构成比例看，在大陆，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占5千元，其他是药品器械的费用。而在台湾，医生和护士的服务费用是1万5千元。
倒挂的价格背后
诊疗费与价格的倒挂早已引发医学界的不满。“二十年前，去医院挂号就是这个价格。”中国医疗改革专家咨委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对记者说，“价格毫无科学设计而言，是发改委规定的，是价格管制。”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对此也多次提出过改革，他说，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价值完全背离，已经很多年了。二三十年前，殷大奎还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校长时就呼吁过这个问题，他从校长、四川卫生厅厅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步步升迁，就改革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问题，向国家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建议。“现在有些松动了，专家号能放开一些，最高能到300元。特殊病房的费用可以市场化一些。但是整体上变化不大。你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务人员服务费用这么低的？”
虽然国家一直把医院向市场上推去，但在医疗服务领域完全是计划经济老一套。刘国恩说，原因在于中国260万医务人员属于事业编制。挂号费用收多少、手术技术费，甚至基本工资多少，他们得听规定。从2006年开始，新一轮医改进程中，作为国务院医改小组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国恩透露与发改委也讨论过医疗服务费用的问题，“但发改委也为难，从解决人民看病贵角度，从社会公益角度，挂号费用还怎么能调高？从顺应民意的角度，应该降低才是。但医院又不是事业单位的待遇，没有大树好乘凉，得自筹经费发展。国家投入不足，医院开支的百分之八九十靠自己“赚”。
国家关上了诊疗费的大门，同时打开以药养医的大门，为医院“找平衡”。从服务费用上损失的，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高费用找补回来。殷大奎介绍，医院从药品中赚取价格差，过去是西药15%，中药30%。实际上则更高。近期，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示了医院从患者身上收取的利差令人咋舌。一支出厂价格为6毛钱的青霉素注射液，患者在医院却要花费20倍的价格购买。
而对于基层医院的医生而言，压低诊疗费，抬高药费，还有一个原因。盛锡文说：“药品价格提高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医疗体系链条上的所有人。但是提高了诊疗费，医生会拿着多的钱去感谢政策制订者吗？我想不会吧。超低诊疗费恰好营造了一个利益均沾的大好空间，政策制订者、药品定价者、制药厂、医院、医务人员成了绑在"以药养医"这条绳子上的蚂蚱。”看来要解决以药养医问题，还得从源头治理上着手。（据《新闻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