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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古今中外，自文字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只要不是十足的文盲，人们都有过读过书的经历。但是，人们读书的境界，读书的多少和收效是完全不同的。随着各级教育的普及，读过书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读过书、读书人和真正会读书人是不同的，他们的区别简直是判若霄壤。肯定无疑的是，只有那些爱书、爱读书、爱藏书和会读书的人，最终方可成为杰出的人才。
什么是读书人呢？民国时期杨玉清先生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以读书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他在文中使用了一个“混”字，指出了某些人读书不纯的动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极少数的人利用权和钱交易从大学获取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就是这种混文凭作装饰品心态的表现，他们从而亵渎了学位的真正学术价值。我们还应当看到，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大学普及化的程度。但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大学的学生中，抱着混文凭的人，其数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何为真正会读书的人呢？从整体而论，读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分，不会读书的人居多，而会读书的人可能只是少数。不言而喻，那些仅仅追求记问之学，读书时心不在焉、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知其然而不知所依然，书读完以后，也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当属不会读书人之列。那么，凡是会读书的人，他们深知读书是一种心灵活动，必须营造一种恬适娴静的心境，唯有此时才进入到浩瀚书的世界。他们通过读书，以达到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长见识、养灵性、增智慧。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如此的心境，通过读书达到增智慧的目的，那无疑就是会读书的人了。
清朝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他以“窥”、“望”和“玩”三字形容读书的态度，也恰好地反映了不同年龄的人读书心境。我已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一生都是在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和写书成了我的全部的精神寄托。依照张潮的论点现在我也到了“台上玩月”的阶段了，读书的功利性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诱惑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获取文凭、晋升职称或是申报成果奖了。什么叫做“台上玩月”？我理解所谓的“玩月”，就是完全摆脱了读书的功利性目的，以超然的态度，欣赏书中的知识的美，品味知识的真正价值，以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智慧。
我虽然是一个老年的读书人，但绝不敢自诩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至今，我仍然还在苦苦地求索，可谓是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愿意与广大青少年们交流读书的心得。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读书贵在于精，包括精选、精读和精思，这是每一个名家读书的共同的心得。宋朝欧阳修四岁丧父，因家境贫寒既无钱上学，也买不起书，由母亲四邻借书，他靠抄书完全靠自学而成为唐宋把大家之首的大文豪。因而，他最懂得读书和做学问的真谛。他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既指明了读书贵在于精的道理，又阐明了著书立说必须言简意赅。
可是，在“好大狂”的思潮影响下，现在图书的版本越来越大，字数也越来越多，八十年代初期的小开本的图书已经很难再寻觅到了，真有点怀念那时便宜的小书。现在，无论是学术著作或小说动辄数十万言，有的甚至百万字以上。目前，连研究生的论文多数都是十万字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二十万字。可是，在民国时期和国外的学者，他们最富有创造性的著作都是少而精的。例如，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校注人间词话》，其中曾经创立了“境界说”，但仅有小三十二开本七十页，只不过四万字。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叙述百年历史仅有五点五万字，如果由中国现在的大学教授们来撰写，至少要写上百万字。
又如，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4月25日的英国权威的《自然》上，该文仅有九百六十多个字，但却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约翰·纳什在二十二岁时，仅仅以二十七页的论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其中发现了“纳什均衡”的博弈论。他三十岁时突然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三十多年后竟奇迹性的康复了，并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罗伯特·哈钦斯曾经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二十一年，被称为永恒主义教育家，他撰写的《乌托邦大学》是只有三十二开本八十六页，是一本十足的小书，但却蕴含着教育的大智慧。
显然，要想读小而精的书，必须改变我国当前学术界追求多而杂的著述风气，只有著作者提供精品的著作，读者才能读到精品的图书。我国当前学术状况是，许多学者著书而不立说，时兴主编或合作编书，这是快捷出成果的诀窍。试问：古今中外的传世经典著作，有哪一本是合作编写出来的？一本极有创意的著作，其核心观点及其论证，充其量几千至多几万字足矣。然而，现在大部头的著作，多数是故弄玄虚，或者是为了赚取稿酬，不仅对读者毫无启迪作用，而且令读者感到厌烦，这也是导致当今不少人不愿购书和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读懂，而最高境界是读“通”。通常，学校的老师问学生：“书你读懂了没有？你们学会了没有？”其实，读懂只是限于被认知的某个学术理论或观点，这只是浅层意思上的理解，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阶段。从认识论上说，人的认识有三性，即感性、理性和悟性，它们是不同层次的认识能力。人们通过五官对外界世界进行感触，获得对客观事物的初步认识，这是感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的目的是“知”，也就是知道了感触到的事物是个什么东西。人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进入到理性阶段，它不再需要再经过五官，而是通过思维加工，把观察到的事物彼此进行比较、判断、抽象，经过去伪存真，以便得到理性的认识。因此，理性认识的目的是“真”，也就是更深刻、更完全、更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的本质。
但是，人的认识仍然没有结束，还需要深化到“通”的阶段。为什么说“通”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呢？这是因为“懂”仅仅还是限于某个事物本身，而“通”则已超出事物本身，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了，所以“通”比“懂”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在汉语词汇中，有通达、通彻、通晓等语汇，都是指对某一事物透彻的了解之意。我们常常所说的“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博古通今”、“心有灵犀一点通”和“一通百通”等，就阐明了“通”字的深刻蕴意。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这就是悟性的功能，悟是通向智慧的唯一途径。古人说，学必悟，悟而生慧，因此悟性之有无是区别读书人优劣的主要分野。悟性是能够学会的，但却是不可以教授的。一般来说，悟性的获得是在娴静的冷环境中，通过自己反复揣摩，不断的内省、反思、渐悟、顿悟，从而获取智慧。渐悟与顿悟都是获得智慧的途径，不同的渐悟是逐渐的，而顿悟是突发的灵感，像创造性的灵光一闪念就是顿悟。窃以为，读书人只有获得悟性，才能达到“通”的境界，方算得上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
什么是读书人呢？民国时期杨玉清先生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以读书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他在文中使用了一个“混”字，指出了某些人读书不纯的动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极少数的人利用权和钱交易从大学获取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就是这种混文凭作装饰品心态的表现，他们从而亵渎了学位的真正学术价值。我们还应当看到，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大学普及化的程度。但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大学的学生中，抱着混文凭的人，其数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何为真正会读书的人呢？从整体而论，读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分，不会读书的人居多，而会读书的人可能只是少数。不言而喻，那些仅仅追求记问之学，读书时心不在焉、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知其然而不知所依然，书读完以后，也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当属不会读书人之列。那么，凡是会读书的人，他们深知读书是一种心灵活动，必须营造一种恬适娴静的心境，唯有此时才进入到浩瀚书的世界。他们通过读书，以达到开茅塞、除陋习、得新知、长见识、养灵性、增智慧。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如此的心境，通过读书达到增智慧的目的，那无疑就是会读书的人了。
清朝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他以“窥”、“望”和“玩”三字形容读书的态度，也恰好地反映了不同年龄的人读书心境。我已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一生都是在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和写书成了我的全部的精神寄托。依照张潮的论点现在我也到了“台上玩月”的阶段了，读书的功利性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诱惑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获取文凭、晋升职称或是申报成果奖了。什么叫做“台上玩月”？我理解所谓的“玩月”，就是完全摆脱了读书的功利性目的，以超然的态度，欣赏书中的知识的美，品味知识的真正价值，以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智慧。
我虽然是一个老年的读书人，但绝不敢自诩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至今，我仍然还在苦苦地求索，可谓是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愿意与广大青少年们交流读书的心得。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读书贵在于精，包括精选、精读和精思，这是每一个名家读书的共同的心得。宋朝欧阳修四岁丧父，因家境贫寒既无钱上学，也买不起书，由母亲四邻借书，他靠抄书完全靠自学而成为唐宋把大家之首的大文豪。因而，他最懂得读书和做学问的真谛。他说：“读书趋简要，言说去杂冗。”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既指明了读书贵在于精的道理，又阐明了著书立说必须言简意赅。
可是，在“好大狂”的思潮影响下，现在图书的版本越来越大，字数也越来越多，八十年代初期的小开本的图书已经很难再寻觅到了，真有点怀念那时便宜的小书。现在，无论是学术著作或小说动辄数十万言，有的甚至百万字以上。目前，连研究生的论文多数都是十万字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二十万字。可是，在民国时期和国外的学者，他们最富有创造性的著作都是少而精的。例如，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校注人间词话》，其中曾经创立了“境界说”，但仅有小三十二开本七十页，只不过四万字。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叙述百年历史仅有五点五万字，如果由中国现在的大学教授们来撰写，至少要写上百万字。
又如，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4月25日的英国权威的《自然》上，该文仅有九百六十多个字，但却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约翰·纳什在二十二岁时，仅仅以二十七页的论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其中发现了“纳什均衡”的博弈论。他三十岁时突然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三十多年后竟奇迹性的康复了，并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罗伯特·哈钦斯曾经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二十一年，被称为永恒主义教育家，他撰写的《乌托邦大学》是只有三十二开本八十六页，是一本十足的小书，但却蕴含着教育的大智慧。
显然，要想读小而精的书，必须改变我国当前学术界追求多而杂的著述风气，只有著作者提供精品的著作，读者才能读到精品的图书。我国当前学术状况是，许多学者著书而不立说，时兴主编或合作编书，这是快捷出成果的诀窍。试问：古今中外的传世经典著作，有哪一本是合作编写出来的？一本极有创意的著作，其核心观点及其论证，充其量几千至多几万字足矣。然而，现在大部头的著作，多数是故弄玄虚，或者是为了赚取稿酬，不仅对读者毫无启迪作用，而且令读者感到厌烦，这也是导致当今不少人不愿购书和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读懂，而最高境界是读“通”。通常，学校的老师问学生：“书你读懂了没有？你们学会了没有？”其实，读懂只是限于被认知的某个学术理论或观点，这只是浅层意思上的理解，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阶段。从认识论上说，人的认识有三性，即感性、理性和悟性，它们是不同层次的认识能力。人们通过五官对外界世界进行感触，获得对客观事物的初步认识，这是感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的目的是“知”，也就是知道了感触到的事物是个什么东西。人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进入到理性阶段，它不再需要再经过五官，而是通过思维加工，把观察到的事物彼此进行比较、判断、抽象，经过去伪存真，以便得到理性的认识。因此，理性认识的目的是“真”，也就是更深刻、更完全、更正确地反映着自然的本质。
但是，人的认识仍然没有结束，还需要深化到“通”的阶段。为什么说“通”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呢？这是因为“懂”仅仅还是限于某个事物本身，而“通”则已超出事物本身，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了，所以“通”比“懂”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在汉语词汇中，有通达、通彻、通晓等语汇，都是指对某一事物透彻的了解之意。我们常常所说的“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博古通今”、“心有灵犀一点通”和“一通百通”等，就阐明了“通”字的深刻蕴意。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这就是悟性的功能，悟是通向智慧的唯一途径。古人说，学必悟，悟而生慧，因此悟性之有无是区别读书人优劣的主要分野。悟性是能够学会的，但却是不可以教授的。一般来说，悟性的获得是在娴静的冷环境中，通过自己反复揣摩，不断的内省、反思、渐悟、顿悟，从而获取智慧。渐悟与顿悟都是获得智慧的途径，不同的渐悟是逐渐的，而顿悟是突发的灵感，像创造性的灵光一闪念就是顿悟。窃以为，读书人只有获得悟性，才能达到“通”的境界，方算得上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