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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文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具有抽象性、思辨性强的特点，为使在课堂当中相关理论得以清晰的阐明，需要采取例证法。例证是对于理论的阐释和注解，也是对于理论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另外，在例证的择取上，一方面需要做到严密和精确，另外需要兼顾通俗和日常。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例证阐释完善
《中国古代文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其学科的综合性较强，正如党圣元先生在《评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一文提到，“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程度高，学科联系面广的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史、历史、思想文化史、等学科密切相关，同时又受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等的直接影响”而该门课程，从学科到课堂是有较大难度，因为在课堂上，要求的是线索的简洁和清晰，尽可能的少枝节，当然，很多问题和角度不可能都在课堂中一一阐明和解决，可以作为问题留给学生课后思考，但是在课堂中还是需要尽可能的将这一特点加以展现，将理论的抽象性、概括性尽可能化为生动、可感、清晰的讲解，因此，可遵循这样的思路，以文本证明概念，以彼时的文坛状况强调概念，以思想史深化概念。限于篇幅，本文侧重探讨第一方面。
一、例证的必然性
例证法是普遍运用的教学手段，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它有着特别和专门的意义，因为概念范畴多来自于他们丰富的文本经验的积累，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归纳出来的，从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的批评家往往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或者本身就是著名的作家。因此，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有着很强的文本依附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例证的出现是必然的。例证的角度和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对于概念范畴的阐释和注解，一为对于概念范畴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说明与注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体现在概念的提出，作家的评判，作品的鉴赏。诗词理论、戏曲小说评点不同领域中多是如此。如诗歌理论方面，钟嵘《诗品序》提出的“自然英旨”之说即是伴随着具体文本出现的：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曹丕《典论·论文》中以“气”这一概念也涉及到对于“七子”的评价，或者说，是从作家的观察和感悟中得出的：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李清照的《词论》也是涉及到关于词人的经验式的批评：
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直至晚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是如此，他的很多概念，境界说，大境、小境之说，有我之境界，无我之境界之说，隔与不隔之说都是基于作品而提出的：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因此，讲解概念时，就应将诗歌文本的赏析作为必要的手段。如前述《诗品序》中，作为“自然英旨”之代表而精心择取的诗句应当做细致分析。试以“思君如流水”为例，此句是写闺怨的，借悠悠流水写望穿秋水的深挚之情，流水的悠远绵长之状也恰好是闺中愁思的恰当的象征。另外，流水这个情境也是闺怨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如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望江南》）、李清照“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凤凰台上忆吹箫》）
（二）辨析与阐释
例证应是文论概念、范畴的印证，但不能仅是其简单说明和注脚，由于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学术话语特色、批评形式等的改变，不能简单孤立地去解释某一概念，更应涉及到对理论家的概念范畴的丰富、补充和辨正。
如金圣叹小说结构论中的“因缘生法”，出现在其评点《水浒传》第20回宋江怒杀阎婆惜一节的夹批中，“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深达十二因缘法也”，但由于是夹批，往往只是从当时的情节和情境来分析的，但是，从教师讲课中，还是需要对于宋江杀死阎婆惜的原因还需要做全面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某一情节的片段上，以使得论证更加丰富和严密。如，小说中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也是论证该问题的重要角度。阎婆惜本身是一个泼辣刁钻之女性，（如金圣叹也在夹批中以一再以“骇人”、“语语骇人”、“写得花娘可畏”、“蜜中有刺”等语来评价阎婆惜的言行），且与张文远有私情，与宋江关系不睦，反过来想，如果她温柔和顺，二人关系和谐，也不致产生后面的恶果。当然，这只是从情理上所进行的假设，本身，这一情节就是宋江最终上梁山的关键情节。另外，二人关系本身就不睦，两人相处的气氛很不和谐，小说作者在前文也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铺垫，很多看似闲笔，但实际上是不可缺的，因婆惜另有私情，宋江对其渐渐冷淡，而阎婆为生计故，强邀宋江回转：
……喊婆惜道：“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头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隔子眼里张时，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依前倒在床上。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又听得再上楼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儿，你的三郎在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直等我来迎接他。没了当絮絮聒聒地！”…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被这婆子一扯，勉强只得上楼去。…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说道：“押司在这里。我儿，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伤触了他，恼得押司不上门。闲时恰在家里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颠倒使性！”婆惜把手摔开，说那婆子：“你做甚么这般乌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开了房门，搬将入来，摆在卓子上。看宋江时，只低着头。看女儿时，也朝着别处。阎婆道：“我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你们自吃，我不耐烦。”婆子道：“我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别人面上须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小说中对于宋阎二人关系不睦做了细致的描写，也为下文气氛逐渐恶化做了合情合理的铺垫，不致突兀。这些材料也有必要在讲课中予以适当的补充。
再如，李渔《闲情偶寄》关于戏曲语言所提出的机趣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木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这里，应举材料来印证何谓机趣，但机趣何来，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小说中语言和情节是互为表里的，往往，人物微妙的心态，饶有情味的情节，是产生机趣语言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对于机趣说所做的补充。因此笔者引用的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和红娘的一段对话：
崔莺莺：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娘“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
这段材料则是很鲜明的例子，这是崔莺莺接到张生的书信后，既喜，且疑，且惧的场景和心理，喜的是爱人的信件聊慰相思，疑的是红娘或许不免知晓，惧的是若老夫人知道定要责罚，因此，其心理和情感就是复杂微妙且有趣的，因此，崔莺莺对于红娘加以苛责，而红娘亦是聪明泼辣，“得理不让人”的，因此，这段对话语言上富有“机趣”是与情节、氛围、人物性格、心态有关的。其中红娘的回答则更是巧妙，先指出，我之行动是由你二人支使的，且我不识字，个中情由无从得知，先将个人责任摆脱净尽，之后回马拖枪，矛头直指崔小姐，她知道小姐的软肋，最怕母亲得知，她半是揶揄的说，不如把简帖交给老夫人断个究竟，两全其美也。因此一番说辞滴水不漏、妙趣横生，真正体现了戏曲语言的机趣的特点。
虽然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但是如果结合作品当时的语境，人物的身份等因素，反而是极有机趣的。因此，类似的反例更能起到对于理论的补充的作用。也是对于学生的辨别能力的锻炼。
另外，机趣说不但是文本效果，更是舞台综合效果。戏曲是综合性表演艺术，是唱念做打几者的综合表现，因此，笔者在课堂中给学生播放川剧《拷红》，其中红娘灵动鲜活的形象，变化的心理，微妙的心绪，人物的做功、念白、唱功等等相辅相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例证的选择
（一）严密与精确
例证的择取需要严密的推敲，否则太信手、随意，似是而非，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教师的理论水平的不断的提高，比如上文所说的选取《西厢记》作为例子，应该查考李渔对于西厢记的评价究竟如何：“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其语言应“贵浅不贵深”，才能适应戏剧“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可以看到，李渔对于《西厢记》是推崇备至的，因此从中选例证是可行的。
（二）通俗和日常
文艺鉴赏和判断往往可以不必局限于学院和书本。生活的美千姿百态、更具活力，因此例证完全可以更为生动鲜活。日常化、通俗化的例证，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另外一方面，也是从细节和日常来培养其艺术敏锐性。
比如，在阐述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时候，可以选取了一些歌曲的MV，因为MV是一种现代文艺形式，是音、画、诗（也就是歌词）的综合体现。我曾选用了一位爱尔兰女歌手的Keren Ann的《End of MAY》的MV，此首歌曲传达了孤独迷茫的的情绪，而其MV的画面以黑白灰色调为主，很好的配合了歌曲的意境。另外，在谈到不同文体各具风格的时候，我选用了京剧名家孟广禄《赤桑镇》的音频资料，再将其与同样内容同一演唱者的京韵大鼓相对比，产生出很鲜明且有趣的对比效果，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日常实例在列举中，更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以免粗疏甚至错误。
以上只是笔者就几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经验所提炼出的一些教学技法和手段，真正讲好此门课程的来源还是要对该学科有厚实的积累和专门的钻研，还需要不断的思考和劳动，但是毕竟，理论课程往往会给学生枯燥呆板之印象，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此课程的学习对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文学作品的鉴赏分析能力、文学史的宏观把握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因此，因此，需要对教学手段的长期加以探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罗宗强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例证阐释完善
《中国古代文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其学科的综合性较强，正如党圣元先生在《评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一文提到，“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程度高，学科联系面广的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史、历史、思想文化史、等学科密切相关，同时又受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等的直接影响”而该门课程，从学科到课堂是有较大难度，因为在课堂上，要求的是线索的简洁和清晰，尽可能的少枝节，当然，很多问题和角度不可能都在课堂中一一阐明和解决，可以作为问题留给学生课后思考，但是在课堂中还是需要尽可能的将这一特点加以展现，将理论的抽象性、概括性尽可能化为生动、可感、清晰的讲解，因此，可遵循这样的思路，以文本证明概念，以彼时的文坛状况强调概念，以思想史深化概念。限于篇幅，本文侧重探讨第一方面。
一、例证的必然性
例证法是普遍运用的教学手段，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它有着特别和专门的意义，因为概念范畴多来自于他们丰富的文本经验的积累，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归纳出来的，从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的批评家往往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或者本身就是著名的作家。因此，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有着很强的文本依附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例证的出现是必然的。例证的角度和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对于概念范畴的阐释和注解，一为对于概念范畴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说明与注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体现在概念的提出，作家的评判，作品的鉴赏。诗词理论、戏曲小说评点不同领域中多是如此。如诗歌理论方面，钟嵘《诗品序》提出的“自然英旨”之说即是伴随着具体文本出现的：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曹丕《典论·论文》中以“气”这一概念也涉及到对于“七子”的评价，或者说，是从作家的观察和感悟中得出的：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李清照的《词论》也是涉及到关于词人的经验式的批评：
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直至晚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是如此，他的很多概念，境界说，大境、小境之说，有我之境界，无我之境界之说，隔与不隔之说都是基于作品而提出的：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因此，讲解概念时，就应将诗歌文本的赏析作为必要的手段。如前述《诗品序》中，作为“自然英旨”之代表而精心择取的诗句应当做细致分析。试以“思君如流水”为例，此句是写闺怨的，借悠悠流水写望穿秋水的深挚之情，流水的悠远绵长之状也恰好是闺中愁思的恰当的象征。另外，流水这个情境也是闺怨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如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望江南》）、李清照“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凤凰台上忆吹箫》）
（二）辨析与阐释
例证应是文论概念、范畴的印证，但不能仅是其简单说明和注脚，由于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学术话语特色、批评形式等的改变，不能简单孤立地去解释某一概念，更应涉及到对理论家的概念范畴的丰富、补充和辨正。
如金圣叹小说结构论中的“因缘生法”，出现在其评点《水浒传》第20回宋江怒杀阎婆惜一节的夹批中，“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深达十二因缘法也”，但由于是夹批，往往只是从当时的情节和情境来分析的，但是，从教师讲课中，还是需要对于宋江杀死阎婆惜的原因还需要做全面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某一情节的片段上，以使得论证更加丰富和严密。如，小说中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也是论证该问题的重要角度。阎婆惜本身是一个泼辣刁钻之女性，（如金圣叹也在夹批中以一再以“骇人”、“语语骇人”、“写得花娘可畏”、“蜜中有刺”等语来评价阎婆惜的言行），且与张文远有私情，与宋江关系不睦，反过来想，如果她温柔和顺，二人关系和谐，也不致产生后面的恶果。当然，这只是从情理上所进行的假设，本身，这一情节就是宋江最终上梁山的关键情节。另外，二人关系本身就不睦，两人相处的气氛很不和谐，小说作者在前文也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铺垫，很多看似闲笔，但实际上是不可缺的，因婆惜另有私情，宋江对其渐渐冷淡，而阎婆为生计故，强邀宋江回转：
……喊婆惜道：“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头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隔子眼里张时，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依前倒在床上。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又听得再上楼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儿，你的三郎在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直等我来迎接他。没了当絮絮聒聒地！”…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被这婆子一扯，勉强只得上楼去。…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说道：“押司在这里。我儿，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伤触了他，恼得押司不上门。闲时恰在家里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颠倒使性！”婆惜把手摔开，说那婆子：“你做甚么这般乌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开了房门，搬将入来，摆在卓子上。看宋江时，只低着头。看女儿时，也朝着别处。阎婆道：“我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你们自吃，我不耐烦。”婆子道：“我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别人面上须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小说中对于宋阎二人关系不睦做了细致的描写，也为下文气氛逐渐恶化做了合情合理的铺垫，不致突兀。这些材料也有必要在讲课中予以适当的补充。
再如，李渔《闲情偶寄》关于戏曲语言所提出的机趣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木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这里，应举材料来印证何谓机趣，但机趣何来，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小说中语言和情节是互为表里的，往往，人物微妙的心态，饶有情味的情节，是产生机趣语言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对于机趣说所做的补充。因此笔者引用的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和红娘的一段对话：
崔莺莺：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娘“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
这段材料则是很鲜明的例子，这是崔莺莺接到张生的书信后，既喜，且疑，且惧的场景和心理，喜的是爱人的信件聊慰相思，疑的是红娘或许不免知晓，惧的是若老夫人知道定要责罚，因此，其心理和情感就是复杂微妙且有趣的，因此，崔莺莺对于红娘加以苛责，而红娘亦是聪明泼辣，“得理不让人”的，因此，这段对话语言上富有“机趣”是与情节、氛围、人物性格、心态有关的。其中红娘的回答则更是巧妙，先指出，我之行动是由你二人支使的，且我不识字，个中情由无从得知，先将个人责任摆脱净尽，之后回马拖枪，矛头直指崔小姐，她知道小姐的软肋，最怕母亲得知，她半是揶揄的说，不如把简帖交给老夫人断个究竟，两全其美也。因此一番说辞滴水不漏、妙趣横生，真正体现了戏曲语言的机趣的特点。
虽然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但是如果结合作品当时的语境，人物的身份等因素，反而是极有机趣的。因此，类似的反例更能起到对于理论的补充的作用。也是对于学生的辨别能力的锻炼。
另外，机趣说不但是文本效果，更是舞台综合效果。戏曲是综合性表演艺术，是唱念做打几者的综合表现，因此，笔者在课堂中给学生播放川剧《拷红》，其中红娘灵动鲜活的形象，变化的心理，微妙的心绪，人物的做功、念白、唱功等等相辅相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例证的选择
（一）严密与精确
例证的择取需要严密的推敲，否则太信手、随意，似是而非，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教师的理论水平的不断的提高，比如上文所说的选取《西厢记》作为例子，应该查考李渔对于西厢记的评价究竟如何：“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其语言应“贵浅不贵深”，才能适应戏剧“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可以看到，李渔对于《西厢记》是推崇备至的，因此从中选例证是可行的。
（二）通俗和日常
文艺鉴赏和判断往往可以不必局限于学院和书本。生活的美千姿百态、更具活力，因此例证完全可以更为生动鲜活。日常化、通俗化的例证，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另外一方面，也是从细节和日常来培养其艺术敏锐性。
比如，在阐述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时候，可以选取了一些歌曲的MV，因为MV是一种现代文艺形式，是音、画、诗（也就是歌词）的综合体现。我曾选用了一位爱尔兰女歌手的Keren Ann的《End of MAY》的MV，此首歌曲传达了孤独迷茫的的情绪，而其MV的画面以黑白灰色调为主，很好的配合了歌曲的意境。另外，在谈到不同文体各具风格的时候，我选用了京剧名家孟广禄《赤桑镇》的音频资料，再将其与同样内容同一演唱者的京韵大鼓相对比，产生出很鲜明且有趣的对比效果，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日常实例在列举中，更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以免粗疏甚至错误。
以上只是笔者就几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经验所提炼出的一些教学技法和手段，真正讲好此门课程的来源还是要对该学科有厚实的积累和专门的钻研，还需要不断的思考和劳动，但是毕竟，理论课程往往会给学生枯燥呆板之印象，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此课程的学习对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文学作品的鉴赏分析能力、文学史的宏观把握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因此，因此，需要对教学手段的长期加以探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罗宗强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