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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车再也不会开进这个小站了
不会有钢轨、汽笛
青草覆盖了道床
不会有我父亲挥动的小旗
——《老站房》
诗中的小站就是侧岭火车站，它位于黔桂铁路金城江至南丹之间。在回首我与侧岭火车站的往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黔桂铁路。
黔桂铁路是民国政府在抗战期间修建的，当时只修通柳州至都匀。而这段铁路，由于日军入侵损毁严重，没怎么运营就已废置。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修复，同时动工修建都匀至贵阳段。1959年1月全线通车运营。
黔桂铁路全长六百〇七点八公里，纵联贵州、广西两省区，跨越高原、山地、盆地，地势北高南低，最高海拔一千一百米，最低海拔九十二米。因其极为复杂的自然环境，加上技术条件落后，只能以降低线路标准来适应地形变化，线路傍山贴岭，升降急剧，曲折辗转，跌宕起伏，尤以金城江至麻尾段最为崎岖险峻，火车开起来都气喘吁吁，直冒火花，速度也慢得像蜗牛一般，且非经验丰富的司机根本不敢驾驶。记得有一年执行特殊任务，北京派来司机把火车开到关西站至拉易站区段，吓得停下，不得不叫当地司机来开。2009年初，这条铁路按现代技术标准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线路里程缩短为四百八十九公里，火车速度从原来的时速不到六十公里提升至一百四十公里左右，实现了全线电气化，运能大大提高。因为改线，六甲至南丹间的十多个火车站，包括侧岭火车站均被废弃。
这个已经消失的火车站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在此读完小学、初中，并沿着这条铁路的轨迹，踏上人生的旅途。毋庸置疑，黔桂铁路和这个小站，留下了我最初的生命记忆。
二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父亲。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虽然跨过鸭绿江仅几个月，但与他一起去的四百余人，只有十二人回来。父亲能活着回来，还得益于他有点文化，当了师部的通信员，没有上前线打仗，但也因骑马送信摔伤肋骨，造成终身隐痛。父亲1956年转业，回到湖南东安县山口铺乡下，后因铁路招工来到侧岭火车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黔桂铁路的第一代铁路人。母亲从东安嫁到侧岭，随父亲来的还有我的奶奶。父亲出身富农，这对他的仕途和家庭都有一定影响。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也很努力，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文革”期间我见他挨过批斗，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由于他的原因，子女都受到歧视，我的班主任就公然让同学们远离我，一些同学还合伙欺负我，好在我有个强壮的哥哥，一拳撂倒一个，从此没人敢欺负我了。父亲在侧岭当过扳道员、养路工、值班员，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才迁居到金城江和柳州。顺便说一下，铁路有很多特殊工种，除了火车司机、客运员、列车员、售票员为人熟知外，其他工种大都很陌生。扳道员属于车务部门的一个工种，他的职责是，火车进哪一股道，他就用手工扳动道岔，引导火车进站。这一原始的工种，随着铁路的自动化已不存在。养路工则属工务部门，负责铁路道床的维护，干的是铁路最苦的活，当年铁路企业惩罚职工就是将其调入工务部门。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从车务部门被贬到工务部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调回车务部门当了值班员。而值班员就是让火车开或停的指挥员，其实也是铁路系统最普通的职工，但在我心目中，父亲就是我的偶像，他在站台上一站，手中的小红旗一举，火车就停了，小绿旗一挥，火车就开了。在我看来，他的手简直就是上帝的手。多年后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赞美父亲的小诗：
轻轻地推开那一重山
云深处，便是我的故乡
是我故乡的小站
列车驰骋有铿锵之声
月台之上，那個挥旗的人
是我的父亲，我儿时的偶像
三十年风风雨雨
他就这么站着
他站立的姿势很像将军
而将军是孤独和寂寞的
他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走了
而小站没有长大他不愿走
小站永远也不会长大
只是节奏加强了他更忙了
我担心他会一夜间老去
老去就如故乡的那棵古榕
啊父亲我的父亲
车过小站没有停下
我挥手告别父亲告别小站
眼泪浸湿那朵朦胧小花
——《车过小站》
当然，父亲也有过调到城市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主要是舍不得几亩地。当时父亲的工资虽高，但母亲还是临时工，膝下又有四个小孩，光靠他们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显然有困难，这也是父亲不愿到城里去的原因。这事我们是工作后才知道的，为此心里还埋怨过他，因为当时我们都想做城里人。从上小学起，我们便成为家里的劳力，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要去砍柴、种菜、捡煤。说到捡煤，这也是当年铁路人特有的活，那时候火车是蒸汽机车牵引，烧的是煤，火力要猛，煤还没烧透就要换新的，于是就有了再利用价值，这些没烧透的煤往往在火车停站后被卸到铁道边，我们就争相去捡回家，大块点的煤可以直接烧，细碎点的就做成煤饼。父亲是铁路职工，吃的是“皇粮”，在家里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家务事他是不做的。他性格耿直，得罪过领导，也吃过不少亏。那时小站生活很单调，没有多少娱乐，父亲休班除了睡觉，就是打牌、喝酒。他嗜酒如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孤独，并保持至今。记得八十岁那年我们给他祝寿，他一高兴喝了半斤茅台也没醉，只是前两年得了轻度脑梗酒量有所下降，但现在每天的中晚餐都要喝上几杯。他今年八十六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你不给他喝酒，他就跟你斗气。父亲曲折而倔强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我。
母亲小父亲七岁，她是侧岭小学炊事员。这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可是个美差，我们因此可以多吃上几丁鲜肉。由于在学校工作，她不仅偷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且对小孩读书极为重视，这也是我和妹妹能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原因。我至今对学校有着特殊感情，且喜爱读书，与母亲的影响是有关的。 我的奶奶慈眉善目，平时言语极少，講话声音总是很低，连一只蚂蚁也不忍踩死。她做酒饼有绝招，酿出的甜酒很好喝，方圆几里都来找她要。奶奶很有办法调动我们的积极性，每次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两毛钱作为奖励，让我们去劳动。从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驼背了，但她从来不要别人照顾，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每天喝碗自酿的甜酒，直到九十岁辞世。奶奶与世无争、勤劳善良、自食其力的一生对我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长辈都是湖南人，他们的生活当然还保留了家乡部分的习俗，喜欢吃辣椒、干鱼仔、醋血鸭，说话带有湖南口音，有时为了不让我们听出其中的秘密，干脆就讲湖南话，而我们学的是当地土话，湖南话自然是半懂不懂了。父母为了让我记住自己是湖南人，索性给我取名“田湘”，沾了个“湘”字。在籍贯填写上也是有规定的，填的是湖南东安，这几年才按新要求填出生地，所以我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湖南人。但我们在广西土生土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既有湖南人的刚烈、豪爽，也少不了广西人的诚朴、仗义。
三
父亲常年在小站台挥舞小旗，简单的工作，支撑着全家的生计，背后当然也有全家人对他的支撑。因为他在铁路上班，我们全家都成为铁路家属，成为铁路上的人。
其实铁路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文化圈。在大一些的城市，会有医院、学校、文化宫、体育场、菜市、派出所等，铁路局、分局所在地还会有公检法机构。所有的铁路单位都有独立的办公和生活区域。有人戏称，铁路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由于铁路自成体系，往往会形成自己的朋友圈，找工作也更多地愿留在铁路系统，子承父业。后来铁路进行了社会职能移交，这些功能就没有了。我所在的侧岭火车站是个四等小站，当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有供应车，每月都会从柳州运送些城里才有的食品过来，如面条、腐竹、酱油、烟酒等，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了。还有电影队，每月也会来放一次电影，都是《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类的。那时看电影就像过节一般，铁路地区不大的院子会挤满人，职工家属和附近的农民都会赶来看。那年代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一部电影可以跑到相邻的火车站和生产队去看，且看几遍都不腻。除了看电影，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因此小孩们常聚集在一起，玩躲猫猫的游戏，玩陀螺和烟纸。有时也听大人们讲故事消磨时间，而故事大多跟鬼有关，以致我一个大男人至今怕鬼，走夜路也是怕怕的。卫生所可以看些小病，大病要转到金城江或柳州的铁路医院。职工看病是全免费，家属看病是半费。小孩读书，除非当地有学校，偶尔会在当地读，大多会转到城市的铁路学校去。坐火车也是一样，家属去看病可以开免票，学生凭铁路学生证也不用买票。如果你穿铁路制服坐火车，更没人查你的票了。火车站更是这里的中心，钢轨横贯东西，站房干净明亮，周边的农民经常在站台和候车室聚集，坐火车跑到城里去。在当地农民眼里，铁路职工是最威风的了，笔挺的制服，住房好，工资高，坐火车还不要钱，让他们羡慕死了。铁路职工的优越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更是到了极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中国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一票难求的现象更加严重。铁路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地位更加明显，想跟铁路人攀亲戚的大有人在。举个例子，我有个同学，只是在南宁到北京的列车上当餐车长，一个普通工人，当时竟娶了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做老婆，让多少人嫉妒。正因为铁路的这种优势，那个年代我们都有深深的铁路情结。可是到了90年代，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铁路的优势逐渐消失。直到近几年高铁时代的到来，铁路才又雄风再起。
作为铁路人，我们一直保留着独有的铁路语言风格，即铁路普通话，一方面，上班必须讲普通话，不懂的也要学。另一方面，因职工来自不同地方，同时走南闯北，就有了各地方言的混杂。加上毕竟固定生活在某一地域，更多地融入了本地方言。如在柳州的带有桂柳方言，叫“柳普”，在南宁的带有白话方言，叫“南普”，在广西形成了两大铁路语言体系。2004年我从柳州调到南宁，在铁路人聚居的白苍岭菜市买菜，一开口卖菜的人就知道我是从柳州铁路调来的，多么神奇！说起买菜，我又想起铁路人的另一特性，就是“小气”。铁路人虽然收入不低，但买东西总喜欢讨价还价，不舍得掏钱，铁路菜市的物价总是最便宜的。怪不得老百姓给铁路人起了个“铁公鸡”的外号，就是说铁路人貌似高大上有钱，却是一毛不拔，想来也不无道理，好像总是别人求铁路，铁路不求人。
四
因我从小在侧岭长大，所以，每当忆及故乡、家园，首当其冲，永远是老父亲在老站台挥舞小旗的动态，而在其背影之后，隐藏了我童年一切刻骨铭心的人事和场景。
记得火车站所处的地势较高，是从两边挖出的泥土抬高的，因此车站前后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鱼塘，鱼塘的水是清澈的，可以游泳、洗衣，还养了不少鱼可供垂钓、捕捞。往西的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春夏的雨水季节可以看到流水潺潺，秋冬的枯水季节河床就干了。东南面有座山，我们叫它水塔山，机车用水和家庭饮用水都是从这座山上引来的。南面是侧岭生产队队部（现在是侧岭乡）所在地，也是侧岭唯一的集市，每周的一、四、七是赶圩日，是最热闹的日子，有时也进行陀螺比赛，这里的白裤瑶人玩陀螺的技艺是最精湛的。北面有一个自然村，旁边则是铁路职工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是红砖起的平房，房子旁边辟有菜地，几乎每家每户都种菜、养鸡，甚至养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里之所以称为侧岭，当然与山有关，除了方圆几里是较大的平地外，它的周围都是山，有几座是独立的，甚是好看，更多的是山连着山，绵延不绝，气势磅礴，古树参天，我们经常到山里砍柴、采果，欣赏美景。
我有兄弟姐妹四人，均在侧岭出生并读完小学、初中（初中后来撤了）。姐姐和哥哥在红卫公社（现在的拔贡镇）读的高中，毕业后回侧岭插队。妹妹初中毕业后到金城江上了卫校。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初中毕业恰逢红卫公社成立五七高中，由于成分不好，就被安置在这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根本学不到东西，我读了半年就不读了。但父母说我这么小不读书不行，于是送我到六甲铁中读初三，后又到宜山铁中读高中，这样我就赶上了高考，读了河池师专，与东西、凡一平成为校友。命运就此改变了。我在河池师专爱上了文学，发表了诗歌，并成功地从数学系转到中文系，担任了校报主编，还与凡一平创办了新笛文学社并任社长，凡一平是副社长。东西当时还没有名气，只是文学社的社员，我们毕业后他才当了副社长。在学校的优异表现，使我毕业后分到最好的铁路部门——柳州铁路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实现了我做铁路人的梦想。 虽然我离开侧岭较早，但毕竟老人住在那里，况且也离得不远，火车也较方便，因此时常回去，感受家的温暖。特别是工作后有了免票，几乎每个月都坐着绿皮火车回家。只是，父母亲退休离开侧岭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尤其是铁路改线后，也难以找到回侧岭的理由。
五
火车改道，父亲和老站台一起退了休，但铁路却一直延伸着梦想。我固执地认为，铁路便是诗意栖居的地方。钢轨、车站、火车，还有这里的山水和乡土气息孕育了我的童年、少年，给我的生命注入了神奇的力量。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站台上发呆，望着延伸的铁路和远去的火车，猜想着火车将要去到的远方，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坐上火车去到北京、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侧岭毕竟太小了，容不下我的大志向，而轨道上的火车一直给我一种暗示：我要走出去，我一定能走出去，于是，我真的走出去了。因此侧岭是真正孕育我梦想、诗歌和远方的宝地。必须承认，我对侧岭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年轻时虚荣心较强，一心向往着大城市，一旦到了大城市工作，就不愿承认自己是小地方的了。随着年龄增大，才摆脱这种虚荣心，敢于承认自己是侧岭人了，且慢慢有了一种特殊情结，越来越怀念起这个小站来，摆也摆不开。不久前，听说侧岭通高速公路了，于是立即驱车前往。我快下高速时，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它变化太大了，我已无从辨认！我欣赏着美丽而陌生的一切，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找到了被废弃的火车站：道床还在，可已荒草萋萋，没有了铁轨；站房还在，可已房门紧闭，没有了人迹。然而，它的周边已盖起新房，水泥路修到村村户户，山峦俊美，草木青翠，稻谷飘香，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据说已成为当地有名的风景区。两种景象对比，难以言说的情绪填满心间。特别是那几座老站房，嵌入我脑海。于是我拿起笔，写下这首诗：
落日带走了天边的云霞
老站房站在黄昏里
像一块旧伤疤
更像一座孤独的坟
埋着我的旧情感
老站房的门紧闭
推不开，叫也不应答
只有门前的野花任性地开
恍如隔世的感觉
也许是我离开得太久，把它伤得太深
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它根本不在乎我的牵挂
老站房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在地活着
它后面的池塘、水塔、桃林
还有更远处，美得令人窒息的山峦
还和从前一样
火车的远去让它找到了永久的宁静
我一直懷着愧疚
以为是我忘了它
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
——《老站房》
是的，火车站消失了，老站房还在，它像我的老父亲，经历了世事沧桑，见证了黔桂铁路的历史。侧岭虽然没有了铁路，却又通了高速公路。我欣喜地看到，这里的风光更加绚丽迷人，人们的生活更加甜美如蜜，并不因我的惦记或忘怀受到丝毫影响。
我忽然发现，我对侧岭的爱竟是如此深情和深沉！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火车再也不会开进这个小站了
不会有钢轨、汽笛
青草覆盖了道床
不会有我父亲挥动的小旗
——《老站房》
诗中的小站就是侧岭火车站，它位于黔桂铁路金城江至南丹之间。在回首我与侧岭火车站的往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黔桂铁路。
黔桂铁路是民国政府在抗战期间修建的，当时只修通柳州至都匀。而这段铁路，由于日军入侵损毁严重，没怎么运营就已废置。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修复，同时动工修建都匀至贵阳段。1959年1月全线通车运营。
黔桂铁路全长六百〇七点八公里，纵联贵州、广西两省区，跨越高原、山地、盆地，地势北高南低，最高海拔一千一百米，最低海拔九十二米。因其极为复杂的自然环境，加上技术条件落后，只能以降低线路标准来适应地形变化，线路傍山贴岭，升降急剧，曲折辗转，跌宕起伏，尤以金城江至麻尾段最为崎岖险峻，火车开起来都气喘吁吁，直冒火花，速度也慢得像蜗牛一般，且非经验丰富的司机根本不敢驾驶。记得有一年执行特殊任务，北京派来司机把火车开到关西站至拉易站区段，吓得停下，不得不叫当地司机来开。2009年初，这条铁路按现代技术标准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线路里程缩短为四百八十九公里，火车速度从原来的时速不到六十公里提升至一百四十公里左右，实现了全线电气化，运能大大提高。因为改线，六甲至南丹间的十多个火车站，包括侧岭火车站均被废弃。
这个已经消失的火车站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在此读完小学、初中，并沿着这条铁路的轨迹，踏上人生的旅途。毋庸置疑，黔桂铁路和这个小站，留下了我最初的生命记忆。
二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父亲。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虽然跨过鸭绿江仅几个月，但与他一起去的四百余人，只有十二人回来。父亲能活着回来，还得益于他有点文化，当了师部的通信员，没有上前线打仗，但也因骑马送信摔伤肋骨，造成终身隐痛。父亲1956年转业，回到湖南东安县山口铺乡下，后因铁路招工来到侧岭火车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黔桂铁路的第一代铁路人。母亲从东安嫁到侧岭，随父亲来的还有我的奶奶。父亲出身富农，这对他的仕途和家庭都有一定影响。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也很努力，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文革”期间我见他挨过批斗，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由于他的原因，子女都受到歧视，我的班主任就公然让同学们远离我，一些同学还合伙欺负我，好在我有个强壮的哥哥，一拳撂倒一个，从此没人敢欺负我了。父亲在侧岭当过扳道员、养路工、值班员，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才迁居到金城江和柳州。顺便说一下，铁路有很多特殊工种，除了火车司机、客运员、列车员、售票员为人熟知外，其他工种大都很陌生。扳道员属于车务部门的一个工种，他的职责是，火车进哪一股道，他就用手工扳动道岔，引导火车进站。这一原始的工种，随着铁路的自动化已不存在。养路工则属工务部门，负责铁路道床的维护，干的是铁路最苦的活，当年铁路企业惩罚职工就是将其调入工务部门。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从车务部门被贬到工务部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调回车务部门当了值班员。而值班员就是让火车开或停的指挥员，其实也是铁路系统最普通的职工，但在我心目中，父亲就是我的偶像，他在站台上一站，手中的小红旗一举，火车就停了，小绿旗一挥，火车就开了。在我看来，他的手简直就是上帝的手。多年后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赞美父亲的小诗：
轻轻地推开那一重山
云深处，便是我的故乡
是我故乡的小站
列车驰骋有铿锵之声
月台之上，那個挥旗的人
是我的父亲，我儿时的偶像
三十年风风雨雨
他就这么站着
他站立的姿势很像将军
而将军是孤独和寂寞的
他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走了
而小站没有长大他不愿走
小站永远也不会长大
只是节奏加强了他更忙了
我担心他会一夜间老去
老去就如故乡的那棵古榕
啊父亲我的父亲
车过小站没有停下
我挥手告别父亲告别小站
眼泪浸湿那朵朦胧小花
——《车过小站》
当然，父亲也有过调到城市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主要是舍不得几亩地。当时父亲的工资虽高，但母亲还是临时工，膝下又有四个小孩，光靠他们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显然有困难，这也是父亲不愿到城里去的原因。这事我们是工作后才知道的，为此心里还埋怨过他，因为当时我们都想做城里人。从上小学起，我们便成为家里的劳力，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要去砍柴、种菜、捡煤。说到捡煤，这也是当年铁路人特有的活，那时候火车是蒸汽机车牵引，烧的是煤，火力要猛，煤还没烧透就要换新的，于是就有了再利用价值，这些没烧透的煤往往在火车停站后被卸到铁道边，我们就争相去捡回家，大块点的煤可以直接烧，细碎点的就做成煤饼。父亲是铁路职工，吃的是“皇粮”，在家里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家务事他是不做的。他性格耿直，得罪过领导，也吃过不少亏。那时小站生活很单调，没有多少娱乐，父亲休班除了睡觉，就是打牌、喝酒。他嗜酒如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孤独，并保持至今。记得八十岁那年我们给他祝寿，他一高兴喝了半斤茅台也没醉，只是前两年得了轻度脑梗酒量有所下降，但现在每天的中晚餐都要喝上几杯。他今年八十六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你不给他喝酒，他就跟你斗气。父亲曲折而倔强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我。
母亲小父亲七岁，她是侧岭小学炊事员。这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可是个美差，我们因此可以多吃上几丁鲜肉。由于在学校工作，她不仅偷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且对小孩读书极为重视，这也是我和妹妹能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原因。我至今对学校有着特殊感情，且喜爱读书，与母亲的影响是有关的。 我的奶奶慈眉善目，平时言语极少，講话声音总是很低，连一只蚂蚁也不忍踩死。她做酒饼有绝招，酿出的甜酒很好喝，方圆几里都来找她要。奶奶很有办法调动我们的积极性，每次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两毛钱作为奖励，让我们去劳动。从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驼背了，但她从来不要别人照顾，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每天喝碗自酿的甜酒，直到九十岁辞世。奶奶与世无争、勤劳善良、自食其力的一生对我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长辈都是湖南人，他们的生活当然还保留了家乡部分的习俗，喜欢吃辣椒、干鱼仔、醋血鸭，说话带有湖南口音，有时为了不让我们听出其中的秘密，干脆就讲湖南话，而我们学的是当地土话，湖南话自然是半懂不懂了。父母为了让我记住自己是湖南人，索性给我取名“田湘”，沾了个“湘”字。在籍贯填写上也是有规定的，填的是湖南东安，这几年才按新要求填出生地，所以我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湖南人。但我们在广西土生土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既有湖南人的刚烈、豪爽，也少不了广西人的诚朴、仗义。
三
父亲常年在小站台挥舞小旗，简单的工作，支撑着全家的生计，背后当然也有全家人对他的支撑。因为他在铁路上班，我们全家都成为铁路家属，成为铁路上的人。
其实铁路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文化圈。在大一些的城市，会有医院、学校、文化宫、体育场、菜市、派出所等，铁路局、分局所在地还会有公检法机构。所有的铁路单位都有独立的办公和生活区域。有人戏称，铁路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由于铁路自成体系，往往会形成自己的朋友圈，找工作也更多地愿留在铁路系统，子承父业。后来铁路进行了社会职能移交，这些功能就没有了。我所在的侧岭火车站是个四等小站，当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有供应车，每月都会从柳州运送些城里才有的食品过来，如面条、腐竹、酱油、烟酒等，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了。还有电影队，每月也会来放一次电影，都是《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类的。那时看电影就像过节一般，铁路地区不大的院子会挤满人，职工家属和附近的农民都会赶来看。那年代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一部电影可以跑到相邻的火车站和生产队去看，且看几遍都不腻。除了看电影，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因此小孩们常聚集在一起，玩躲猫猫的游戏，玩陀螺和烟纸。有时也听大人们讲故事消磨时间，而故事大多跟鬼有关，以致我一个大男人至今怕鬼，走夜路也是怕怕的。卫生所可以看些小病，大病要转到金城江或柳州的铁路医院。职工看病是全免费，家属看病是半费。小孩读书，除非当地有学校，偶尔会在当地读，大多会转到城市的铁路学校去。坐火车也是一样，家属去看病可以开免票，学生凭铁路学生证也不用买票。如果你穿铁路制服坐火车，更没人查你的票了。火车站更是这里的中心，钢轨横贯东西，站房干净明亮，周边的农民经常在站台和候车室聚集，坐火车跑到城里去。在当地农民眼里，铁路职工是最威风的了，笔挺的制服，住房好，工资高，坐火车还不要钱，让他们羡慕死了。铁路职工的优越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更是到了极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中国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一票难求的现象更加严重。铁路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地位更加明显，想跟铁路人攀亲戚的大有人在。举个例子，我有个同学，只是在南宁到北京的列车上当餐车长，一个普通工人，当时竟娶了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做老婆，让多少人嫉妒。正因为铁路的这种优势，那个年代我们都有深深的铁路情结。可是到了90年代，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铁路的优势逐渐消失。直到近几年高铁时代的到来，铁路才又雄风再起。
作为铁路人，我们一直保留着独有的铁路语言风格，即铁路普通话，一方面，上班必须讲普通话，不懂的也要学。另一方面，因职工来自不同地方，同时走南闯北，就有了各地方言的混杂。加上毕竟固定生活在某一地域，更多地融入了本地方言。如在柳州的带有桂柳方言，叫“柳普”，在南宁的带有白话方言，叫“南普”，在广西形成了两大铁路语言体系。2004年我从柳州调到南宁，在铁路人聚居的白苍岭菜市买菜，一开口卖菜的人就知道我是从柳州铁路调来的，多么神奇！说起买菜，我又想起铁路人的另一特性，就是“小气”。铁路人虽然收入不低，但买东西总喜欢讨价还价，不舍得掏钱，铁路菜市的物价总是最便宜的。怪不得老百姓给铁路人起了个“铁公鸡”的外号，就是说铁路人貌似高大上有钱，却是一毛不拔，想来也不无道理，好像总是别人求铁路，铁路不求人。
四
因我从小在侧岭长大，所以，每当忆及故乡、家园，首当其冲，永远是老父亲在老站台挥舞小旗的动态，而在其背影之后，隐藏了我童年一切刻骨铭心的人事和场景。
记得火车站所处的地势较高，是从两边挖出的泥土抬高的，因此车站前后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鱼塘，鱼塘的水是清澈的，可以游泳、洗衣，还养了不少鱼可供垂钓、捕捞。往西的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春夏的雨水季节可以看到流水潺潺，秋冬的枯水季节河床就干了。东南面有座山，我们叫它水塔山，机车用水和家庭饮用水都是从这座山上引来的。南面是侧岭生产队队部（现在是侧岭乡）所在地，也是侧岭唯一的集市，每周的一、四、七是赶圩日，是最热闹的日子，有时也进行陀螺比赛，这里的白裤瑶人玩陀螺的技艺是最精湛的。北面有一个自然村，旁边则是铁路职工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是红砖起的平房，房子旁边辟有菜地，几乎每家每户都种菜、养鸡，甚至养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里之所以称为侧岭，当然与山有关，除了方圆几里是较大的平地外，它的周围都是山，有几座是独立的，甚是好看，更多的是山连着山，绵延不绝，气势磅礴，古树参天，我们经常到山里砍柴、采果，欣赏美景。
我有兄弟姐妹四人，均在侧岭出生并读完小学、初中（初中后来撤了）。姐姐和哥哥在红卫公社（现在的拔贡镇）读的高中，毕业后回侧岭插队。妹妹初中毕业后到金城江上了卫校。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初中毕业恰逢红卫公社成立五七高中，由于成分不好，就被安置在这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根本学不到东西，我读了半年就不读了。但父母说我这么小不读书不行，于是送我到六甲铁中读初三，后又到宜山铁中读高中，这样我就赶上了高考，读了河池师专，与东西、凡一平成为校友。命运就此改变了。我在河池师专爱上了文学，发表了诗歌，并成功地从数学系转到中文系，担任了校报主编，还与凡一平创办了新笛文学社并任社长，凡一平是副社长。东西当时还没有名气，只是文学社的社员，我们毕业后他才当了副社长。在学校的优异表现，使我毕业后分到最好的铁路部门——柳州铁路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实现了我做铁路人的梦想。 虽然我离开侧岭较早，但毕竟老人住在那里，况且也离得不远，火车也较方便，因此时常回去，感受家的温暖。特别是工作后有了免票，几乎每个月都坐着绿皮火车回家。只是，父母亲退休离开侧岭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尤其是铁路改线后，也难以找到回侧岭的理由。
五
火车改道，父亲和老站台一起退了休，但铁路却一直延伸着梦想。我固执地认为，铁路便是诗意栖居的地方。钢轨、车站、火车，还有这里的山水和乡土气息孕育了我的童年、少年，给我的生命注入了神奇的力量。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站台上发呆，望着延伸的铁路和远去的火车，猜想着火车将要去到的远方，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坐上火车去到北京、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侧岭毕竟太小了，容不下我的大志向，而轨道上的火车一直给我一种暗示：我要走出去，我一定能走出去，于是，我真的走出去了。因此侧岭是真正孕育我梦想、诗歌和远方的宝地。必须承认，我对侧岭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年轻时虚荣心较强，一心向往着大城市，一旦到了大城市工作，就不愿承认自己是小地方的了。随着年龄增大，才摆脱这种虚荣心，敢于承认自己是侧岭人了，且慢慢有了一种特殊情结，越来越怀念起这个小站来，摆也摆不开。不久前，听说侧岭通高速公路了，于是立即驱车前往。我快下高速时，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它变化太大了，我已无从辨认！我欣赏着美丽而陌生的一切，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找到了被废弃的火车站：道床还在，可已荒草萋萋，没有了铁轨；站房还在，可已房门紧闭，没有了人迹。然而，它的周边已盖起新房，水泥路修到村村户户，山峦俊美，草木青翠，稻谷飘香，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据说已成为当地有名的风景区。两种景象对比，难以言说的情绪填满心间。特别是那几座老站房，嵌入我脑海。于是我拿起笔，写下这首诗：
落日带走了天边的云霞
老站房站在黄昏里
像一块旧伤疤
更像一座孤独的坟
埋着我的旧情感
老站房的门紧闭
推不开，叫也不应答
只有门前的野花任性地开
恍如隔世的感觉
也许是我离开得太久，把它伤得太深
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它根本不在乎我的牵挂
老站房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在地活着
它后面的池塘、水塔、桃林
还有更远处，美得令人窒息的山峦
还和从前一样
火车的远去让它找到了永久的宁静
我一直懷着愧疚
以为是我忘了它
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
——《老站房》
是的，火车站消失了，老站房还在，它像我的老父亲，经历了世事沧桑，见证了黔桂铁路的历史。侧岭虽然没有了铁路，却又通了高速公路。我欣喜地看到，这里的风光更加绚丽迷人，人们的生活更加甜美如蜜，并不因我的惦记或忘怀受到丝毫影响。
我忽然发现，我对侧岭的爱竟是如此深情和深沉！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