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饭桌上，罗岗这样描述最可怕的人生：你在师大出生，你爸是师大的，你妈也是师大的，你们住在师大宿舍，你跟对门小姑娘青梅竹马长大，她妈是师大的，她爹也是师大的。你和小姑娘先在师大附幼，然后师大附小，然后师大附中，然后师大，一路同学上来，毕业以后双双留在师大。你们结婚，你们生孩子，孩子继续，师大附幼，附小，附中……
　　可吴晓东淡淡一笑，他不这么看。《漫读经典》中，他用“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解释了传奇。托纳托雷的影片《海上钢琴师》，他拿来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对读，“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一种以有限去叩问无限的逻辑，他们穷极的正是限制中的可能。”
　　以有限叩问无限，几乎就是晓东的姿态。十年前，我们在一次山西之行中认识，罗岗用“北大著名男生”介绍他，他眼神温暖、温文尔雅，一桌女生多少都有些苏曼殊云“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感觉，所以大家使劲说话，小时候那样，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结果表现出了疯癫。但晓东只是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没听他说过他妈的，没见他笑到头发乱，在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他没有一分钟失态，也一分钟不曾苟且。文学教育越来越贫血，学术规范越来越教条，他却一直道成肉身，坚持以三十七度的体温教书、写作、生活，不狂热，也永不冷却。
　　事实上，正是在晓东身上，我第一次意识到，狂热或者说狂爱，并不是文学研究者的DNA，换句话说，敏感和沉潜才是激情的最佳赋形。
　　“敏感又沉潜”，这是晓东对青年加缪的概括，后来，“敏感”被他用来描绘过张爱玲，“沉潜”被他用来形容过“S会馆时期的鲁迅”，我觉得这也准确地概括了晓东本人。读《漫读经典》，很多次，我为他无与伦比的诗学解读能力所倾倒，而这种能力使这本书的写作，遥遥地越出了批评范畴，成为创作，成为激情的隐秘表达。
　　《阳光·苦难·激情》是晓东的一篇早期文章，我记不清自己在各种场合多少次地读过它，因为他文中引到的茨维塔耶娃的著名独白，“我生活中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我看了茨和有关茨的很多文章和书，终于在茨的传记中重新看到这句话，却反而不那么激动。后来我明白，这些引文经过晓东的再叙述，恰似春雨楼头尺八箫，不必再问樱花桥。
　　所以，拿起《漫读经典》，你可以先把书中的引文看一遍，它们就像加密的线索，勾勒了晓东的抒情地图，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张代表性的抒情地图，一半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中国阅读，一半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陆阅读，合在一起，它显示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激情和抱负：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
　　同时，这个备忘录，因为其鲜明的中国胎记，也可以被视为吴晓东对中国感性世界的诗学整理。书中，无论是卡夫卡的寓言，博尔赫斯的想象，还是福克纳的时间、昆德拉的存在，都在指向这些作家的中国旅程。而且有意思的是，异域十篇和本土十篇有着几乎是精心策划的对称性，比如，1990年8月，他写下了《失落者的歌唱》，讨论了萧乾的激情，隔了四个月，他描绘了加缪的激情；2004年3月，他完成《尺八的故事》，追踪了卞之琳的文化乡愁，5月，他写下《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深化了同一个主题，用他的引文来表达：“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绵不断，比生命更长久。”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很多人事变迁，但晓东一直在北大。这些年，也只在大大小小的一些会议中和晓东碰面，好像总在告别。那年山西会议，我们一帮上海去的打道回府，晓东因为比我们晚走，一个人来送我们一帮人，买了很多吃的喝的，我们在检票口和他挥手，想起一句话，“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学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