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012年五期《世纪》杂志，深感刊物越办越好，每期有不少难忘的好文章。我想还是以第一期为例，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是黄亚平的大作《揭秘宋氏老宅百年风云》称老宅而不叫故居是有道理的。此文作者经过实地探索，深入研究，证实老宅是在虹口东余杭路530号，解决了宋庆龄研究会多年讨论未能解决的问题。据该文披露，宋家迁至新居后，虹口老宅一直出租给人家收取租金。抗战胜利孙夫人返沪时在桃江路曾向我提及租金收来是给经济困难的亲友作为贴补。文章说老宅经租是由徐士浩律师经办的。徐律师抗战期间一直未离开上海租界，所以他经办的房屋租赁关系也未间断，这使得宋子安要收回老宅修理遭租户拒绝，虽诉诸特区法院也收不回房子，是因上海在战时凡出租房子，房东不得收回。所以由宋子安出面控诉，写信给吴国桢也没有用。他不但输了官司，还要负担两审的诉讼费。这是国民党法院依法审判难得的一例。
　　钱江的《陆平的“文革”磨砺》也是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陆平、彭珮云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完全可以由北京大学的上级机关教育部或党的领导查明处理，学生不贴大字报，也可以打报告给上级党委或行政领导要求处理。不是党有党章，国有国法吗？何以这张大字报称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举而发动了莫名奇妙的“文化大革命”。现在这类揭露“文革”时倒行逆施的文章多了。但在“四人帮”时期和前些时候，这种文章还是不能登的。我甚感欣慰。
　　这期《世纪》还有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毛经权口述的《1985年在全国首创海联会》（邓小娟、李柯达整理）也是一篇好文章。好在哪里呢？好在让读者知道上海市委统战部在做什么工作，起了些什么作用，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上海的经济建设规划。那些年我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从事香港经济和沪港经济合作的研究，可以说很关心统战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编写的《港澳经济专辑》每期都送呈毛经权部长参考的。
　　再看这一期葛昆元采访我的《民国助产婆赵凤昌》，由于我在匆忙校阅中的疏忽，没有将“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改正为“南京临时总统府”。特此致歉。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