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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在危机之后的改革调整，表现在具体的监管实施方面，就是对原来监管框架下的监管指标进行调整的过程。因为监管指标可以说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指挥棒，其调整会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依然以银行融资占据主导的市场中，这种监管指标的调整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因此，在具体的指标调整构成中，需要对监管指标及其影响进行充分的事前评估。
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出色。当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提出了四大监管指标体系，已经向银行界明确了基本的框架，并且将逐步开始实施。这个指标体系融合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一些要求，同时还结合中国的市场状况创新性地设立了新的指标。从总体上看，这个指标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是对原来的一些不太符合新的市场环境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之后的新的指标体系。
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国内，整个监管指标体系的大的框架应当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目前的关键，还是在指标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估方面，还有些工作需要落实、反思和总结。在目前经济金融体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不能按照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直觉判断来判定这些指标，重点应在于评估指标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些指标是在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中国，面临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最近几年在监管方面引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监管框架使得中国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多，但是从具体指标的具体应用上来分析，在充分肯定框架的前提下，具体指标的设置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专业的问题。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做一个情景的模拟计算，如果这四个指标都得到很好的实施，假定未来三年、五年内中国的银行业都落实了四大指标体系的要求，杠杆率、资本充足率、流动率和拨备覆盖率这四个指标之间有没有一个联系呢？我认为，这些指标之间不是独立的，是相互有联系的。如果都得到实施，那么，倒算下来，银行必须要保持相对高的利差水平，才可以覆盖这么高的运营成本，银行的对策，要么是转型，要么是要在当前已经相当高的利差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利差水平，或者就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要持十分谨慎态度。
第二，就争议比较大的拨贷比2.5%来看，从决策者的意图看，可能从中国当前的银行体系风险管理状况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银行这几年赚钱，利差大，贷款需求大，趁现在银行还赚钱的时候，把资产负债表做得实一些，健康一些，将来抵抗风险的能力强一些，因为毕竟整个银行业像过去几年那么赚钱，在国际或者中国内地银行发展历史上，应当属于并不多见的时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指标的实施，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改良，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这个指标可能实际上会起到奖劣罚优的作用：原来资产质量差的相应的拨备提得多，提得多之后拨贷比就达到了2.5%；而那些原来资产质量控制得比较好、不良率低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基本都比较低），需要提得比较多，这对那些业绩比较好、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比较好的银行实际上是惩罚。
另外，这可能也不利于银行消化风险。在目前的计算方法和考核方法之下，银行为了达到拨贷比的指标要求，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核销了，因为核销之后，拨贷比的分子就降低了，就会降低拨贷比。也就是说，拨贷比这个指标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改良，可能反而会起到逆向激励的作用，不鼓励银行去积极处置、消化不良资产。
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拨贷比规定进行一些改良？这个指标显示了决策者的一个担心，担心银行贷款资产的分类做得不够细，不够准确，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特别第二级到第三级之间，我们能不能根据贷款的迁移比，比如第二级多分几级再分细一点，进行细化。如果我检查你的迁移度比较高，我可以要求你比较高的拨贷比，当然也可以有适当的差异，不至于使这个指标形成很严密的指标体系之后，出现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不利的另一面。
第三，杠杆率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从金融监管历史上来说，杠杆率是很原始的指标，银行监管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杠杆率，应该说杠杆率是静态的资本充足率。那么西方国家的发达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市场的银行的挑战是杠杆率过高，所以需要把影子银行加到资产负债表内进行换算增加杠杆，而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看可能是缺乏驾驭高杠杆的经验，杠杆率本来就很低，还要把杠杆率压得更低。要进行资本金约束和控制的话，就得让银行学会比较好地运用杠杆，做到恰如其分的盈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一个杠杆率很低的银行是创新能力较差的银行，所以如何在善于合规、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运用杠杆来增大回报率，也是不同的一个环境、语境下提出来的问题。
因此，监管指标体系的转换影响深远，在评估它的效果时需要注意到，具体实施的时候考虑到实际具体的市场结构和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个问题涉及到多个金融领域。例如当前中国的银行业业务规模拓展很快，加上监管要求的提高，需要补充资本金的压力不小，这就促使银行在传统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之外，积极需要拓展新的金融工具。目前国内的证券市场创新约束较多，可以考虑借道到香港市场，香港市场的金融法规较为完善，可以拓展多种资本性的金融工具，对此应当提供相对宽松一点的政策环境。
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出色。当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提出了四大监管指标体系，已经向银行界明确了基本的框架，并且将逐步开始实施。这个指标体系融合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一些要求，同时还结合中国的市场状况创新性地设立了新的指标。从总体上看，这个指标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是对原来的一些不太符合新的市场环境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之后的新的指标体系。
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国内，整个监管指标体系的大的框架应当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目前的关键，还是在指标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估方面，还有些工作需要落实、反思和总结。在目前经济金融体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不能按照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直觉判断来判定这些指标，重点应在于评估指标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些指标是在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中国，面临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最近几年在监管方面引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监管框架使得中国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多，但是从具体指标的具体应用上来分析，在充分肯定框架的前提下，具体指标的设置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专业的问题。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做一个情景的模拟计算，如果这四个指标都得到很好的实施，假定未来三年、五年内中国的银行业都落实了四大指标体系的要求，杠杆率、资本充足率、流动率和拨备覆盖率这四个指标之间有没有一个联系呢？我认为，这些指标之间不是独立的，是相互有联系的。如果都得到实施，那么，倒算下来，银行必须要保持相对高的利差水平，才可以覆盖这么高的运营成本，银行的对策，要么是转型，要么是要在当前已经相当高的利差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利差水平，或者就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要持十分谨慎态度。
第二，就争议比较大的拨贷比2.5%来看，从决策者的意图看，可能从中国当前的银行体系风险管理状况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银行这几年赚钱，利差大，贷款需求大，趁现在银行还赚钱的时候，把资产负债表做得实一些，健康一些，将来抵抗风险的能力强一些，因为毕竟整个银行业像过去几年那么赚钱，在国际或者中国内地银行发展历史上，应当属于并不多见的时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指标的实施，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改良，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这个指标可能实际上会起到奖劣罚优的作用：原来资产质量差的相应的拨备提得多，提得多之后拨贷比就达到了2.5%；而那些原来资产质量控制得比较好、不良率低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基本都比较低），需要提得比较多，这对那些业绩比较好、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比较好的银行实际上是惩罚。
另外，这可能也不利于银行消化风险。在目前的计算方法和考核方法之下，银行为了达到拨贷比的指标要求，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核销了，因为核销之后，拨贷比的分子就降低了，就会降低拨贷比。也就是说，拨贷比这个指标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改良，可能反而会起到逆向激励的作用，不鼓励银行去积极处置、消化不良资产。
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拨贷比规定进行一些改良？这个指标显示了决策者的一个担心，担心银行贷款资产的分类做得不够细，不够准确，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特别第二级到第三级之间，我们能不能根据贷款的迁移比，比如第二级多分几级再分细一点，进行细化。如果我检查你的迁移度比较高，我可以要求你比较高的拨贷比，当然也可以有适当的差异，不至于使这个指标形成很严密的指标体系之后，出现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不利的另一面。
第三，杠杆率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从金融监管历史上来说，杠杆率是很原始的指标，银行监管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杠杆率，应该说杠杆率是静态的资本充足率。那么西方国家的发达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市场的银行的挑战是杠杆率过高，所以需要把影子银行加到资产负债表内进行换算增加杠杆，而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看可能是缺乏驾驭高杠杆的经验，杠杆率本来就很低，还要把杠杆率压得更低。要进行资本金约束和控制的话，就得让银行学会比较好地运用杠杆，做到恰如其分的盈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一个杠杆率很低的银行是创新能力较差的银行，所以如何在善于合规、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运用杠杆来增大回报率，也是不同的一个环境、语境下提出来的问题。
因此，监管指标体系的转换影响深远，在评估它的效果时需要注意到，具体实施的时候考虑到实际具体的市场结构和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个问题涉及到多个金融领域。例如当前中国的银行业业务规模拓展很快，加上监管要求的提高，需要补充资本金的压力不小，这就促使银行在传统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之外，积极需要拓展新的金融工具。目前国内的证券市场创新约束较多，可以考虑借道到香港市场，香港市场的金融法规较为完善，可以拓展多种资本性的金融工具，对此应当提供相对宽松一点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