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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需要控制攻击行为的产生及其影响，而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会受到各个生态领域中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累积生态风险作为一类可能导致个体出现负性发展结果的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影响重大，为探讨其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与控制策略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力开展家校合作、多元领域协同发力和培养积极心理品质等，可以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干预体系，控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
〔关键词〕累积生态风险;攻击行为;校园暴力;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02-0008-05
攻击行为是指直接朝向他人实施并且具有直接意图去伤害他人的行为[1]。攻击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常见，具体表现为聚众斗殴、排挤和辱骂同学等多种形式。近年来，中小学生校园欺凌、聚众斗殴的发生频率急剧增长，且其发展仍呈上升趋势，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的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个不同生态领域的制约，并非仅单一生态领域对其产生影响，不同生态领域中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极有可能会诱发青少年的攻擊行为。因此，仅考察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某一领域单一风险因素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将有失偏颇，所以为了厘清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必须从风险累积的视角出发，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
一、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些年来，大量有关校园暴力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被疯狂传播和转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校园暴力受害者自杀或被攻击致死的消息不时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中，令人们痛心不已。2016年，山西运城绛县一名15岁的青少年因不堪长期的校园暴力选择辍学，而校园暴力的实施者却没有善罢甘休，在其辍学后的一天对其进行了长达整整四小时的殴打，最后这名青少年不治身亡;2017年，陕西富平县东屏中学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宿舍被室友拳打脚踢，甚至被强迫跪着“走”;2018年，福建宁德市一名学生在厕所被四名同校学生殴打，殴打的全过程甚至被摄像记录下来上传至网络;2019年，甘肃陇西县一名14岁的初中生被5名同校学生围殴，以致颅脑严重损伤最终死亡。然而上述事件仅是全国校园暴力事件中的冰山一角，一项针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生群体中校园欺凌的发生率竟高达33.36%，可见目前我国青少年攻击行为问题之严峻已超乎想象。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不管是对被攻击者还是对社会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校园欺凌经历会影响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2]。2018年的“榆林米脂杀人案”便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例证，砍杀学生的凶手在被捕时自述因幼年时曾遭受校园欺凌便一直怀恨在心，选择通过砍杀这些无辜的学生来发泄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还有研究发现，被欺凌者很可能会出现心理适应不良的状况，从而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疾病[3]。2018年，云南一名14岁的女生因无法忍受校园暴力而选择服毒自杀，在其留下的遗书中出现了这样一行令人深感痛心的话，“死亡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无不警示我们，要正视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干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迫在眉睫。生态系统理论家认为，个体的发展同时受家庭、学校、同伴、社区等多个生态子系统的影响[4]。要从风险累积的视角出发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进行探讨，才能明确诱发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真正原因，从而为后续的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生态风险累积的叠加作用
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复杂多变，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单一风险因素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形成模式及其自身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看，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和行为养成会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同伴等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影响，即青少年是一个“社会人”，要明晰其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必须考虑生态风险累积的叠加作用。
（一）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
自我、家庭、学校和同伴等领域中的单一风险因素均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密切相关。不同领域中存在大量与青少年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青少年行为养成的过程中可能会充当一类“风险因子”的角色，这类“风险因子”的累积作用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现有研究主要针对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研究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在自我领域中，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与其注意偏向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预测其攻击行为[5]。其中，具有冲动性这一人格特质的青少年通常会表现出消极的注意偏向，而冲动性与消极注意偏向两个风险因素一起，使得这类青少年倾向于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威胁性刺激，从而极易产生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最终可能会采取攻击他人的方式来发泄自身的情绪。另外，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和道德推脱与其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情绪智力会通过作用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影响其攻击行为[6]。通常来说，情绪智力较低的青少年难以觉察和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容易主观臆断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较小，随着其道德推脱水平的不断提高，低情绪智力与高道德推脱两大风险因素一起，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还有研究将暴力犯罪者与非暴力犯罪者的性格和人格特质进行对比发现，相比非暴力犯罪者，暴力犯罪者中很多具备偏执、缺乏同情心和信任感、抗压能力差、情绪波动较大和自卑等多种风险因素[7]。不难理解，自我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关键点之一。在家庭领域中，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家庭功能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类影响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十分显著[8]。那些长期处于家庭功能低下、家庭亲密度不高和适应性不强环境中的青少年，较容易出现心理适应不良甚至心理疾病，这类负性的生活状态会促使其将攻击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在同伴领域中，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两者均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可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已有研究证实，上述两者是导致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9]。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对青少年行为习惯养成的负面作用，会通过累积的方式来增大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即同时经历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表现出攻击行为。 有学者从发展生态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个体的暴力行为，主张个体暴力行为的产生是多个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因此，探讨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是了解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原因的重要一步。
（二）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
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某一领域的风险因素可能会诱发另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不断涌现或急剧恶化，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也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多元领域中的风险因素具有生态共变性。由此不难推测，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素会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且随着累积的风险因素越多，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率将不断增加。因此，探讨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对了解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至关重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跨越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就家庭领域和同伴领域而言，有研究发现，同胞冲突与不良同伴交往会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如果青少年同时面临同胞冲突和不良同伴交往两个领域的风险因素，那么对其攻击行为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11]。還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同伴欺凌会通过影响越轨同伴交往进而作用于其攻击行为，父母监管在上述关系中充当一个“调节者”的角色[9]。不难理解，当青少年不仅缺乏父母监管，同时还遭受校园欺凌或与越轨同伴交往，那么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就学校领域和同伴领域而言，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在学校领域中感知到的学习压力、被惩罚的次数以及同伴领域中的不良人际关系等，共同构成了其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而这类负性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且随着风险因素不断累积，青少年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会越多越严重，能更准确地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12]。
另外，也有学者针对同时面临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领域中风险因素的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调查。如有研究指出，父母婚姻冲突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也能通过不良同伴交往这一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其攻击行为，然而冲动性作为一类人格特质，它能显著调节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13]。其中，高冲动的个体在同时经历父母婚姻冲突和不良同伴交往时更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由此可见，家庭领域中的父母婚姻冲突、同伴领域中的不良同伴交往和个体自身领域中的冲动性人格特质，三者一起加大了某单一风险领域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即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相对于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能更好地解释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
（三）累积生态风险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
多元领域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协同构建了一个累积生态风险模型，根据该模型来审视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可在最大程度上挖掘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根本原因。同时，累积生态风险模型认为，多元领域中的风险因素并不是独立起作用而是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最后营造出一类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是一种对青少年负性发展结果（如攻击行为）具有高预测能力的多重风险测量模型[14]。目前已有研究证实，累积生态风险对个体负性发展结果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任何单一风险因素的影响[15]。因此，基于风险累积的视角来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遵循生态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了然于目。青少年的攻击行为通常表现为以暴力的手段去攻击他人，最终极容易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有研究表明，累积生态风险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且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不利因素及其自身心理层面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在上述两者的关系中扮演一种中介的角色。另外，研究中采用是否具有多动症症状、是否存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及学习能力是否存在缺陷三个方面作为构建青少年心理层面固有缺陷的评价指标，同时主要选取家庭领域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亲子依恋三大风险因素来评估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不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子既能够充当一类“生态风险因素”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也能在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攻击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16]。
此外，还有研究考察了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经历的风险因素会以一种累积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攻击行为，且当个体的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由0增长为3时，其表现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长了足足五倍，即个体面临的风险因素越多，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17]。综上所述，累积生态风险在发挥其协同作用的基础上，会为青少年营造一个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恶劣环境，于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矛盾或冲突时，青少年更倾向于采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表现出具有一定破坏性和伤害性的攻击行为。
三、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控制：多元干预策略的整合及其实施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有效控制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迫在眉睫。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关注各领域间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能为有效控制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有效干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必须进行多元干预整合，即把原来分散于各领域中的单一干预策略整合起来，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家校合力：共同预防校园暴力的重要推手
家庭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起点和基石，家庭教育对个体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学校作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它在青少年发展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和学校两大生态领域的协调合作，对其攻击行为的干预作用不言而喻。如目前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应用的“积极教养方案（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就是一类以家校合作为主要途径的多级干预模式，学校通过为家长开设一系列的父母教养课程，使他们能够习得积极的教养方式，从而有效处理青少年的情绪困扰或问题行为，最终干预其攻击行为的产生。这一方案先后在二十多个国家被实践证明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因此，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培训，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资源，对家长进行有关“如何防治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系列培训或开展能够促进亲子间良好互动的活动，并专门为攻击性较强的青少年及其父母提供家庭咨询服务，以期形成家校合力，成为预防校园暴力的重要推手。
〔关键词〕累积生态风险;攻击行为;校园暴力;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02-0008-05
攻击行为是指直接朝向他人实施并且具有直接意图去伤害他人的行为[1]。攻击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常见，具体表现为聚众斗殴、排挤和辱骂同学等多种形式。近年来，中小学生校园欺凌、聚众斗殴的发生频率急剧增长，且其发展仍呈上升趋势，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的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个不同生态领域的制约，并非仅单一生态领域对其产生影响，不同生态领域中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极有可能会诱发青少年的攻擊行为。因此，仅考察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某一领域单一风险因素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将有失偏颇，所以为了厘清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必须从风险累积的视角出发，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
一、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些年来，大量有关校园暴力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被疯狂传播和转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校园暴力受害者自杀或被攻击致死的消息不时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中，令人们痛心不已。2016年，山西运城绛县一名15岁的青少年因不堪长期的校园暴力选择辍学，而校园暴力的实施者却没有善罢甘休，在其辍学后的一天对其进行了长达整整四小时的殴打，最后这名青少年不治身亡;2017年，陕西富平县东屏中学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宿舍被室友拳打脚踢，甚至被强迫跪着“走”;2018年，福建宁德市一名学生在厕所被四名同校学生殴打，殴打的全过程甚至被摄像记录下来上传至网络;2019年，甘肃陇西县一名14岁的初中生被5名同校学生围殴，以致颅脑严重损伤最终死亡。然而上述事件仅是全国校园暴力事件中的冰山一角，一项针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生群体中校园欺凌的发生率竟高达33.36%，可见目前我国青少年攻击行为问题之严峻已超乎想象。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不管是对被攻击者还是对社会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校园欺凌经历会影响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2]。2018年的“榆林米脂杀人案”便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例证，砍杀学生的凶手在被捕时自述因幼年时曾遭受校园欺凌便一直怀恨在心，选择通过砍杀这些无辜的学生来发泄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还有研究发现，被欺凌者很可能会出现心理适应不良的状况，从而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疾病[3]。2018年，云南一名14岁的女生因无法忍受校园暴力而选择服毒自杀，在其留下的遗书中出现了这样一行令人深感痛心的话，“死亡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无不警示我们，要正视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干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迫在眉睫。生态系统理论家认为，个体的发展同时受家庭、学校、同伴、社区等多个生态子系统的影响[4]。要从风险累积的视角出发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进行探讨，才能明确诱发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真正原因，从而为后续的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生态风险累积的叠加作用
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复杂多变，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单一风险因素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形成模式及其自身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看，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和行为养成会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同伴等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影响，即青少年是一个“社会人”，要明晰其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必须考虑生态风险累积的叠加作用。
（一）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
自我、家庭、学校和同伴等领域中的单一风险因素均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密切相关。不同领域中存在大量与青少年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青少年行为养成的过程中可能会充当一类“风险因子”的角色，这类“风险因子”的累积作用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现有研究主要针对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研究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在自我领域中，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与其注意偏向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预测其攻击行为[5]。其中，具有冲动性这一人格特质的青少年通常会表现出消极的注意偏向，而冲动性与消极注意偏向两个风险因素一起，使得这类青少年倾向于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威胁性刺激，从而极易产生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最终可能会采取攻击他人的方式来发泄自身的情绪。另外，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和道德推脱与其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情绪智力会通过作用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影响其攻击行为[6]。通常来说，情绪智力较低的青少年难以觉察和理解他人的情绪，从而容易主观臆断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较小，随着其道德推脱水平的不断提高，低情绪智力与高道德推脱两大风险因素一起，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还有研究将暴力犯罪者与非暴力犯罪者的性格和人格特质进行对比发现，相比非暴力犯罪者，暴力犯罪者中很多具备偏执、缺乏同情心和信任感、抗压能力差、情绪波动较大和自卑等多种风险因素[7]。不难理解，自我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关键点之一。在家庭领域中，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家庭功能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类影响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十分显著[8]。那些长期处于家庭功能低下、家庭亲密度不高和适应性不强环境中的青少年，较容易出现心理适应不良甚至心理疾病，这类负性的生活状态会促使其将攻击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在同伴领域中，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两者均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可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已有研究证实，上述两者是导致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9]。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对青少年行为习惯养成的负面作用，会通过累积的方式来增大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即同时经历同伴欺凌和越轨同伴交往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表现出攻击行为。 有学者从发展生态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个体的暴力行为，主张个体暴力行为的产生是多个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因此，探讨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是了解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原因的重要一步。
（二）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
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某一领域的风险因素可能会诱发另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不断涌现或急剧恶化，不同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也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多元领域中的风险因素具有生态共变性。由此不难推测，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素会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且随着累积的风险因素越多，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率将不断增加。因此，探讨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对了解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至关重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跨越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就家庭领域和同伴领域而言，有研究发现，同胞冲突与不良同伴交往会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如果青少年同时面临同胞冲突和不良同伴交往两个领域的风险因素，那么对其攻击行为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11]。還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同伴欺凌会通过影响越轨同伴交往进而作用于其攻击行为，父母监管在上述关系中充当一个“调节者”的角色[9]。不难理解，当青少年不仅缺乏父母监管，同时还遭受校园欺凌或与越轨同伴交往，那么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就学校领域和同伴领域而言，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在学校领域中感知到的学习压力、被惩罚的次数以及同伴领域中的不良人际关系等，共同构成了其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而这类负性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且随着风险因素不断累积，青少年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会越多越严重，能更准确地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12]。
另外，也有学者针对同时面临自我、家庭和同伴三大领域中风险因素的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调查。如有研究指出，父母婚姻冲突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也能通过不良同伴交往这一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其攻击行为，然而冲动性作为一类人格特质，它能显著调节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13]。其中，高冲动的个体在同时经历父母婚姻冲突和不良同伴交往时更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由此可见，家庭领域中的父母婚姻冲突、同伴领域中的不良同伴交往和个体自身领域中的冲动性人格特质，三者一起加大了某单一风险领域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即多元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相对于单一领域中风险因素的累积作用能更好地解释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
（三）累积生态风险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
多元领域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协同构建了一个累积生态风险模型，根据该模型来审视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可在最大程度上挖掘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根本原因。同时，累积生态风险模型认为，多元领域中的风险因素并不是独立起作用而是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最后营造出一类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是一种对青少年负性发展结果（如攻击行为）具有高预测能力的多重风险测量模型[14]。目前已有研究证实，累积生态风险对个体负性发展结果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任何单一风险因素的影响[15]。因此，基于风险累积的视角来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遵循生态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了然于目。青少年的攻击行为通常表现为以暴力的手段去攻击他人，最终极容易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有研究表明，累积生态风险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且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不利因素及其自身心理层面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在上述两者的关系中扮演一种中介的角色。另外，研究中采用是否具有多动症症状、是否存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及学习能力是否存在缺陷三个方面作为构建青少年心理层面固有缺陷的评价指标，同时主要选取家庭领域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亲子依恋三大风险因素来评估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不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子既能够充当一类“生态风险因素”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也能在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攻击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16]。
此外，还有研究考察了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经历的风险因素会以一种累积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攻击行为，且当个体的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由0增长为3时，其表现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长了足足五倍，即个体面临的风险因素越多，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17]。综上所述，累积生态风险在发挥其协同作用的基础上，会为青少年营造一个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恶劣环境，于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矛盾或冲突时，青少年更倾向于采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表现出具有一定破坏性和伤害性的攻击行为。
三、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控制：多元干预策略的整合及其实施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有效控制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迫在眉睫。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关注各领域间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能为有效控制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有效干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必须进行多元干预整合，即把原来分散于各领域中的单一干预策略整合起来，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家校合力：共同预防校园暴力的重要推手
家庭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起点和基石，家庭教育对个体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学校作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它在青少年发展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和学校两大生态领域的协调合作，对其攻击行为的干预作用不言而喻。如目前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应用的“积极教养方案（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就是一类以家校合作为主要途径的多级干预模式，学校通过为家长开设一系列的父母教养课程，使他们能够习得积极的教养方式，从而有效处理青少年的情绪困扰或问题行为，最终干预其攻击行为的产生。这一方案先后在二十多个国家被实践证明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因此，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培训，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资源，对家长进行有关“如何防治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系列培训或开展能够促进亲子间良好互动的活动，并专门为攻击性较强的青少年及其父母提供家庭咨询服务，以期形成家校合力，成为预防校园暴力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