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战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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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参加解放军,并以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的身份,在1950年11月跨过大火燃烧的鸭绿江,参加了对长津湖畔二次战役的采访,自此我走上了朝鲜战场烽火连天的采访之路。
  
  长津湖畔访战场
  
  在新兴里的防空掩体中,程力正部长(二十六军宣传部长,后任福建军区副政委)向我布置了战场采访任务:“你随徐熊同志去下碣隅里战场一线沿途采访拍摄(徐是老记者,后在新华总社任国际部副主任),而后徐要转去76师采访此次下碣隅里战斗的英雄事迹,你要转去78师随队采访,该师正在追击美陆战一师的残部,向五老里咸兴方向穿插。”程让徐熊和我细看了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向我俩指明了两个师明天白天所在的位置,并再三叮嘱一路注意防空,不要造成无谓伤亡。
  看洞外,太阳露头,皑皑白雪上一片红光。我和徐背上着装,反穿上衣(我的着装是一条薄被,两身单衣,一双备用鞋,一只相机,十数个胶卷,一只水壶,干粮已吃尽,要找到部队才有)。走出山沟,向山间公路走去。敌机两架一批、四架一批地在山间公路上空轮番盘旋扫射(二次战役时的敌机因我们不能打,飞得很低,极端猖狂),但我俩顾不了这许多,即使“头皮发麻”,也得冒死前行,因为要在白天采访完绵延四十余里的战场后,再在傍晚前赶到下碣隅里机场附近的76师部队(天黑后,他们可能会向前转移)。所以我们只能边隐蔽边前进,只有在敌机俯冲扫射投弹时,才趴在雪窝里防空。公路上一片黑一片白的,白的是雪,黑的是焦土,空气里充满着汽油味和火药味,这是前夜激战的痕迹。有四、五里路长的一段路面,到处都是美军残破的军用十轮大卡、小吉普和翻倒的坦克,死尸成堆地散落在卡车旁、坦克上,有一辆冲下山坡半翻在山沟里的十轮大卡上,一个蓬头的美军司机半伏在驾驶盘上,一只脚跨在车门外僵死了。还有从坦克车顶盖上爬出了半个身子时被击中后而冻僵了的坦克手死尸。
  我拍摄了这些残酷的战场景色,因为身带胶卷不多,不敢多拍,未能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后来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我俩不顾敌机在头上盘旋,在敌人的车堆中穿行着,忽然不远处一辆中吉普上有一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大个子美国兵,对我俩又打手势又大喊,我们走近去,原来是个双腿负伤的美军中士,他希望我们俘虏他,事实是救助他,但我们任务在身,无法逗留,只好连现成的“俘虏”也不要了。我们一路拍摄,一路询问零星的从前方下来的战士,抵达下碣隅里机场边沿时已是下午三时左右了。冬天日短,夕阳已快挂在树梢。我在一排铁丝网前,看到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惨象,我们的战士一堆堆地躺卧在铁丝网边,冻僵的身体还保持着各种“前赴后继”的冲锋姿态,有几堆战士的尸体周身焦黑,是冲锋时遭到了敌人火焰喷射器的杀伤,有一位侧卧在雪地里的战士,一手撑在雪地上,半抬身,一手紧握着没有摔出的手榴弹牺牲了。这是我军在下碣隅里机场围歼美陆战一师溃逃时的壮烈场景,我们有的战士过江时还没戴上北方的棉帽就这样甩手去了,目睹这一切,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但是当时我不敢把它拍下来,怕有损我们战士的形象,其实这正是我们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这成了我的终生遗憾。事后,我知道这些牺牲的战士是我军230团7连的,该连在攻击中全部壮烈牺牲了。
  机场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七、八架被打坏的小型运输机,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各种军用罐头,被美机轰炸后还在燃烧,我们的十数名战士在灭火,有些战士正用手拉车在抢运罐头,我忙着拍摄了这些镜头,徐则找几个战士了解情况,后来知道这是军后勤运输连的,刘连长已组织驾驶员将敌人遗弃的20辆卡车抢救出去,免遭敌机炸毁。
  我和徐熊一天没有吃饭,就拣了些牛肉、土豆、奶粉之类的大小罐头,找了个军事掩体,准备大吃一顿,可没有开罐头的工具。我东找西寻,在雪地里找到了一把美军军用刺刀,两个人使劲地打开了一批罐头,可里面全是冰得硬梆梆的没法吃,又没有地方生火。敌机在上空盘旋、呼啸着,为不作无谓牺牲,我们拣上几个牛肉和奶粉罐头,用单军裤当布袋,跨背在肩上,向机场外走去。我们想在天黑之前找上师的部队,不然又得掉队,但这些零星抢运罐头的战士都不知道师战斗连队的位置。徐是久经战阵的老同志,他说:“走,只有走出机场,到周边的山下才能找到部队。”
  
  下碣隅里“机场之夜”
  
  我们匆匆地走着,夜色苍茫,机场内外沉浸在一片皑皑白雪的荒野之中,入夜朔风增大,我俩又冷又饿,坚持着向山边走去。没有一丝灯火,没有半点人声,只有敌人的夜航机在头上咆哮。我们在黑暗中迷了路,本来看着离山根不远,可就是走不到,也根本遇不上部队,老徐闷声不响,他体弱,走得很艰难,我记着程部长临出发前对我的叮嘱:“徐熊是老记者,他有战场经验,你听他指挥,但是他体弱,你要多照顾他!”我俩搀扶着向前走,直到深夜时分,才看见不远的山根处有一簇火光跳跃,刹时我们像在大海里看到了灯塔,急步前奔。这是五间像小庙样子的瓦房,正面三间已倒坍在轰炸之中,未烧尽的木梁还在火堆上熊熊燃烧,我俩借着燃烧的火光看清两间侧屋中有一锅架在已熄灭的火堆上的煮猪肉,肉已冻结成块,地上零乱地散布着一些罐头空筒、烟头之类,这明显是敌人慌忙撤退时留下的景象。我和老徐深深地吁了口气,只用空罐头简装了些雪和牛肉罐头在余火上烤热和化水,两人狠狠地吃了一顿,但是我们始终未敢吃那锅冻了的猪肉,老徐说:“敌人可能会下毒。”
  雪野茫茫,朔风怒号,除了火堆上未燃尽的一点余光外,大地一片漆黑。部队是无法寻了,人也极度困乏,但吃饱了饭,浑身暖和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一双腿自膝盖往下,硬梆梆的不听使唤,我伸脚到火堆上去烘烤,徐发现了连忙叫住我说:“冻了的脚不能烤,那样会坏死的”。后来在战役结束时,我的双脚趾发黑,差一点烂掉截肢。
  我俩背靠背蹲在墙角里一面歇息,一面等待天明,田野寂静,耳边只有风声和敌机的炸弹声。敌机过后,四周又显得那样的寂静,要不是那一股飘浮在夜风里的汽油味和焦糊味,怎么会相信这就是残酷厮杀的战场。老徐似乎已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我睡不着,白天一路所见的景象,现在一幕幕的又在眼前闪过:成堆破碎的战车和军用装备,成堆敌人的尸体和我军牺牲了的战士。他们昨天也可能还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妻儿……我不由得也想起家来,部队在国内出发时,因为军事行动保密,我并未写信告知我的家人,我唯一还留在江阴一个农村小村子里的老母亲和才16岁的妹妹,他们现在该睡了吧!她们怎能知道她们的儿子和哥哥现在正在万里外的异国他乡,正在异国他乡的寒夜的战场上思念着她们呢?
  一连串敌人夜航机的咆哮声,呼啸的炸弹声使我从遐想中惊醒,一刹时天空挂满了照明弹,接着还是机枪暴雨般的扫射声。这是敌机在机场轰炸扫射我抢运军用物资的战士们,不知又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
  敌夜航机飞走后,一切又归于寂静,老徐靠着我的背睡得很香,他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记者了,能够抓住一切时间休息,保存体力,以便完成任务。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部队离开上海“北上练兵”的前夕,我曾给我表妹写过一封信,她是我少年时的玩伴,生性好强,我在信中说:“我们不久就要解放台湾了,到战斗打响,你要注意报纸,看你老哥怎样和你在报上见面!”现在想想有些幼稚可笑,那有这么容易能够在“报纸上见面的”,咳!明天我又能见到什么呢?要找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呢?我们能顺利找到吗?……渐渐地我两眼模糊起来,好像要睡着了,忽然我看见自己正走在过鸭绿江浮桥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我妹妹瘦小的身影在后面追过来,大喊着:“哥,哥,你别走那么快呀!”……突然,我被一只大手推醒,老徐招呼我:“醒醒!该赶路了。”我一睁眼,看见了一线洁白的冷森森的光亮。
  
  险走黄草岭
  
  天蒙蒙亮,我俩就向山间公路走去,希望能遇上部队,耀眼的阳光照在公路的冰雪上,更加耀眼。在快近公路时,从公路边小山沟的地堡中,走出了一个戴着呢军帽的干部(这是当时团以上干部的着装),老徐一看,原来是76师228团的政治处孙主任。他俩一下握紧了手。这正是徐预定要采访的部队。而我要跟上采访的78师已向黄草岭方向追击逃敌,兵贵神速,我在孙主任的指引下,告别了他们,只身向公路前方赶去。
  我强作坚强,勇往直前,但内心却不免惊慌,初上战场,不知前面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追上78师的部队,若赶到晚上还遇不上,一个人又怎么办?这异国他乡,山高路险,敌机猖狂,冰雪严寒,我这是“掉队”掉怕了。我不顾敌机盘旋,一路狂奔,好在被子、备用鞋等等,为减轻负担已在下碣隅里的一路上丢弃了,身上只有相机和胶卷,连个防身武器也没有。本来徐熊还有一支手枪,我想,要遇上敌人逃散的部队,我还得被他们俘虏呢!我一边走,一边想,觉得不大是滋味,这时耳边响起了程部长对我的嘱咐:“一个战士对人民对党的忠诚,要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你是个满怀热情来参加革命部队的知识青年,要经受住这个考验。”想到这,我精神一振,热血沸腾,挺起胸往前走,现在想来真有些那种“视死如归”的样子呢!我沿着公路一路拍摄,一路防空,一路询问有些负了伤的零星的往回走的战士,他们当然都不知情。朝鲜冬天北部山里的白昼,也有零下几十度气温,我忘了饿,忘了吃还留有的一个罐头,我一心只想追上部队,走得大汗淋漓。
  这一天也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估计也有数十里,大部队没找上,夕阳倒又挂上了树梢,我开始恐慌了,但我终于看见了不远处白雪覆盖的一条山沟里散落着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几间朝鲜的小茅屋的烟囱里,正升起几缕袅袅的炊烟,这使我欣喜若狂,大步流星地奔向前去。茅屋外一个干部模样和几个志愿军战士接待了我,我一问,得知这是78师后勤收容队的驻地。干部是个文化干事,他负责收容的工作,有一个警卫班长和通讯员等八、九个人。他们不仅收容掉队的战士和伤员,也收容美军溃逃时流散在山野里的士兵(作为俘虏收容),78师师部和战斗部队已向咸兴方向挺进,但现在在什么位置,也不得而知,文化干事答应我待去前面联络的通讯员回来后,再为我打探消息。我借着夕阳的余辉采访拍摄了四个美陆战一师的坦克俘虏兵,其中一个是车长,一个机枪手。两个驾驶员,他们见我和他们说起了简单的英语,围上来诉说了怎样在濒临冻死的情况下,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有的说:“是你们中国战士救了我的命!”文化干事请我吃晚饭(所谓晚饭,也就是一些炒麦粉和几块咸菜)我的一听牛肉罐头也拿出来给大家会了餐,而后就在烧暖了的热坑上大家叙谈到半夜才昏昏入睡。天一亮,在文化干事的陪同下我拍摄了卫生员为冻伤了脚的美国战俘上药的照片,也去古土水里机场拍摄了被击毁的敌机(这些照片后都在国内报纸和画刊上发表),待这一切事情办完以后,已近中午,我急着要动身去赶部队,文化干事说:“一早派出去了解情况的通讯员还未回来,你又不知师部的位置,还是等一等。”我只好留下来吃中饭,正吃着,通讯员回来了,他还未踏进门就说:“曹记者,师部现在黄草岭下的一个发电厂歇息,天黑后即向咸兴转移。”我急问:“到那里有多少路?”答:“大约三十多华里。”我急速吃完饭,向大家告别,因为我必须在天黑前(在5个小时内)赶完这近四十里的山路,这四十里异国他乡、完全陌生的、不知潜伏着什么危险的战火纷飞的山路。
  文化干事和几个警卫战士和我招手惜别,我走上公路就向山上爬去,大约走了十余里路,来到一个山坳转折处,突然四架美军F100喷气战斗机“唰”地一下栽了下来,朝着对面山间的火车隧道洞口,一连发射了四枚火箭炮弹,接着又返回来,一架接一架的投炸弹、燃烧弹,机枪打得一片烟火。一批四架刚走,又来四架黑大头(地面冲击机)轮番轰炸扫射,一直打了个把小时。我趴伏在山腰的雪窠里,不敢动弹,待飞机飞走,夕阳又快挂枝头了。我见几个从铁路隧道里奔出来的战士向我隐伏的地方走来,忙拦住急问去黄草岭下发电厂的路程,他们告诉我从岭上过去至少还有二十里。天哪!这二十里山路在天黑前我是赶不到的,我愣住了。一个好心的战士安慰我说:“你只有从隧道洞内穿过去了,不过三四里路,我们就是从对面穿过来的,不过里面挤满了等火车来装运的伤员,洞内一片漆黑,非常难走,刚才飞机轰炸的重点是洞那边的山洞铁路桥,也不知打断了没有?”我想:“不管什么艰险,要赶部队,只能走这条险路了。”
  我道别了“指路人”一头就进了洞。洞内伸手难见五指,烟雾弥漫,烟味火药味呛人眼鼻。路轨两边倒卧着不少伤员,呼嚎呻吟之声不绝,我跌跌撞撞地摸黑前行,一不小心踩到了伤员,引来一阵痛骂,一会儿自己一个筋斗摔得两眼金星直冒。好不容易走出洞口(其实是半走半爬),抬头一望,可把我惊呆了。由洞内伸展出去的铁轨是凌空架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现在已被飞机炸得曲曲弯弯,下面的枕木,有些还在燃烧,我慢慢靠近前去向下一望,桥下被炸得硝烟弥漫,深不见底,我打了个寒颤,不禁有些头昏起来,这铁路桥能过吗?不过,那怎么成?我没有退路!正在犹豫间,深渊对面有两个面目乌黑的战士,一个扛着步枪,一个大个子头上绑着绷带扛着挺轻机枪,一前一后沿着还在燃烧的铁路桥往洞口走来,他们小心翼翼地躬着腰走过了深渊上的铁轨。多英勇无畏的战士呵!我举起照相机,眼里噙着泪花拍下了这两个英雄的形象。他俩是27军的战士,是在战斗中失散的,现正回黄草岭一带找自己的部队,大个子告诉我,下面不远处就是发电厂,我一咬牙向尚在燃烧的铁轨桥走去,走了几步,头昏眼花,我也顾不得“丢人”,把相机往身后一背,趴倒在铁轨上,一步步爬了过去。赶到发电厂时,天色已黑,部队正在吹哨集合,我连滚带爬地奔上前去,猛看见军宣传科赵心田科长也在队伍里,我大声呼喊,他端详了我半天,才问:“你是曹庞?”我说:“是呀!”他大笑起来说:“你怎么成了这个熊样子,哪还像个曹庞呀!”旁边78师几个干事也跟着笑起来,原来我歪带着帽子,几天不洗脸,面孔乌黑,伸出去的手一楞一楞黑乎乎的像鸡爪子。人家的确无法辨认我了。
  但是,我终于跟上了78师的队伍。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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