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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中国作为汽车大国，其产业需求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原有汽车产业政策已经逐渐难以起到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如何修订汽车产业的政策，使之不会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桎梏，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但是在政策修订之前，产业界的相关层面达成共识则是修订的基础。在“政策创新与监管改革”专题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赵昌文部长认为大家应首先达成三点共识。
政策制订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首先，赵昌文阐述了他的第一个观点：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应该与经济的发达阶段、工业化的阶段和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是直接相关的。他说：“换言之，不要想着有一个包打天下、通贯古今的汽车产业政策。因此，新的条件下汽车产业政策的制订也应该与时俱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从国外汽车强国，还是中国这样一个汽车大国，实际上汽车产业政策都应该关注当前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特点。
赵昌文举例道，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汽车产业本身是经济发动机的时候，汽车产业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生产者中心、企业中心、产品中心等等这样一些表述；而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汽车大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或者说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其实汽车的产业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消费者中心、创新等表述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汽车产业政策的关注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应该是从过去适应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的以贸易投资政策为中心转向以创新政策为中心。
如果以创新政策为中心，他认为汽车产业政策应该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后期。而且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我国将在2020年前后实现工业化，那么制定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要适应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的进程，要适应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关注汽车工业到关注汽车产业，到关注汽车经济，甚至将来会有汽车创新综合体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赵昌文说。
在达成这样共识的前提下，赵昌文认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有关汽车产业政策的困惑，特别是关于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政策困惑，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当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在适应新的阶段时，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中国现在既是一个生产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而前面提到过，汽车产业政策的制订的基本出发点是应该适应生产中心和消费者中心，这两者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新的阶段里，汽车产业政策应该坚定正确的政策方向。
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创新和竞争能力
在第一条共识成立的前提下，赵昌文总结第二条共识是：当前新阶段汽车产业政策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如何提高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而不要过多地停留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目标是有共识的，现在分歧的关键是路径，而不是目标，即如何提升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在路径方面，赵昌文认为应该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注重审批制度，目前来说，我国比较注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前轻事中、事后，重审批环节，轻事中、事后的监管。而如果要适应新阶段的汽车产业政策这样一个改革的目标的话，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多地发挥作用，至少在准入环节，应该逐步放宽准入，通过准入环节的放宽，让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有机会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另一方面，有关外资的政策问题，现在争议很大，例如股比问题、两加的问题等。这么多年来，大家在争论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争论。他认为，如果仅仅将问题理解为一个路径，远远用不着关注技术性的问题，方向既然是逐步放宽，就可以从增量改革开始做。因为现在就新能源汽车也好，互联网对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也好，有的是试验田，有的是机会。所以赵昌文希望可以从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开始逐步放宽相关政策。也就是说用增量改革的路径来实现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工业、汽车产业和汽车经济，我们不能仅仅做一个汽车的消费大国，而应该既是消费大国，也是生产大国。
汽车产业政策要适应新形势
最后一个观点是，汽车产业政策要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
一是适应全球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当下这个时代，不仅仅汽车产业，很多行业都体现出系统集成和全球集成的特点。而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还不够强，不仅仅是继承能力不够强，而首先在于产业链、价值链各个环节都不够强。赵昌文认为，当前汽车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该要放在支持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创新方面，因为系统集成能力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竞争力的提升，一定会有中国自主品牌的世界级的汽车企业的诞生，因此汽车产业政策应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变化。
二是要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给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在汽车行业里，在传统汽车方面依然有很多可以创新的方面，比如可以继续控制、继续管理、继续加强准入限制，但其实我们已经做不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增量，越来越多的创新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赵昌文说：“如果说过去汽车产业的主要竞争力的核心来源是规模经济，是一个汽车企业，或者说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的话，我想在新的互联网背景下，将来很可能是氛围经济构成汽车经济或汽车创新综合体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政策制订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首先，赵昌文阐述了他的第一个观点：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应该与经济的发达阶段、工业化的阶段和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是直接相关的。他说：“换言之，不要想着有一个包打天下、通贯古今的汽车产业政策。因此，新的条件下汽车产业政策的制订也应该与时俱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从国外汽车强国，还是中国这样一个汽车大国，实际上汽车产业政策都应该关注当前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特点。
赵昌文举例道，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汽车产业本身是经济发动机的时候，汽车产业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生产者中心、企业中心、产品中心等等这样一些表述；而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汽车大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或者说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其实汽车的产业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消费者中心、创新等表述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汽车产业政策的关注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应该是从过去适应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的以贸易投资政策为中心转向以创新政策为中心。
如果以创新政策为中心，他认为汽车产业政策应该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后期。而且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我国将在2020年前后实现工业化，那么制定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要适应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的进程，要适应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关注汽车工业到关注汽车产业，到关注汽车经济，甚至将来会有汽车创新综合体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赵昌文说。
在达成这样共识的前提下，赵昌文认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有关汽车产业政策的困惑，特别是关于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政策困惑，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当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在适应新的阶段时，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中国现在既是一个生产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而前面提到过，汽车产业政策的制订的基本出发点是应该适应生产中心和消费者中心，这两者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新的阶段里，汽车产业政策应该坚定正确的政策方向。
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创新和竞争能力
在第一条共识成立的前提下，赵昌文总结第二条共识是：当前新阶段汽车产业政策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如何提高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而不要过多地停留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目标是有共识的，现在分歧的关键是路径，而不是目标，即如何提升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在路径方面，赵昌文认为应该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注重审批制度，目前来说，我国比较注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前轻事中、事后，重审批环节，轻事中、事后的监管。而如果要适应新阶段的汽车产业政策这样一个改革的目标的话，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多地发挥作用，至少在准入环节，应该逐步放宽准入，通过准入环节的放宽，让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有机会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另一方面，有关外资的政策问题，现在争议很大，例如股比问题、两加的问题等。这么多年来，大家在争论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争论。他认为，如果仅仅将问题理解为一个路径，远远用不着关注技术性的问题，方向既然是逐步放宽，就可以从增量改革开始做。因为现在就新能源汽车也好，互联网对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也好，有的是试验田，有的是机会。所以赵昌文希望可以从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开始逐步放宽相关政策。也就是说用增量改革的路径来实现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工业、汽车产业和汽车经济，我们不能仅仅做一个汽车的消费大国，而应该既是消费大国，也是生产大国。
汽车产业政策要适应新形势
最后一个观点是，汽车产业政策要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
一是适应全球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当下这个时代，不仅仅汽车产业，很多行业都体现出系统集成和全球集成的特点。而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还不够强，不仅仅是继承能力不够强，而首先在于产业链、价值链各个环节都不够强。赵昌文认为，当前汽车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该要放在支持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创新方面，因为系统集成能力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竞争力的提升，一定会有中国自主品牌的世界级的汽车企业的诞生，因此汽车产业政策应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变化。
二是要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给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在汽车行业里，在传统汽车方面依然有很多可以创新的方面，比如可以继续控制、继续管理、继续加强准入限制，但其实我们已经做不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增量，越来越多的创新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赵昌文说：“如果说过去汽车产业的主要竞争力的核心来源是规模经济，是一个汽车企业，或者说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的话，我想在新的互联网背景下，将来很可能是氛围经济构成汽车经济或汽车创新综合体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