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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往事”重提
为什么要在此时重提京津冀一体化？
雾霾治理是最急迫的原因。“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大区域的雾霾问题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如何在这个区域通过新的发展战略来解决城市病和雾霾问题，是一个考量。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立国也认为，“这个事早就该做了，现在提到这个高度，是因为环境问题确确实实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要解决雾霾问题，河北的水泥、钢铁就要压产，其经济增长也会大受影响，中央考虑到直接的资金支持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因此推动三地协同发展来实现经济转型，阻止环境恶化。”
三地发展不平衡也是原因之一。“从北京与周边的关系来看，这个区域并没有明晰的协同发展概念，北京和天津相当于一个孤岛，其周边地区都很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周宏春如是说。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天津人均GDP为97609元，居全国首位；北京为92210元，位居第2；河北排名16位，为38596元，而这一数字仅相当于天津的39%和北京的42%。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北京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河北经济落后，人均GDP与北京差距较大。河北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比较多，城市规模较小，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也很小，这就使得区域内的产业链难以延伸，产业方面的合作也难以深化。”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
“为什么北京周边能集聚这么多人口，主要是北京有优质的公共资源。”赵弘进一步解释道，“教育方面，北京、天津高考一本录取率分别为24.33%和24.52%，河北省仅为9.03%；医疗方面也是如此，在北京就医的人中有1/4来自河北。资源落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京津冀发展一定要看到深层次的矛盾，要解决户籍问题、升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要缩小差距，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
从国内的战略调整来看，京津冀一体化亦是势在必行。“区域合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亟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增长点不是省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模式。比如对外开放是深圳改革的经验，其结果必然是区域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王立国看来，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滨海新区这个大思路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以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东北亚发展，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有些困难。京津冀下一步的协同发展，如果还只着眼于自己区域内居民收入的提高，仅限于在21.6万平方公里里做文章，眼界就低了，一定要考虑到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
此外，王立国还表示，从国际上考虑，美国重返亚太在经济上真正遏制的是中国，“为什么要讲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遏制和围堵，在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只有京津冀三地捆绑在一起才能与之对抗。”
规划有争议
三地捆绑发展已是必然，接下来打造成什么样、如何打造，又成了必须要思考的难题。
“京津冀都市圈”、“首都经济圈”，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该区域规划的名称也在不断变化。
“京津冀都市圈”是个短暂的概念，其首次出现于2006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同时也随着该规划的难产而夭折于纸面。此后，“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首都经济圈”走进人们的视野。
与此同时，争议也来了。
这个“圈”的范围到底要多大？
北京给出的方案是“1+6+3”，即北京和河北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以及天津北部的宝坻区、武清區、蓟县都包含在内。但这一设想却遭到了河北的异议，其建议把衡水、石家庄、沧州也纳入“圈中”，即“1+9+3”。
“理论上说，‘首都经济圈’可以辐射整个河北，但由于河北区域太大，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还需要新的城市来支撑。”肖金成所说的“新的城市”就是石家庄。“长三角是上海、南京、杭州形成三个支撑点，珠三角是广州、深圳、珠海形成三个支撑点，只有京津冀是京津双城，这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面，所以需要第三个城市，也就是石家庄来形成这个面。石家庄可以把冀中南地区辐射带动起来。”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勇表示赞同。他表示，“河北的能力太差，中心又太多，要平等，要确定一个中心，我认为必须是京津石。京津冀合作的前提 是京津石合作成功，否则，河北是失败的。”刘勇认为，北京、天津、石家庄都是都市圈，京津冀的合作是城市圈、都市圈之间的合作。“京津石是核心区，北面是张家口，南面是邯郸，只有京津石高层次地合作，才能实现该区域一体化发展。”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刘云中则认为，对于石家庄而言，北京和天津都是“巨无霸”的城市，从世界城市眼光来看，根本看不到石家庄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市场规律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由京津来决定。石家庄是省会城市，其本身的发展并没有问题，都是按照河北省的发展体系来配置资源，但是就京津冀而言，区位选择还是要先考虑京津周边的地区。”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上一轮争论尚未有结果，新的概念又被提了出来。今年3月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继续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三个阶段。城市规模比较大时，其辐射半径能够覆盖别的城市的腹地，这就到了城市圈和都市圈的阶段；城市和都市圈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功能进一步健全之后，就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城市群，这是区域合作的高级阶段。”肖金成认为，京津冀地区已经到了城市群形成的高级阶段，各城市不能只根据自身情况来考虑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也就是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讲的，不要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定要统筹谋划”。
城市群的发展，在规划，也在建设。“每个城市都想大家为我服务，我自己发展就好，这样是行不通的。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关键要搞好城市群的规划。”肖金成表示，城市群的规划在于城市间的关系、城市间的合作和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城市群里的每个城市都要有明确的主体功能，“不要相互竞争，尤其不要相互恶性竞争”，应合力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他表示，京津冀城市群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并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之一。
从现实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的确，我们今后的目标是在京津冀这个地方建立起国际大都市群，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现在的京津冀三地以全国2%的土地面积供养全国8%的人口，生产全国11%的GDP总量，看起来是不错，但与日本东京都市圈、欧美的都市圈相比还是低很多。我们要瞄准这个大目标去建设，去提升三地的整体竞争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在规划、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要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此时重提京津冀一体化？
雾霾治理是最急迫的原因。“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大区域的雾霾问题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如何在这个区域通过新的发展战略来解决城市病和雾霾问题，是一个考量。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立国也认为，“这个事早就该做了，现在提到这个高度，是因为环境问题确确实实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要解决雾霾问题，河北的水泥、钢铁就要压产，其经济增长也会大受影响，中央考虑到直接的资金支持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因此推动三地协同发展来实现经济转型，阻止环境恶化。”
三地发展不平衡也是原因之一。“从北京与周边的关系来看，这个区域并没有明晰的协同发展概念，北京和天津相当于一个孤岛，其周边地区都很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周宏春如是说。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天津人均GDP为97609元，居全国首位；北京为92210元，位居第2；河北排名16位，为38596元，而这一数字仅相当于天津的39%和北京的42%。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北京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河北经济落后，人均GDP与北京差距较大。河北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比较多，城市规模较小，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也很小，这就使得区域内的产业链难以延伸，产业方面的合作也难以深化。”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
“为什么北京周边能集聚这么多人口，主要是北京有优质的公共资源。”赵弘进一步解释道，“教育方面，北京、天津高考一本录取率分别为24.33%和24.52%，河北省仅为9.03%；医疗方面也是如此，在北京就医的人中有1/4来自河北。资源落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京津冀发展一定要看到深层次的矛盾，要解决户籍问题、升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要缩小差距，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
从国内的战略调整来看，京津冀一体化亦是势在必行。“区域合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亟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增长点不是省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模式。比如对外开放是深圳改革的经验，其结果必然是区域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王立国看来，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滨海新区这个大思路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以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东北亚发展，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有些困难。京津冀下一步的协同发展，如果还只着眼于自己区域内居民收入的提高，仅限于在21.6万平方公里里做文章，眼界就低了，一定要考虑到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
此外，王立国还表示，从国际上考虑，美国重返亚太在经济上真正遏制的是中国，“为什么要讲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遏制和围堵，在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只有京津冀三地捆绑在一起才能与之对抗。”
规划有争议
三地捆绑发展已是必然，接下来打造成什么样、如何打造，又成了必须要思考的难题。
“京津冀都市圈”、“首都经济圈”，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该区域规划的名称也在不断变化。
“京津冀都市圈”是个短暂的概念，其首次出现于2006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同时也随着该规划的难产而夭折于纸面。此后，“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首都经济圈”走进人们的视野。
与此同时，争议也来了。
这个“圈”的范围到底要多大？
北京给出的方案是“1+6+3”，即北京和河北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以及天津北部的宝坻区、武清區、蓟县都包含在内。但这一设想却遭到了河北的异议，其建议把衡水、石家庄、沧州也纳入“圈中”，即“1+9+3”。
“理论上说，‘首都经济圈’可以辐射整个河北，但由于河北区域太大，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还需要新的城市来支撑。”肖金成所说的“新的城市”就是石家庄。“长三角是上海、南京、杭州形成三个支撑点，珠三角是广州、深圳、珠海形成三个支撑点，只有京津冀是京津双城，这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面，所以需要第三个城市，也就是石家庄来形成这个面。石家庄可以把冀中南地区辐射带动起来。”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勇表示赞同。他表示，“河北的能力太差，中心又太多，要平等，要确定一个中心，我认为必须是京津石。京津冀合作的前提 是京津石合作成功，否则，河北是失败的。”刘勇认为，北京、天津、石家庄都是都市圈，京津冀的合作是城市圈、都市圈之间的合作。“京津石是核心区，北面是张家口，南面是邯郸，只有京津石高层次地合作，才能实现该区域一体化发展。”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刘云中则认为，对于石家庄而言，北京和天津都是“巨无霸”的城市，从世界城市眼光来看，根本看不到石家庄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市场规律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由京津来决定。石家庄是省会城市，其本身的发展并没有问题，都是按照河北省的发展体系来配置资源，但是就京津冀而言，区位选择还是要先考虑京津周边的地区。”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上一轮争论尚未有结果，新的概念又被提了出来。今年3月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继续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三个阶段。城市规模比较大时，其辐射半径能够覆盖别的城市的腹地，这就到了城市圈和都市圈的阶段；城市和都市圈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功能进一步健全之后，就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城市群，这是区域合作的高级阶段。”肖金成认为，京津冀地区已经到了城市群形成的高级阶段，各城市不能只根据自身情况来考虑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也就是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讲的，不要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定要统筹谋划”。
城市群的发展，在规划，也在建设。“每个城市都想大家为我服务，我自己发展就好，这样是行不通的。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关键要搞好城市群的规划。”肖金成表示，城市群的规划在于城市间的关系、城市间的合作和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城市群里的每个城市都要有明确的主体功能，“不要相互竞争，尤其不要相互恶性竞争”，应合力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他表示，京津冀城市群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并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之一。
从现实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的确，我们今后的目标是在京津冀这个地方建立起国际大都市群，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现在的京津冀三地以全国2%的土地面积供养全国8%的人口，生产全国11%的GDP总量，看起来是不错，但与日本东京都市圈、欧美的都市圈相比还是低很多。我们要瞄准这个大目标去建设，去提升三地的整体竞争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在规划、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