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成为主粮,与中国的每位消费者有着怎样的关系?转基因水稻从科研到成为百姓的盘中餐还有多远?转基因主粮这个看似宏大的命题,其实与每个人都有关。
批准转基因主粮意味着什么?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有了安全证书,这些转基因农作物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作物作为主粮的国家。
消息一出,首先在知识界卷起了千层巨浪。
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等人起草,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在“两会”前夕由“乌有之乡”论坛的范景刚从海淀区中关村邮局用挂号信寄往全国人大。而著名学者张宏良教授更是在“乌有之乡”论坛上以几乎每日一贴的效率,高声疾呼反对转基因主粮。
张宏良在文章中引用了《瞭望》周刊对转基因粮食报道中的一段话:“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这项事关民生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张宏良将这段话评价为“绝望的呼喊、绝望的要求”。
张宏良认为,在目前所有技术当中,最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不可逆转”的技术,就是转基因技术。他在文章中一再声明,并非反对转基因技术,而是反对在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就草草地将转基因作物批准为主粮,希望转基因主粮能够被延缓种植。
稍后,农业部关于“仅仅是批准了安全证书,并未批准转基因主粮种植”的说法,似乎应该减轻了张宏良等专家的疑虑,但此时,对于转基因粮食问题的讨论已经从知识界延伸到了社会各界,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也从反对转基因主粮拓展到了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
接受采访的各行业人士只关心一个问题,从批准安全证书到种植、生产、端上餐桌,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或者说,转基因主粮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安全与否,不是一顿两顿就知道的
提到水稻,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科研成果与数不清的荣誉使得他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他对转基因水稻的意见是,四个不能。
前三个“不能”是:“不能强迫大家吃,不能物质引诱,也不能高价收买。我们要号召志愿者来吃转基因食品,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袁隆平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许是为了回应“试吃才知安全”的说法,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主要领衔研究人员——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教授带头拿起筷子吃起了转基因大米,他端着饭碗、举着筷子的照片在各大媒体公开亮相。但是,一顿饭就能检验出安全与否吗?
对此,袁隆平似乎早有准备,两会期间,他对媒体讲,要两代人吃了没有问题,才可以说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张启发那一顿作秀的饭白吃了,既没试验作用,大众也并不领情。
两代人?即使按照农业部的说法,中国政府并未批准转基因主粮在中国的种植,但是前期科研投入巨大的转基因主粮,等得了两代人半个世纪的时间吗?
专家们有时会阵营内乱,作为转基因水稻安全性评审专家之一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说:“转基因水稻结论明确,技术成熟,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3到5年的时间内有望上市。”
一个说要两代人的时间来检验其毒性,另一个却说3到5年可以上市,转基因水稻中用来杀虫的毒性蛋白对人毒性有多大暂且不论,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时间表的说法都相差几十年之久,作为百姓又如何敢吃呢?
转基因食品,悄悄地进村
而实验田里的转基因水稻们,真的能够耐得住“两代人时间”那么久的寂寞吗?一个多年以前的事件被重新提起,让人心存余悸。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采访了张启发。这篇文章引述张启发的讲话:“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表示至今已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在种植。
绿色和平组织北京总部抓住了这条线索,前后多次前往湖北调查,把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份样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发现确有大面积的转基因水稻在被种植,绿色和平组织指责这些种子就是从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的实验室流出的。
而一位专家在就此事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自然》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中国转基因水稻达到欧洲)”。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
而中国市场的现实是,很多采用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并未标注“使用了转基因原料”,而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断发现诸如木瓜等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大陆市场中毫无标示地出售,即使是对转基因食品有所警惕的一般消费者,也很难辨别是否转基因。
“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这种爱国主义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手段,恰恰是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市场暗渡陈仓的扩张现实,被“科学”等专业术语所震慑的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辨别,专家们又矛盾相攻。转基因水稻,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批准转基因主粮意味着什么?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有了安全证书,这些转基因农作物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作物作为主粮的国家。
消息一出,首先在知识界卷起了千层巨浪。
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等人起草,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在“两会”前夕由“乌有之乡”论坛的范景刚从海淀区中关村邮局用挂号信寄往全国人大。而著名学者张宏良教授更是在“乌有之乡”论坛上以几乎每日一贴的效率,高声疾呼反对转基因主粮。
张宏良在文章中引用了《瞭望》周刊对转基因粮食报道中的一段话:“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这项事关民生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张宏良将这段话评价为“绝望的呼喊、绝望的要求”。
张宏良认为,在目前所有技术当中,最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不可逆转”的技术,就是转基因技术。他在文章中一再声明,并非反对转基因技术,而是反对在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就草草地将转基因作物批准为主粮,希望转基因主粮能够被延缓种植。
稍后,农业部关于“仅仅是批准了安全证书,并未批准转基因主粮种植”的说法,似乎应该减轻了张宏良等专家的疑虑,但此时,对于转基因粮食问题的讨论已经从知识界延伸到了社会各界,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也从反对转基因主粮拓展到了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
接受采访的各行业人士只关心一个问题,从批准安全证书到种植、生产、端上餐桌,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或者说,转基因主粮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安全与否,不是一顿两顿就知道的
提到水稻,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科研成果与数不清的荣誉使得他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他对转基因水稻的意见是,四个不能。
前三个“不能”是:“不能强迫大家吃,不能物质引诱,也不能高价收买。我们要号召志愿者来吃转基因食品,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袁隆平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许是为了回应“试吃才知安全”的说法,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主要领衔研究人员——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教授带头拿起筷子吃起了转基因大米,他端着饭碗、举着筷子的照片在各大媒体公开亮相。但是,一顿饭就能检验出安全与否吗?
对此,袁隆平似乎早有准备,两会期间,他对媒体讲,要两代人吃了没有问题,才可以说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张启发那一顿作秀的饭白吃了,既没试验作用,大众也并不领情。
两代人?即使按照农业部的说法,中国政府并未批准转基因主粮在中国的种植,但是前期科研投入巨大的转基因主粮,等得了两代人半个世纪的时间吗?
专家们有时会阵营内乱,作为转基因水稻安全性评审专家之一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说:“转基因水稻结论明确,技术成熟,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3到5年的时间内有望上市。”
一个说要两代人的时间来检验其毒性,另一个却说3到5年可以上市,转基因水稻中用来杀虫的毒性蛋白对人毒性有多大暂且不论,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时间表的说法都相差几十年之久,作为百姓又如何敢吃呢?
转基因食品,悄悄地进村
而实验田里的转基因水稻们,真的能够耐得住“两代人时间”那么久的寂寞吗?一个多年以前的事件被重新提起,让人心存余悸。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采访了张启发。这篇文章引述张启发的讲话:“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表示至今已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在种植。
绿色和平组织北京总部抓住了这条线索,前后多次前往湖北调查,把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份样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发现确有大面积的转基因水稻在被种植,绿色和平组织指责这些种子就是从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的实验室流出的。
而一位专家在就此事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自然》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中国转基因水稻达到欧洲)”。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
而中国市场的现实是,很多采用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并未标注“使用了转基因原料”,而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断发现诸如木瓜等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大陆市场中毫无标示地出售,即使是对转基因食品有所警惕的一般消费者,也很难辨别是否转基因。
“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这种爱国主义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手段,恰恰是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市场暗渡陈仓的扩张现实,被“科学”等专业术语所震慑的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辨别,专家们又矛盾相攻。转基因水稻,到底离我们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