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档案

　　野岛刚，日本人，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驻留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曾采访报道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议题。自2008年起，历时5年追寻、书写关于故宫的历史，探寻两岸故宫的命运。

爱上故宫“拼图”

　　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所谓日本传统文化，基本都是以中国文化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正因如此，故宫博物院让现代日本人备感亲切，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它是世界遗产，也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五年时间里，我多次走访北京、台北，也去过南京、上海、沈阳、四川、重庆、湖南、香港，以及新加坡和日本东京、京都等地，采访了与故宫相关的上百个人。我发现，其实“故宫”不仅在北京和台北有，沈阳也有，保管着众多清廷宝物；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它曾经是北京故宫文物南迁后的保管所，那些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1945年后依然回到了南京博物院。中国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设立了故宫博物院，收藏清朝遗留下来的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以及其文物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一段时光。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才会有故宫文物为了躲避日军而迁徙、在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之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辛亥革命前后，或是通过民间买卖，或是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其中包含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十年来，这些宝贝的回流现象异常显著。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我追踪这些“故宫”的轨迹，就像在找寻一张地图的不同碎片，不断发现和拼凑出意味深长的故事。

惊心动魄的旅程

　　2008年秋，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一名台湾收藏家要拍卖一支翡翠发簪，着实吸引了不少目光，翡翠特有的深绿色，令人联想到被深山环绕的湖水。没想到，这支发簪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配对的另外一支。这两支头饰，据说是当年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这样戏剧化的“身世”真是令人咂舌，却也只是故宫文物传奇的冰山一角。
　　战争时期故宫文物的大搬迁，可以说是逸出了中华民族文物的常轨。如果是日本人，大概会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者丢掉文物先逃命，但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费尽艰辛，力图将文物留在身边。
　　我重走了故宫文物迁徙之路，采访过程中，听到很多趣闻轶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故宫理事陈垣把一等办事员那志良找了去：“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由此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了他。最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
　　这些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职员毫无经验，决定请教宫外为古董商工作的专家。当时北京琉璃厂一带有多家古董店铺，他们就去那里寻求帮助。开始，那志良等人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搬家”打包，好像没那么难。专家就请那志良把一个茶碗包起来，然后拿起来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破了。然后专家也包好茶碗猛摔，打开却毫发无伤。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相当有难度，关键是“稳”、“准”、“紧”、“隔离”（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之间用棉花装置隔开，再封箱运送。

　　当时北京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1933年2月6日，第一批文物才突出重围从北京出发，远赴南方。那志良临行前，他婶婶抓了一把自家庭院的泥土给他：“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文物先是运至上海，后来赴英国展览，回到南京不久，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击当时的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这次不得不向西运送。1937年12月上旬，文物分三批从南京送出。南京12月13日被攻陷，可谓千钧一发。事实上，文物运至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只不过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情况危急，几乎没什么准备时间，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三批文物，第一批80箱，经过湖北汉口、湖南长沙，次年被疏散到贵州的贵阳，1939年被偷偷藏入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因为战火延烧到安顺附近，1944年被送进四川的偏僻乡下巴县避难；第二批9331箱，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一度被安置在重庆，1939年再走水路被运到四川乐山；第三批7288箱，走陆路从南京北上徐州，再往西到达陕西宝鸡，没多久又再运到四川峨眉。走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中日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那志良回忆：“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群飞得很高。” 　　那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当时正逢冬季，天气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
　　为了保护文物，运送的卡车行驶得很慢，一百公里有时要走上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走水路的文物分散在小船上，也经常遇到危险。第二批9331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纤绳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没有翻覆，人和文物都无大碍。

　　过去我对博物馆的印象是“安静”，但故宫让我了解到，一座博物馆的故事竟然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从北京出发护送文物，历遍超乎寻常的困难，在守护国宝度过危机的一个个瞬间，他们秉持着一个信仰——“文物有灵”。这些文物虽然历经磨难，但几乎没有破损或遗失，似乎“它们真的得到了上天的保护”。直到现在，这四个字还在故宫传承。

独一无二的“历史之门”

　　通过博物馆，可以了解一国国民的美感意识及精神。每次访问故宫，都让我更加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对于“美”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很美”的东西，日本人会觉得虽然“很了不起”，但“美”中却带有“不祥”的感觉。
　　以青铜器为例，自古以来中国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就很发达。青铜器是武器，也被当作祭祀器具，刚制作好的青铜器宛如不锈钢，光洁可鉴，古代中国的祭祀主要在夜间举行，闪闪发亮的青铜器具被用来放置祭拜用的牲畜。留存到现代的青铜器则已氧化褪色，变成黑青混杂的颜色，显得十分厚重。黯淡的青铜器颜色，与日本人喜欢的“锈斑”有类似之处。这个黯淡的颜色，正是经年累月沉淀出来的变化。青铜器上经常刻有密密麻麻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饕餮。饕餮是中国神话里的怪兽，体型像牛或羊，有弯曲的角、虎牙、人脸。“饕”是贪财，“餮”是贪吃，饕餮本来的意思是什么都贪的恶兽，后来转化为无论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吃的避邪之神，受到膜拜。日本研究中国文物历史意义的重要学者——东北学院大学富田升教授认为：“中国人对于美感的价值观底层中，存在着独特的崇拜不祥的青铜器的价值观。”我也有同感，那里有着一般日本人不易理解的世界。
　　我被故宫吸引着，一步一步在探索故宫文物及其历史背景的旅行中越走越深，也摸索出一些心得。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但这和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内涵有所不同。在统治者眼中，文化几乎等同于政治，是用来证明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由于政治格局不断变迁，历史传承显得极为重要。“荣耀的过去”必须获得某种方式的确认，而文物正是继承过去的一种方式，拥有文物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
　　朝代兴盛之时，皇帝就想把前朝因为战乱失散的文物找回，同时开始热衷于文化振兴，因为没有文化，就进入不了“中华”的传统序列。朝代衰退后，文物开始离散，然后又因新朝代的诞生，再度回到皇帝身边，这个过程循环不已，持续了五千年，令朝代和文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许因为中国文化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根基”之中，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欲望，想去了解中国文化，而故宫就像是一扇门，里面有很多了解中国历史的绝佳教材，故宫里的收藏品，比那些抽象的历史书籍更让我印象深刻。借这样一座宫殿进入中国文化的广大世界，我可以在其间探讨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广泛议题，恐怕故宫以外再没有这样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故宫作为终生追逐的课题。

故宫人
　　语录

　　那志良：先后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工作70多年，曾经参与文物转移工作，被称为“老故宫”
　　“为什么故宫的文物经历了如此长距离的移动，面临着各种危险的情况，却没有出现任何丢失与损坏呢？这是因为文物有灵，它们得到了上天的保护。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
　　李理：北京故宫
　　研究院研究员
　　“原本一对天造地设的玉簪，由于战争和人类的意志而分别天涯，却又偶然地再次重逢。这难道不是对现代人的一种启示吗？我们必须珍视古老的东西。一旦失去它们，就很难再重新得到。”
　　郑欣淼：2002至2012年担任北京故宫研究院院长
　　“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故宫不但收藏品丰富，而且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王春联：个体经营者，在故宫文物的安谷避难地“战时故宫”建立资料馆
　　“故宫的文物在这片土地上保存过8年。对于安谷来说，这是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我要把它记录下来，并传达到下一代。同时，为了赞扬那些不辞辛苦保护中华民族的财产——故宫文物的职员们，我为他们建造了铜像。”
　　杜正胜：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致力于改革，主张故宫“脱政治化”
　　“故宫与国家的命运一起走到今天。故宫的文物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符号，被当作国家命运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正统性的象征。这是一种宿命，要让故宫彻底消除政治性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我想尽量减少故宫的政治性。”

Tips

故宫追踪路线

　　故宫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通过故宫走过的旅程来思考文物的命运以及历史的变迁，是一种深刻认识故宫的方式。
　　我首先推荐的地方是四川乐山，这里最有名的景点是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乐山大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大批故宫文物被运到安谷乡这个平凡的小山村。大佛也见证了这段历史，但前来参观大佛的游客几乎都对此毫不知情。
　　从乐山市内出发，乘坐出租车约20分钟来到安谷乡，这里有一座“战时故宫”，门口另有一张牌子写着“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这应该是它的正式名称。峨眉山距此地有几小时车程，战时曾有7288箱故宫文物在那儿避难7年。
　　下一站是贵州安顺。1939年，参加过伦敦展览会的80件故宫藏宝精品被运到安顺的洞窟之中。该洞名为“华严洞”，2009年，在村中老人的指引下，我来到洞中，惊讶地发现其面积竟是如此狭小。文物放在这里，空袭时绝对安全，而且这里很不起眼，不会引起注意。
　　湖北的文赤壁与故宫文物也有不解之缘。苏轼曾在文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金代武元直描绘苏轼赋诗的画作《赤壁图》，以及元代文人赵孟頫因赞赏苏轼而作的《赤壁二赋》都收藏在台北故宫。
　　故宫文物的流转与其所经历过的纷乱历史并没有对文物自身造成损害。不仅
　　如此，在整个中华世界中，除了北京与台湾之外，这些文物还造就了乐山的“战时故宫”、南京的新“故宫”。另外，目前台北故宫计划建造的首座分院值得关注——“故宫南园”预计在2015年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