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近日三批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荐资讯服务，认为存在价值观缺失、制造信息茧房、竞争手段无底线三大问题。
　　从媒体角度，此问题并不新鲜。
　　自从媒体诞生以来，就存在一个古老命题，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应该为读者提供什么？当读者需要超出法律和伦理的范畴，媒体是否应受到一定的约束？

人的需求难以量化固定

　　从商业媒体的角度，读者需要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似乎天经地义。但媒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机构，还被赋予教化引导公众、塑造良好公众品味的期望。
　　因此，即便是商业媒体，也与一般的商业机构有所不同，无形中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约束。
　　西方新闻史上，黄色新闻一度泛滥成灾，毫无底线地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做法，受到公众谴责，于是社会责任论产生，认为媒体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
　　在前互联网时代，媒体通过把关人，即编辑记者，由上而下地形成一种负责机制，通过人工过滤筛选，把媒体认为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公众，告之真相、塑造公众认知。
　　进入网络时代，传播方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过去是媒体主导，现在变成用户主导，把关人消失。用户不再被动地接受媒体传达的信息，而是自己在网上寻找感兴趣的，最初是通过门户网站，接着是搜索引擎，后来有社交朋友圈。由于网络空间足够大，因此人们的需要可以从多方面得到满足。
　　关于人的需求，学界多年来做了多种研究，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古老课题，举一个大家熟知的理论，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而且人們的需求既有潜在的，也有公开显露的，有今天的需求，也有未来的需求，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有那方面的需求，不是绝对量化和固定的。
　　机器算法，号称可以做到“千人千面”，提供用户最想看的内容。
　　但当算法不掌握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兴趣爱好等情况时，一般默认的人类需求是最低需要，即生理需求，随着用户行为留下的数字痕迹越多，机器记录痕迹，通过算法调整推送信息。
　　算法是机器运算的结果，看上去精准，但机器记录的信息，是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看到某条信息，是人们在那一瞬间的需要，并不代表全部需要，也不代表以后需要，或者能够引起他潜在的需要。
　　此外，人们的很多需要，自己可能意识不到，需要引发。比如一个进城务工的单身青年，可能会对性的内容感兴趣，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其他信息不感兴趣，比如城市生活、工作机会、学习机会、家乡变化等。
　　从此角度看，依靠算法推荐的信息平台虽然是为满足用户需要，但如果单纯地使用算法推荐，把个人需求简单化、个别化、瞬间化，一霎那看到的一条信息变成全部的需要，而且不断重复叠加，最终结果可能变成愚蠢的算法。

平衡传受双方需求是永恒话题

　　人类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种，每个人都有灵性、有意识、有感情，而且这些都在不断地变化，这是机器无论如何也不能识别的。在人工智能甚嚣尘上的时代，不能迷信各种机器算法，人的问题，最终还要由人自己解决。
　　人类传播的历史上，传者与受者始终是一对互动的对立统一矛盾体。受者不是被动、简单、轻易地就会被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算法推荐会导致用户走向极端，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只是一种主观看法。
　　事实上，算法推荐通常是根据关键词和题材品类推送，并不是根据观点推送，算法对观点是正面还是反面，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容易做判断，因此推送给用户的信息可以包含多方面的观点，既可以看到这种意见，也可能看到另一种意见，这样不仅不会造成极化现象，反而可能淡化极化现象。
　　网络为人类提供极大的信息传播空间，用户可以选择的渠道非常之多，“信息茧房”对于擅用网络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不擅用网络的人，是一个真命题，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是一项社会性任务。
　　人民网发问后，今日头条迅速关闭上百个低俗的自媒体账号，说明以今日头条所掌握的技术，这些账号是可以被发现并做出相应处理的。
　　问题是，这部分账号的确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有需求的人数量相当大，低俗内容游走于法律和道德伦理的边缘，而道德伦理又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风声紧了，收敛一下；舆论宽松了，又出现。
　　传播是传者和受者的互动，互动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来说，就构成一对矛盾，传者有传者的使命，受者有受者的需求，两者怎样统一起来，就是传播运动的过程，而这一对矛盾也是传播主要要解决的矛盾。如何平衡双方利益，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编辑：王敬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