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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阅读雷默小说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张新颖关于“味精”的比喻，待到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时，禁不住地惊叹好的比喻令人精神焕发，能够打通人与物之间的阻隔。
张新颖在《大地守夜人——张炜论》中写道：“以前零零碎碎地看那些中短篇小说，常常觉得不太够味，形式上缺乏‘创新’，内容也说不上有多么‘深刻’，现在把这些作品连贯起来重读，才反省自己也许是吃惯了放了太多味精的东西，口味变坏了也难说。”
这几乎也是我初读雷默小说的感觉，只是我的反省有鉴于张新颖，而他的省察则是一种原初的经验。这步反省很关键。张新颖在读写张炜小说的过程中感到了“阻塞”，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克服阻塞的过程中完成表达，而动力则是来自于“一种复活的快乐”。他读张炜，“从最初的情形看，并不出于某种深思熟虑的动机，而是不能自抑的欢乐使然”。然后，他找到了这个比喻，很快就接通了小说，尘封的记忆被打开，在《采树鳔》中复活了童年经验，“还给我一段生活”。这之后的行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的审美经验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也可以说已成为一般经验。我在意识到自己可能吃了太多“味精”之后才重读雷默小说，这时候我读到了《你好，妈妈》。说来也巧，最先复活的也是童年经验，金甲、金乙两兄弟爬上树，并排而谈小男孩长胡子、长毛的事情，一下子就把一段生活“还给我了”。而关于妈妈的思念也悄无声息地在心里滋长，最终温暖了我，打动了我。
张新颖说：“然而简单的道理在当下越来越难以被理解和接受，朴素的东西在离朴素越来越远的现代人眼里竟成了最不易弄懂的东西了。”这个朴素，它的反面是夸张、煽情、刺激。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文中说：“由于百年来过度的情感，所有话语都变得云遮雾障、浮夸不堪了……过火乃是现代著述的共同特点，即使写得比较简单，其中的话语还是给人以怪癖之感。”这种过于“人性化”的现代观念及“浮夸”的表现手法（加味精）在文学领域也相当流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描写人心的复杂黑暗、情感的多变善变、思想的尖锐斗争等等成为一种“文学正确”，仿佛不如此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不写点吸毒、乱伦、犯罪、暴力、变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仿佛那种作品寓意了某种“深刻”，而简单温良、清楚明白的文学事物似乎是肤浅的。因此，对人的思想、情绪、感官进行刺激就成了当今重要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见的是，经过语言刺激的读者如同经过一阵短暂的休克，这之后获得的只能是疲劳和厌倦，丧失对作品、乃至对生活的感受力，最终受损害的乃是文学本身。
尼采反对刺激，他推崇的是“缓慢的美之箭”，他认为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不发起醉人的猛攻（这种的进攻容易引起厌恶），而是潜移默化，使人几乎不知不觉地受影响。这种美毫不张扬地浸润人心，终于在梦境中重逢后彻底征服了我们，使我们的眼里充满热泪，使我们的心里充满向往”。尼采提出的补救方法就是“取法希腊”：“唯有慎思、紧凑、冷静、朴素，甚至有意使之臻于极致，唯有把握情感，要言不烦，才能改变局面。”但他同時也警告，严寒和高温一样都是兴奋剂。
读雷默小说，我们不用提防它会作“醉人的猛攻”，虽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终将到来的“时刻”，但“那一刻”的到来也并非天崩地裂，也只是这样的平淡，只是这种平淡里蕴含了动人的力量，也唯其平淡才有力量渗透至读者的心灵。雷默小说的风格是绵密、厚实，他努力书写的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至于它能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完全占有读者的心灵，从而给予美的抚慰和幸福的憧憬，那是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需要终生思考和追求的问题。
二
雷默小说善于描写气氛，叙事节奏控制得很好，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带着人走，譬如《深蓝》就是这样的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但小说的气氛渲染跌宕有致，精力弥满。小说的故事核往往集中，表现为一个关键意象、场景、心理或者动作，小说渐渐地逼近它，在不像悬念、没有悬念的地方制造了悬念。
《风景如画》写“我”偷偷抽烟，到被浩明发现，中间有一大段描写，非常精彩。“我”首先是发现了空的石头屋，没有人但有陌生的人声，这时候“烟瘾”适时发作，就偷偷地抽了一支，小说写道：
抽烟的过程中，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宁静的氛围，心跳声大得像面鼓。
这样写已经够紧张的了，然后小说还写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经过，“我”掐灭香烟，发现他只是餐厅工作人员，又返身回石头屋继续抽，这时候气氛已经轻松了不少，然而，浩明就在此时出现。“我”赶紧往外走，却忘了把烟头踩住，于是被浩明发现了。浩明的反应先是一惊，然后下意识地往外走，大约是撞见别人的“秘密”不好意思，又想起自己是来找同学的，就回过身来，但又不直接拆穿。
这里的描写算得上是一种经典的文学手法，好像现在不少作家不愿意这样费力地描写人物心理及场景的细致变化，他们大都省略过渡，快速推进，或者弄巧，用反转、巧合、变异、天灾人祸等来弥补事件进程。《风景如画》里的这一段也是“巧合”，但经过小说的铺垫，每一个字都显得合情合理，由于是“慢动作”，读者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以及动作带来的结果，并由此产生感受，不由自主地追随小说的节奏。
除此之外，《风景如画》写同学之间的离别也不肯草草，别出心裁地写“我”去超市购物，购物的经历并不愉快，有点“堵”，仿佛折射了这次旅途。如此一来也颇能“拉长”离别的时刻，渲染出一种难以言明的离愁别绪让人“品尝”，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又文学化了的离别。《密码》写什么？不是写密码，密码其实是个引子，小说写一对大学恋人毕业后最终分手。为了写离别，先写他们又进一步的密切，甚至于谈婚论嫁，把女友带回家，最后由于不得已又显而易见的原因，女友坚决离开。虽然结尾略显仓促，但这样写一段感情，不轻佻。
雷默小说善于表现生离死别，他仿佛把人物置于“实验室”中，在“黑暗来临”之前考察他们的心性。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认真，不肯敷衍了事，也因此显得郑重，重情重义。所有的离别最终都会来到，但是因为小说有充分的酝酿时间，使得离别并不成为一个即时的、短暂的休止符，而像是一个气息悠长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有某种东西绵绵不绝，充分、开阔。 《追火车的人》写到死别。程啸为什么会去追火车？因为他的父亲被火车撞死，他为了让父亲有个全尸，决定去追寻可能被火车卷走的一只左手。追火车的过程有些荒诞色彩，但不妨看作是一个追悼仪式，它延续了丧父之痛、丧根之哀，而正因为有了一个漫长、曲折又不无艰辛的追火车过程，人的哀痛之情也就有了充分的沉淀和依托。
这种伤痛在《祖先与小丑》《飘雪的冬天》等小说中都有反映，由于呼吸开阔，气息绵长，使得死亡并不像一个悲伤的死亡，而人的深烈情感也逐渐得到释放。《祖先与小丑》最后写儿子小丑出生，长至五岁，“我”带他去扫墓，小丑的天真和亲情让“我”禁不住流泪，而小丑惊得不知所措又不好意思，“我”抱着他的那一刻，就觉得“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或者说重新确立了正常的父子关系。在这里，生与死完成了循环，生的欢乐取代了死的悲伤，而死亡仪式才真正完成。
三
雷默有“构建属于自己世界”的志向，他的小说探寻人性，关注灵魂，是为了光明而不是为了黑暗而写作，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给一些人带去安慰，哪怕收效甚微，但也是值得的。这种文学理想塑造了小说人物形象，最终也塑造了作家的文学风格。博尔赫斯说道：“一个人，给自己定下了描绘世界的任务。多年以来他一直用各种意象填塞一个空间：省郡、王国、山脉、港湾、船只、岛屿、鱼类、房间、器具、星辰、马匹，以及人物。死前不久，他发现这座耐心的线条迷宫勾勒出了他面孔的模样。”那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笔下的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他们逐渐长出大致相同的面貌，形成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
对雷默而言，现有的三本小说集《黑暗来临》《气味》和《追火车的人》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它的悲伤和烦恼，但它们的底色是如此质朴，以至于我们容易忽视那显而易见却又深深隐藏着的好意。
《苍蝇馆子》的故事与情感都不复杂。刀锋是“我”的初中同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跟他爸爸学祖传的“打面”技术，渐渐地，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苍蝇馆子的生意也在他手里越来越好。后来，刀锋因为赌博败了家，跑到外地躲债，被人打折了一条腿，无路可走之时又回到家乡，重操旧业，苍蝇馆子再次开张。
小说写的是一个现代版“浪子回头”的故事，但它的主要笔墨在于“我”与刀锋的数次交往。第一次，“我”去吃打面，刀锋亲自做，打面端上来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我爸爸烧得那么好。”结账的时候，刀锋不肯收钱，把老同学往外推，声称下次再说，这让“我”很为难。最后，刀锋的爸爸出面收了点成本费。小说写道：
我见刀锋又回到了缩手缩脚的状态，似乎收了我的钱，让他颜面无存。我担心逗留久了会让他更难堪，就赶紧离开了苍蝇馆子。
这里的描写完全是生活化的，没有任何添油加醋的成分，一个“不好意思”，一个“很为难”，都是人之常情，而且也恰是人情之美，省略这些容易忽略的情感，小说或者生活都将显得冰冷、无情。有意思的是，“我”第二次去吃打面的时候，刀锋已经觉得面馆这个行业“太没意思”了，他把“不好意思”的那点“好意思”丢掉了，做的打面自然就不好吃了，这时候“不好意思”的反倒是“我”，不愿意指出打面味道的变差。后来，刀锋父子反目，在大街上演了一出“武戏”，老同学再次见面，结果不欢而散，一点意思都没有。
在第四次接触中（电话联系），刀锋又“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他要开口借钱，而“我”显然又“很为难”，但鉴于刀锋名声不好，“我”拒绝了他，而拒绝之后就有了很深的内疚。这是一个心地质朴良善之人的正常表现，而小说最后写老同学再次相逢，刀锋露出渡尽劫波后的笑容，也是对这种善意的呼应，让人感觉人间情谊的温暖，如同那碗重新有了味道的打面，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动人的力量。
《苍蝇馆子》没有用谎言来掩饰真实，而是坦然地表达了那个“不好意思”。《风景如画》的情况略有些不同，“我”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骗局”。小说主人公抽烟不喝酒，但他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他母亲就不由分说地对外宣称他不抽烟不喝酒，而他岳母也相信了。这好像是件小事情，小说却处理得很郑重，因为他不愿意让两个妈妈失望、担忧或者想得更多，何况他妈妈罹患肺癌。为了治病，他带妈妈到大学同学浩明家去，浩明让抽烟，他“很为难”（也是“不好意思”），就谎称自己已经戒烟了，用一个谎言“掩盖”了另一个谎言。后来他忍不住烟瘾发作，偷偷地抽了一支烟，但恰好被浩明发现。
这大约是《风景如画》的故事“梗”了，小说如何处理这种情景与作家的心性有关，也关系着小说本身的品性。解释与不解释都是可以的，雷默小说选择了不解释。不是不愿意，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已经陷入了“虚伪”的自责当中，越解释就越显得“虚伪”，而且那点“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更象“虚伪”了。对诚实的严格要求使得两个人都沉默了，浩明也不问，大约是不好意思责问同学，而“我”的为难则是沉重自责的表现。小说写道：“我又看到了浩明红通通的眼神，像牛的眼神，善良，又有点让人心疼。”在这里，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体现了对人物与情感的质朴要求，它反复体味又格外珍惜的是人的良善。
关注和表达这点“让人心疼”的东西是雷默小说的重要品质，是好小说的标志之一。我们注意到，在《风景如画》的结尾，浩明临别前送了一个包裹，不仅有海鲜干货，而且还有一条香烟。在小说的整体气氛中，这条香烟并不意味着讽刺和责备，而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的善意包容，而“我”决定戒烟，更像是一个真诚的忏悔和誓言。
在雷默的小说里，流淌着一股不绝如缕的善意、善念，像跳动的火焰般傳递。他写过婚外情，写过背叛，也写发廊里的小姐，但小说笔墨清澈朴实，主要表现人物的知惭愧和有耻感，就像《深蓝》里的一个小偷留言：“偷完这一次，我希望做个干净的人。”小说里也写到恶，《告密者》有杀人，也有校园霸凌，但相比起小说人物经历过的善，那些恶并没有大肆渲染，仿佛很快就得到了遏制。
《我们》写消防队员肖林牺牲了，他的妻子杨洋意外发现他有一个红颜知己安虹。怎么办？在烈士追授仪式上，报告人对肖林的事迹有些夸大，杨洋对政委说，肖林其实是个普通人，而政委也居然尴尬地点头承认，他们都有些“心虚”，或者不好意思。小说最后也写了一场火灾，安虹生死未卜，杨洋想去见她又有些犹豫，当她在医院看到救死扶伤的场面时，她禁不住流泪了。一些柔软的东西触动了她。她经过一座教堂，在一种启示性的氛围中，她想起自己也曾经背着肖林，和一个同事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经此忏悔，她放松了，当初她对安虹的紧张其实也是在紧张自己吧？ 小说《药》让人想到鲁迅的同名小说《药》。小说写孤镇的药店伙计叶南是一个会脸红的年轻人，老板娘也是个脸皮很薄的人。这天孤镇来了一个做小姐的，围绕着这件事，小镇起了一些波澜。叶南对那位小姐的观感几经变化，也都是人之常情，后来，他去看望生了恶病的她，给她送药。再后来，他发现曾经恶骂过小姐的吴嫂也过来帮忙，替她梳头。小说写道：“很多人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心肠太硬了？”
善的东西很难存在，《药》的反省保留了一个可能性。雷默将小说命名为《药》，大约也是向鲁迅先生学习，在烈士的坟头“凭空添一个花环”。“这是作家的立场，我不相信有作家为了黑暗写作”。《药》是向善的，《一念之间》也是。小说写一位服刑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救助警察，而不是逃跑，为自己争取一个好好做人的机会。这个一念之间的向善选择在小说《深蓝》中，就表现为王武舍身救人;在《小二》中就是一个小偷不怨不尤，把机会让给别人;在《盲人图书馆》中，是一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无私地帮助一位盲人读者;而《信》里的记者也愿意拿起铅笔、信纸，耐心地给一位老人写信。可以说，这些质朴的善意是雷默小说世界里的背景光明，它照耀和温暖了那个世界的山川与大海、村镇与都市。
四
《药》里的伙计叶南是个老实人，老板娘就对他说：“做生意，善良真是致命的！”虽然她自己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在雷默的小说世界里，善比较容易就实现了，比如叶南去救治患了重病的小姐。这里边有他的思考，他曾说：“文学作品中那些纯良美好的人物太少，可能不是写作者不愿意写，而是能力和情懷的问题。”然而，“花环”毕竟是“花环”，在历史和现实中，个人和社会都会经历不同层次的成长，小说人物也概莫能外。
善的成长不是从善走向恶的蜕变，或者走向善恶不分，质朴也不需要变得更加复杂。很多人认同的宫斗剧里的甄嬛，她的成长则是良善和质朴逐渐失落的过程。雷默小说里的人物成长并未丧失他的本来天真，他有一条隐秘的成长通道，那即是对父亲的超越。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场景中存在一个“父/子”关系的文化隐喻，意味着传统与反传统、权威与反权威，并形成“普泛化”的“弑父情结”，结果又造成一个“无父与寻父”的文化主题意向。在先锋文学领域，余华具有强烈的反传统个性，常采用“弑父”的叙事策略，父亲作为权威的象征遭到了虚化、弱化和丑化，并因此被摧毁。在苏童的小说里，隐伏着一条“寻父·审父·弑父”的叙事情节，然而，在父亲形象被颠覆之后，先锋作家又陷入了“失父”的不安和惶恐当中，就又开始“寻父”的过程，这意味着新的伦理关系与文化本源的“父性文化”逐渐得以寻回。
颇具先锋色彩的雷默接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弑父”情结迄今依然盛行，正常的社会伦理依旧没有得到修复，他的小说就从“无父”之后开始，接着80年代先锋小说开辟的方向继续写。《深蓝》一开始就写“我”的叛逆，在船上碰到王武，王武发现“我”与他儿子相似（这或是王武救人的深层原因），他在反思“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实际上他就是“父亲”形象。王武最后跳下大海救了“我”，自己却死去，意味着叛逆的“我”完成了“弑父”。不过，这只是雷默小说的起始，他的目的不在颠覆，而在重建。以父子关系修复为中心，雷默小说以其质朴和良善一点一滴地搭建其新的社会伦理，对父子、母子、师生、夫妻、同学、老板和员工等关系，以及离异、再婚、背叛、告密等社会现象予以关怀和探索，并以温和而不激烈、宽容而不狭隘的文学情怀灌注在他的小说里，形成一系列风格独特的文学书写。
需要指出的是，雷默恰好是70年代末生人，而且也刚遭受过“丧父”之痛，历史和现实无意中赋予了他担负起“寻父”的责任。《追火车的人》其实就是“寻父”的过程，不过，经历了文化“弑父”时代的小说家并没有沿着弗洛伊德式的路线走下去，实际上，也只有从“弑父”的西化背景中走出来，以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为背景，才有可能重建新的日常伦理。
《追火车的人》暗藏有一个中国传统的成人仪式。小说先写程啸眼盲，后来有人捐献眼角膜才得以复明，而捐献者正是死去的父亲。父亲给了他生命，现在又给了光明，这恰是父亲的角色。因为火化时发现父亲少了一只手，程啸执意去找，就有了追火车的故事，也被他找到了。那只手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可疑，但小说并没有追究，即使是假的，也能弥补程啸心理的缺憾。经历各种波折，眼看就要到家了，那只手又被人弄丢了。没有得到治愈的程啸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把自己的左手剁下来，而且把它火化掉，他相信“爹能收到那只手”。
这里的小说叙事完全中国化，没有西方文化里的“俄狄甫斯情结”（那是弗洛伊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相反，程啸剁手相当于哪吒的“剔肉还骨”，是中国传统的“对抗父权”模式，它的目的不在于消灭“父权”，而毋宁是从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平等的、强大的个体，是一次“革命”。
《光芒》中张乐的父亲也是被火车撞死的，他发现父亲火化时没有戴上眼镜，心中不安，觉得眼镜跟他父亲身上的器官一样不可或缺，和程啸一样，他执意要火化眼镜，被拒绝后精神几近奔溃。有一天他戴起那副眼镜，“仿佛看到了他爹，过上了他爹的生活”，他甚至走上父亲撞火车的路线，差点死掉。这是“父权”最强盛的时刻，可是也因此发生转折，就像月盈则亏，他在生死关头被人拽了回来，从此，他身上的束缚开始减轻。他妻子偷偷地把眼镜埋在了父亲的坟前，骗张乐说，“爹可能已经收到了吧”。当张乐决定相信老婆，放弃寻找那副眼镜的时候，他也从父亲的影响中走了出来，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成长。第一次是父亲给的，第二次则是在剔除父亲影响的解放过程中获得的。
《光芒》的写作早于《追火车的人》，因为雷默觉得“送眼镜”在逻辑上不成立，就再写了一篇小说，改送“断肢”。其实没关系，送眼镜与送断肢并无根本差别，但这种“认真劲”倒是雷默小说的重要特点。以探索和思考而言，《光芒》的价值不输给《追火车的人》，张乐对父亲产生“自我认同”（或者说理解和回应父亲），在到达顶点时解脱;程啸跳过了这一段，他是一步步地走向裂变，断手的瞬间就已经从“父体”中“分娩”出来了。
雷默小说对母子关系也进行了思考。《三七市》是个短篇小说，故事的核心在于：“我”只有七岁，爸爸去世了，妈妈能不能、会不会改嫁？经过一番曲折，“我”默许了妈妈接受奎叔，在小说结尾，“我”看到三七市的贞节牌坊，感觉自己像只蚂蚁，可是，“我很想从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块，看着它轰然倒地”。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解构了“父权”，带有鲜明的现代平等色彩。
《革》卦上六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潘雨廷释日：“革旁通蒙，蒙上卦艮为君子为豹，变成革，君子从大人而更，故君子豹变也。”那也是说，这里的“革命”是“从大人”而变，是从蒙卦变到革卦。至于“小人革面”，虞翻注曰：“阴称小人也。面谓四，革为离，以顺承五，故小人革面。”这里的小人并不是俗语里的坏人，革之九四为小人，它的变是在本卦内变，其要在“顺承五”，顺以从君。
从卦象来看，雷默的上述几篇小说都有《革·上六》之“豹变”意象，由此走通君子的自我革新、自我成长之路，亦不失本来的君子面目。对父亲的超越是革命，但是是以顺从的方式实现，并非是打倒或者消灭。《祖先与小丑》中当“我”抱起儿子小丑，就是一个超越的时刻，以新的父子关系代替了旧的父子关系，所谓新陈代谢，这即是变，而变中又有不变，生命以此顺天应人，自强不息。
【作者简介】汪广松，硕士，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周荣）
我在阅读雷默小说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张新颖关于“味精”的比喻，待到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时，禁不住地惊叹好的比喻令人精神焕发，能够打通人与物之间的阻隔。
张新颖在《大地守夜人——张炜论》中写道：“以前零零碎碎地看那些中短篇小说，常常觉得不太够味，形式上缺乏‘创新’，内容也说不上有多么‘深刻’，现在把这些作品连贯起来重读，才反省自己也许是吃惯了放了太多味精的东西，口味变坏了也难说。”
这几乎也是我初读雷默小说的感觉，只是我的反省有鉴于张新颖，而他的省察则是一种原初的经验。这步反省很关键。张新颖在读写张炜小说的过程中感到了“阻塞”，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克服阻塞的过程中完成表达，而动力则是来自于“一种复活的快乐”。他读张炜，“从最初的情形看，并不出于某种深思熟虑的动机，而是不能自抑的欢乐使然”。然后，他找到了这个比喻，很快就接通了小说，尘封的记忆被打开，在《采树鳔》中复活了童年经验，“还给我一段生活”。这之后的行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的审美经验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也可以说已成为一般经验。我在意识到自己可能吃了太多“味精”之后才重读雷默小说，这时候我读到了《你好，妈妈》。说来也巧，最先复活的也是童年经验，金甲、金乙两兄弟爬上树，并排而谈小男孩长胡子、长毛的事情，一下子就把一段生活“还给我了”。而关于妈妈的思念也悄无声息地在心里滋长，最终温暖了我，打动了我。
张新颖说：“然而简单的道理在当下越来越难以被理解和接受，朴素的东西在离朴素越来越远的现代人眼里竟成了最不易弄懂的东西了。”这个朴素，它的反面是夸张、煽情、刺激。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文中说：“由于百年来过度的情感，所有话语都变得云遮雾障、浮夸不堪了……过火乃是现代著述的共同特点，即使写得比较简单，其中的话语还是给人以怪癖之感。”这种过于“人性化”的现代观念及“浮夸”的表现手法（加味精）在文学领域也相当流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描写人心的复杂黑暗、情感的多变善变、思想的尖锐斗争等等成为一种“文学正确”，仿佛不如此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不写点吸毒、乱伦、犯罪、暴力、变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仿佛那种作品寓意了某种“深刻”，而简单温良、清楚明白的文学事物似乎是肤浅的。因此，对人的思想、情绪、感官进行刺激就成了当今重要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见的是，经过语言刺激的读者如同经过一阵短暂的休克，这之后获得的只能是疲劳和厌倦，丧失对作品、乃至对生活的感受力，最终受损害的乃是文学本身。
尼采反对刺激，他推崇的是“缓慢的美之箭”，他认为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不发起醉人的猛攻（这种的进攻容易引起厌恶），而是潜移默化，使人几乎不知不觉地受影响。这种美毫不张扬地浸润人心，终于在梦境中重逢后彻底征服了我们，使我们的眼里充满热泪，使我们的心里充满向往”。尼采提出的补救方法就是“取法希腊”：“唯有慎思、紧凑、冷静、朴素，甚至有意使之臻于极致，唯有把握情感，要言不烦，才能改变局面。”但他同時也警告，严寒和高温一样都是兴奋剂。
读雷默小说，我们不用提防它会作“醉人的猛攻”，虽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终将到来的“时刻”，但“那一刻”的到来也并非天崩地裂，也只是这样的平淡，只是这种平淡里蕴含了动人的力量，也唯其平淡才有力量渗透至读者的心灵。雷默小说的风格是绵密、厚实，他努力书写的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至于它能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完全占有读者的心灵，从而给予美的抚慰和幸福的憧憬，那是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需要终生思考和追求的问题。
二
雷默小说善于描写气氛，叙事节奏控制得很好，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带着人走，譬如《深蓝》就是这样的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但小说的气氛渲染跌宕有致，精力弥满。小说的故事核往往集中，表现为一个关键意象、场景、心理或者动作，小说渐渐地逼近它，在不像悬念、没有悬念的地方制造了悬念。
《风景如画》写“我”偷偷抽烟，到被浩明发现，中间有一大段描写，非常精彩。“我”首先是发现了空的石头屋，没有人但有陌生的人声，这时候“烟瘾”适时发作，就偷偷地抽了一支，小说写道：
抽烟的过程中，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宁静的氛围，心跳声大得像面鼓。
这样写已经够紧张的了，然后小说还写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经过，“我”掐灭香烟，发现他只是餐厅工作人员，又返身回石头屋继续抽，这时候气氛已经轻松了不少，然而，浩明就在此时出现。“我”赶紧往外走，却忘了把烟头踩住，于是被浩明发现了。浩明的反应先是一惊，然后下意识地往外走，大约是撞见别人的“秘密”不好意思，又想起自己是来找同学的，就回过身来，但又不直接拆穿。
这里的描写算得上是一种经典的文学手法，好像现在不少作家不愿意这样费力地描写人物心理及场景的细致变化，他们大都省略过渡，快速推进，或者弄巧，用反转、巧合、变异、天灾人祸等来弥补事件进程。《风景如画》里的这一段也是“巧合”，但经过小说的铺垫，每一个字都显得合情合理，由于是“慢动作”，读者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以及动作带来的结果，并由此产生感受，不由自主地追随小说的节奏。
除此之外，《风景如画》写同学之间的离别也不肯草草，别出心裁地写“我”去超市购物，购物的经历并不愉快，有点“堵”，仿佛折射了这次旅途。如此一来也颇能“拉长”离别的时刻，渲染出一种难以言明的离愁别绪让人“品尝”，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又文学化了的离别。《密码》写什么？不是写密码，密码其实是个引子，小说写一对大学恋人毕业后最终分手。为了写离别，先写他们又进一步的密切，甚至于谈婚论嫁，把女友带回家，最后由于不得已又显而易见的原因，女友坚决离开。虽然结尾略显仓促，但这样写一段感情，不轻佻。
雷默小说善于表现生离死别，他仿佛把人物置于“实验室”中，在“黑暗来临”之前考察他们的心性。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认真，不肯敷衍了事，也因此显得郑重，重情重义。所有的离别最终都会来到，但是因为小说有充分的酝酿时间，使得离别并不成为一个即时的、短暂的休止符，而像是一个气息悠长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有某种东西绵绵不绝，充分、开阔。 《追火车的人》写到死别。程啸为什么会去追火车？因为他的父亲被火车撞死，他为了让父亲有个全尸，决定去追寻可能被火车卷走的一只左手。追火车的过程有些荒诞色彩，但不妨看作是一个追悼仪式，它延续了丧父之痛、丧根之哀，而正因为有了一个漫长、曲折又不无艰辛的追火车过程，人的哀痛之情也就有了充分的沉淀和依托。
这种伤痛在《祖先与小丑》《飘雪的冬天》等小说中都有反映，由于呼吸开阔，气息绵长，使得死亡并不像一个悲伤的死亡，而人的深烈情感也逐渐得到释放。《祖先与小丑》最后写儿子小丑出生，长至五岁，“我”带他去扫墓，小丑的天真和亲情让“我”禁不住流泪，而小丑惊得不知所措又不好意思，“我”抱着他的那一刻，就觉得“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或者说重新确立了正常的父子关系。在这里，生与死完成了循环，生的欢乐取代了死的悲伤，而死亡仪式才真正完成。
三
雷默有“构建属于自己世界”的志向，他的小说探寻人性，关注灵魂，是为了光明而不是为了黑暗而写作，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给一些人带去安慰，哪怕收效甚微，但也是值得的。这种文学理想塑造了小说人物形象，最终也塑造了作家的文学风格。博尔赫斯说道：“一个人，给自己定下了描绘世界的任务。多年以来他一直用各种意象填塞一个空间：省郡、王国、山脉、港湾、船只、岛屿、鱼类、房间、器具、星辰、马匹，以及人物。死前不久，他发现这座耐心的线条迷宫勾勒出了他面孔的模样。”那也可以说，一个作家笔下的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他们逐渐长出大致相同的面貌，形成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
对雷默而言，现有的三本小说集《黑暗来临》《气味》和《追火车的人》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它的悲伤和烦恼，但它们的底色是如此质朴，以至于我们容易忽视那显而易见却又深深隐藏着的好意。
《苍蝇馆子》的故事与情感都不复杂。刀锋是“我”的初中同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跟他爸爸学祖传的“打面”技术，渐渐地，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苍蝇馆子的生意也在他手里越来越好。后来，刀锋因为赌博败了家，跑到外地躲债，被人打折了一条腿，无路可走之时又回到家乡，重操旧业，苍蝇馆子再次开张。
小说写的是一个现代版“浪子回头”的故事，但它的主要笔墨在于“我”与刀锋的数次交往。第一次，“我”去吃打面，刀锋亲自做，打面端上来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我爸爸烧得那么好。”结账的时候，刀锋不肯收钱，把老同学往外推，声称下次再说，这让“我”很为难。最后，刀锋的爸爸出面收了点成本费。小说写道：
我见刀锋又回到了缩手缩脚的状态，似乎收了我的钱，让他颜面无存。我担心逗留久了会让他更难堪，就赶紧离开了苍蝇馆子。
这里的描写完全是生活化的，没有任何添油加醋的成分，一个“不好意思”，一个“很为难”，都是人之常情，而且也恰是人情之美，省略这些容易忽略的情感，小说或者生活都将显得冰冷、无情。有意思的是，“我”第二次去吃打面的时候，刀锋已经觉得面馆这个行业“太没意思”了，他把“不好意思”的那点“好意思”丢掉了，做的打面自然就不好吃了，这时候“不好意思”的反倒是“我”，不愿意指出打面味道的变差。后来，刀锋父子反目，在大街上演了一出“武戏”，老同学再次见面，结果不欢而散，一点意思都没有。
在第四次接触中（电话联系），刀锋又“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他要开口借钱，而“我”显然又“很为难”，但鉴于刀锋名声不好，“我”拒绝了他，而拒绝之后就有了很深的内疚。这是一个心地质朴良善之人的正常表现，而小说最后写老同学再次相逢，刀锋露出渡尽劫波后的笑容，也是对这种善意的呼应，让人感觉人间情谊的温暖，如同那碗重新有了味道的打面，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动人的力量。
《苍蝇馆子》没有用谎言来掩饰真实，而是坦然地表达了那个“不好意思”。《风景如画》的情况略有些不同，“我”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骗局”。小说主人公抽烟不喝酒，但他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他母亲就不由分说地对外宣称他不抽烟不喝酒，而他岳母也相信了。这好像是件小事情，小说却处理得很郑重，因为他不愿意让两个妈妈失望、担忧或者想得更多，何况他妈妈罹患肺癌。为了治病，他带妈妈到大学同学浩明家去，浩明让抽烟，他“很为难”（也是“不好意思”），就谎称自己已经戒烟了，用一个谎言“掩盖”了另一个谎言。后来他忍不住烟瘾发作，偷偷地抽了一支烟，但恰好被浩明发现。
这大约是《风景如画》的故事“梗”了，小说如何处理这种情景与作家的心性有关，也关系着小说本身的品性。解释与不解释都是可以的，雷默小说选择了不解释。不是不愿意，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已经陷入了“虚伪”的自责当中，越解释就越显得“虚伪”，而且那点“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更象“虚伪”了。对诚实的严格要求使得两个人都沉默了，浩明也不问，大约是不好意思责问同学，而“我”的为难则是沉重自责的表现。小说写道：“我又看到了浩明红通通的眼神，像牛的眼神，善良，又有点让人心疼。”在这里，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体现了对人物与情感的质朴要求，它反复体味又格外珍惜的是人的良善。
关注和表达这点“让人心疼”的东西是雷默小说的重要品质，是好小说的标志之一。我们注意到，在《风景如画》的结尾，浩明临别前送了一个包裹，不仅有海鲜干货，而且还有一条香烟。在小说的整体气氛中，这条香烟并不意味着讽刺和责备，而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的善意包容，而“我”决定戒烟，更像是一个真诚的忏悔和誓言。
在雷默的小说里，流淌着一股不绝如缕的善意、善念，像跳动的火焰般傳递。他写过婚外情，写过背叛，也写发廊里的小姐，但小说笔墨清澈朴实，主要表现人物的知惭愧和有耻感，就像《深蓝》里的一个小偷留言：“偷完这一次，我希望做个干净的人。”小说里也写到恶，《告密者》有杀人，也有校园霸凌，但相比起小说人物经历过的善，那些恶并没有大肆渲染，仿佛很快就得到了遏制。
《我们》写消防队员肖林牺牲了，他的妻子杨洋意外发现他有一个红颜知己安虹。怎么办？在烈士追授仪式上，报告人对肖林的事迹有些夸大，杨洋对政委说，肖林其实是个普通人，而政委也居然尴尬地点头承认，他们都有些“心虚”，或者不好意思。小说最后也写了一场火灾，安虹生死未卜，杨洋想去见她又有些犹豫，当她在医院看到救死扶伤的场面时，她禁不住流泪了。一些柔软的东西触动了她。她经过一座教堂，在一种启示性的氛围中，她想起自己也曾经背着肖林，和一个同事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经此忏悔，她放松了，当初她对安虹的紧张其实也是在紧张自己吧？ 小说《药》让人想到鲁迅的同名小说《药》。小说写孤镇的药店伙计叶南是一个会脸红的年轻人，老板娘也是个脸皮很薄的人。这天孤镇来了一个做小姐的，围绕着这件事，小镇起了一些波澜。叶南对那位小姐的观感几经变化，也都是人之常情，后来，他去看望生了恶病的她，给她送药。再后来，他发现曾经恶骂过小姐的吴嫂也过来帮忙，替她梳头。小说写道：“很多人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心肠太硬了？”
善的东西很难存在，《药》的反省保留了一个可能性。雷默将小说命名为《药》，大约也是向鲁迅先生学习，在烈士的坟头“凭空添一个花环”。“这是作家的立场，我不相信有作家为了黑暗写作”。《药》是向善的，《一念之间》也是。小说写一位服刑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救助警察，而不是逃跑，为自己争取一个好好做人的机会。这个一念之间的向善选择在小说《深蓝》中，就表现为王武舍身救人;在《小二》中就是一个小偷不怨不尤，把机会让给别人;在《盲人图书馆》中，是一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无私地帮助一位盲人读者;而《信》里的记者也愿意拿起铅笔、信纸，耐心地给一位老人写信。可以说，这些质朴的善意是雷默小说世界里的背景光明，它照耀和温暖了那个世界的山川与大海、村镇与都市。
四
《药》里的伙计叶南是个老实人，老板娘就对他说：“做生意，善良真是致命的！”虽然她自己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在雷默的小说世界里，善比较容易就实现了，比如叶南去救治患了重病的小姐。这里边有他的思考，他曾说：“文学作品中那些纯良美好的人物太少，可能不是写作者不愿意写，而是能力和情懷的问题。”然而，“花环”毕竟是“花环”，在历史和现实中，个人和社会都会经历不同层次的成长，小说人物也概莫能外。
善的成长不是从善走向恶的蜕变，或者走向善恶不分，质朴也不需要变得更加复杂。很多人认同的宫斗剧里的甄嬛，她的成长则是良善和质朴逐渐失落的过程。雷默小说里的人物成长并未丧失他的本来天真，他有一条隐秘的成长通道，那即是对父亲的超越。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场景中存在一个“父/子”关系的文化隐喻，意味着传统与反传统、权威与反权威，并形成“普泛化”的“弑父情结”，结果又造成一个“无父与寻父”的文化主题意向。在先锋文学领域，余华具有强烈的反传统个性，常采用“弑父”的叙事策略，父亲作为权威的象征遭到了虚化、弱化和丑化，并因此被摧毁。在苏童的小说里，隐伏着一条“寻父·审父·弑父”的叙事情节，然而，在父亲形象被颠覆之后，先锋作家又陷入了“失父”的不安和惶恐当中，就又开始“寻父”的过程，这意味着新的伦理关系与文化本源的“父性文化”逐渐得以寻回。
颇具先锋色彩的雷默接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弑父”情结迄今依然盛行，正常的社会伦理依旧没有得到修复，他的小说就从“无父”之后开始，接着80年代先锋小说开辟的方向继续写。《深蓝》一开始就写“我”的叛逆，在船上碰到王武，王武发现“我”与他儿子相似（这或是王武救人的深层原因），他在反思“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实际上他就是“父亲”形象。王武最后跳下大海救了“我”，自己却死去，意味着叛逆的“我”完成了“弑父”。不过，这只是雷默小说的起始，他的目的不在颠覆，而在重建。以父子关系修复为中心，雷默小说以其质朴和良善一点一滴地搭建其新的社会伦理，对父子、母子、师生、夫妻、同学、老板和员工等关系，以及离异、再婚、背叛、告密等社会现象予以关怀和探索，并以温和而不激烈、宽容而不狭隘的文学情怀灌注在他的小说里，形成一系列风格独特的文学书写。
需要指出的是，雷默恰好是70年代末生人，而且也刚遭受过“丧父”之痛，历史和现实无意中赋予了他担负起“寻父”的责任。《追火车的人》其实就是“寻父”的过程，不过，经历了文化“弑父”时代的小说家并没有沿着弗洛伊德式的路线走下去，实际上，也只有从“弑父”的西化背景中走出来，以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为背景，才有可能重建新的日常伦理。
《追火车的人》暗藏有一个中国传统的成人仪式。小说先写程啸眼盲，后来有人捐献眼角膜才得以复明，而捐献者正是死去的父亲。父亲给了他生命，现在又给了光明，这恰是父亲的角色。因为火化时发现父亲少了一只手，程啸执意去找，就有了追火车的故事，也被他找到了。那只手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可疑，但小说并没有追究，即使是假的，也能弥补程啸心理的缺憾。经历各种波折，眼看就要到家了，那只手又被人弄丢了。没有得到治愈的程啸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把自己的左手剁下来，而且把它火化掉，他相信“爹能收到那只手”。
这里的小说叙事完全中国化，没有西方文化里的“俄狄甫斯情结”（那是弗洛伊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相反，程啸剁手相当于哪吒的“剔肉还骨”，是中国传统的“对抗父权”模式，它的目的不在于消灭“父权”，而毋宁是从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平等的、强大的个体，是一次“革命”。
《光芒》中张乐的父亲也是被火车撞死的，他发现父亲火化时没有戴上眼镜，心中不安，觉得眼镜跟他父亲身上的器官一样不可或缺，和程啸一样，他执意要火化眼镜，被拒绝后精神几近奔溃。有一天他戴起那副眼镜，“仿佛看到了他爹，过上了他爹的生活”，他甚至走上父亲撞火车的路线，差点死掉。这是“父权”最强盛的时刻，可是也因此发生转折，就像月盈则亏，他在生死关头被人拽了回来，从此，他身上的束缚开始减轻。他妻子偷偷地把眼镜埋在了父亲的坟前，骗张乐说，“爹可能已经收到了吧”。当张乐决定相信老婆，放弃寻找那副眼镜的时候，他也从父亲的影响中走了出来，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成长。第一次是父亲给的，第二次则是在剔除父亲影响的解放过程中获得的。
《光芒》的写作早于《追火车的人》，因为雷默觉得“送眼镜”在逻辑上不成立，就再写了一篇小说，改送“断肢”。其实没关系，送眼镜与送断肢并无根本差别，但这种“认真劲”倒是雷默小说的重要特点。以探索和思考而言，《光芒》的价值不输给《追火车的人》，张乐对父亲产生“自我认同”（或者说理解和回应父亲），在到达顶点时解脱;程啸跳过了这一段，他是一步步地走向裂变，断手的瞬间就已经从“父体”中“分娩”出来了。
雷默小说对母子关系也进行了思考。《三七市》是个短篇小说，故事的核心在于：“我”只有七岁，爸爸去世了，妈妈能不能、会不会改嫁？经过一番曲折，“我”默许了妈妈接受奎叔，在小说结尾，“我”看到三七市的贞节牌坊，感觉自己像只蚂蚁，可是，“我很想从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块，看着它轰然倒地”。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解构了“父权”，带有鲜明的现代平等色彩。
《革》卦上六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潘雨廷释日：“革旁通蒙，蒙上卦艮为君子为豹，变成革，君子从大人而更，故君子豹变也。”那也是说，这里的“革命”是“从大人”而变，是从蒙卦变到革卦。至于“小人革面”，虞翻注曰：“阴称小人也。面谓四，革为离，以顺承五，故小人革面。”这里的小人并不是俗语里的坏人，革之九四为小人，它的变是在本卦内变，其要在“顺承五”，顺以从君。
从卦象来看，雷默的上述几篇小说都有《革·上六》之“豹变”意象，由此走通君子的自我革新、自我成长之路，亦不失本来的君子面目。对父亲的超越是革命，但是是以顺从的方式实现，并非是打倒或者消灭。《祖先与小丑》中当“我”抱起儿子小丑，就是一个超越的时刻，以新的父子关系代替了旧的父子关系，所谓新陈代谢，这即是变，而变中又有不变，生命以此顺天应人，自强不息。
【作者简介】汪广松，硕士，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