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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建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建筑界的一件大事，就是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Thomas J. Pritzke）建筑奖， 这是中国本土建筑师首次获得这个年轻的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王澍的作品已经进入世界建筑界的视野。
在揭晓评委的决定时，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在谈到获奖原因时说：“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 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发表这篇2010年10月11日我在列支敦士登大学举办的“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展览开幕式上的演讲“哲思：王澍与XX相遇 ”，以此文表示我对王澍获奖的祝福。
2010年9月，正在威尼斯举办的第12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其主题是“相逢于建筑”（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每个国家馆和每位受邀参展的建筑师，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由总策展人确立的主题。那么相逢之前先需要有建筑是前提，相逢于建筑之前的状态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建造， 建造时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劳动者合力的号子。
我从军械库展场的第一条笔直的长廊走到最后一个空间，正在看一个用木头架构的穹顶，由于它和我们熟悉的巴克明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的穹顶的结构完全不同，从而让我留步。观察中，我的身后传来熟悉的中国话：“一， 二， 三”，原来在墙上有一个显示屏，声音就是从王澍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搭建这件作品时拍摄的录像里传出来的，一群人在合力实验搭建一个穹顶，地点是象山校园的一块空地，这是为了相逢于建筑之前的行为和声音。半个小时之后，我在会场的新闻中心发了第一篇来自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博客，题目：“相逢于建筑之前的一二三”。
没想到，第二天传来王澍得奖的消息，我用短信向他确认，确实是获得了特别提名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孟买和荷兰的两个事务所，都是注重传统建造工艺，以建筑来关心社会和具有革新精神的事务所。29号上午在媒体见面会上，王澍简短的介绍了自己的建筑实践，他用投影介绍了在杭州一个最新的改造项目。这使他在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建筑当下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内部的贫困”，他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探求，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建造上的贫困的根源，还是来自建筑师自身“内部的贫困”。
王澍最近在《剖面的视野》一文的开头这样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近现代新建筑一直陷于一种‘内部的贫困’，它们是没有内部的。如果按传统建筑的观念，内外空间的身心关联至关重要，那么，没有内部，外部也不会有，建筑就只剩下空洞的外表。”
其实这是中国问题的全体，不只是建筑，所有的领域都包括在内。如果说“内外空间的身心关联至关重要”，那么没有心，怎么能做好内部空间呢？“心造”就是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就是关联性。中国建筑师的作品被指缺少哲思，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基本的问题，建筑批评和评论也有这个问题。
那么建造这个穹顶和解决“贫困”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其实结构是关于内部和外部的一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的质量和智慧体现出睿智的程度，所以说，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品相都在剑的本身。
王澍来到威尼斯，也可以说是一次摆脱“内部的贫困”的旅行， 他在题为“一个穹窿的塌朽”（The Decay of a Dom）的阐述中这样描述他的思考和实践过程：“我设想使用一种很轻的结构，和中国传统建筑相似，它不需要基础，因此建造时不破坏土地。它只有最少种类的构建，最简便的建造原则，可以快速建造，快速拆除，因此容易移动。它的建造，需要很多双手的参与，需要一群人的聚集，即使不懂建筑的人，也可以参与。在威尼斯建造之前，我设想在我的城市里选几处地点，邀请普通市民一起建造，事件的图像也可以作为展览的一部分。”
初步的工作产生了一个设想：
结构： 一种无连接节点的结构，即可承受重力。它只遵循一种原则，只使用一种等断面等长度的杆件，它的结果是一个穹窿。
材料：结构部分使用工厂生产的竹杆，6×6公分方断面，2米长，强度很高。搭建一个直径7米的穹窿，需要约120根竹杆。如考虑部分遮阳表皮，可使用内含细竹篾的半透明竹纸。如考虑部分遮雨，可在纸上刷类似传统雨伞的桐油。
可能性：如果结构平面直径7米，分5层搭建，最高可达3.5 米。如果分7层搭建，可达5米，但底部容易坍塌变形，高度将降为4米，适应为一种稳定状态。
哲学：作为有“道”的哲学背景的建筑师，我对这种坍塌与适应的关系有兴趣，它与建筑随时间塌朽的状态相似，接近一种自然状态。我设想对稳定后的坍塌穹窿进行测绘，确定杆件的准确位置，在展览中将其一次建造出来。
建造速度：如果20个人一起建造，结构应在一天内建成。
王澍把这件作品带到威尼斯去展出，同时也把一组描绘建造原理的连环画，和连续拍摄的照片一并展出，加上录像，我们就容易理解穹顶成立的全过程了。可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件作品，我听到这样的疑问，王澍这件作品是什么意思？它和建筑有什么关系？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威尼斯出版的官方画册上，我发现这件作品的署名有三位，第一位是王澍，第二名是维托·伯庭（With Vito Bertin），第三位是业余建筑的合伙人，也是他的妻子陆文宇。怎么出来了一位老外呢？ 原来，这是几年前，王澍从他的建筑师朋友维托·伯庭那里了解到这种可以在空中悬浮的结构类型。其实他们早在25年前就相识，那时王澍还是一名建筑系的学生，维托是来访的年轻外教。在1985—1987年的两年间，王澍曾和维托一起在中国有两次长途旅行，彼此都有很深的影响，之后他们联系的很少。25年之后，王澍和维托再次合作，是对建筑的兴趣与热情让他们又走到一起。
其实这些都和一个东西有关，现在证明，即使是在学生时期的王澍也是一位喜欢思考和有着追根到底性格的青年，不然，他怎么会在25年后，还记得那时维托用笔去分割一个乒乓球的表面这样细微的情节。等到25年之后，王澍发现维托还一直持续着这种兴趣，并且发展成为一系列悬浮结构的研究。而王澍的插手，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王澍的兴趣不是只停留在理论状态的研究，他的想法是，这种悬浮结构是否可能真实的建造出来？
王澍说：“穹窿是这种悬浮结构的一种。按维托的原意，它是在柱子或墙体之上的，是一种无受力连接节点的屋盖结构，非常扁平。我的兴趣在于，这种结构本身是否能成为独立的结构，直接落地，包裹足够高的空间。一座建筑，只用一种长度的结构杆件就可以完成，杆件细到极限，并且可以快速建造。我发现，这种结构抵抗重力不需要节点，但维持结构稳定需要节点，于是我想出用窗子的风钩去连接，可以适应杆件连续的角度变化。我喜欢用来自日常生活的现成品解决问题。”王澍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如果你去看过位于杭州的象山校园，你会发现那些高高的门栅和窗户通风的固定件，都是放大了的风钩，那些风钩的尺寸比母本要大很多，看上去相当夸张，可是它们很实用，而且具有美感。美和力， 就是在风钩上找到了节点。我对此印象深刻，所以，即使没有听到王澍的解说，我也发现这巨大的木架穹顶上有风钩在辅助。
王澍认为：“维托的结构原型是不能用力去碰的，一根杆件脱离体系，整体就会倒塌。加了窗子风钩的结构，在建造时，为了提高空间高度，人们可以整体向上托举，结构的底部会出现自然变形，但不会倒塌。”
此后， 王澍和陆文宇指导助手和学生进行1：1的试验建造，地点就是他执教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建筑学院的户外场地，周边的氛围极好，因为都是王澍曾经设计的校园建筑。原本这些被很多人认为很难使用的建筑，却成为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场所。而实际建造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第一次试验是搭建7层的结构，在第6层接近完成时，第2层的一根杆件断裂，结构整体塌陷。杆件的断面，是王澍凭经验估计的最细尺寸。经检查，杆件断在有结疤处，且安装时，木纹方向不对。这次试验费时2日。王澍说：“第二次试验继续，他们没有改变杆件的断面尺寸，而是对前3层水平受力最大的杆件，仔细选择结疤位置和木纹方向，这次试验费时3日，终获成功。维托坚持不要明露的连接件，但我们反复试验，没有最简单合适的解决办法。我觉得窗子风钩在建造过程中有效，而且有趣。”重要的是“有效”还要“有趣”，这或许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来就认为世界不是那么完美的意识，不然怎么古代就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呢？
直到威尼斯参展前，王澍和维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这就是他们相遇（Reunion）的结果，即使不是维托也会是XX。
在揭晓评委的决定时，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在谈到获奖原因时说：“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 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发表这篇2010年10月11日我在列支敦士登大学举办的“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展览开幕式上的演讲“哲思：王澍与XX相遇 ”，以此文表示我对王澍获奖的祝福。
2010年9月，正在威尼斯举办的第12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其主题是“相逢于建筑”（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每个国家馆和每位受邀参展的建筑师，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由总策展人确立的主题。那么相逢之前先需要有建筑是前提，相逢于建筑之前的状态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建造， 建造时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劳动者合力的号子。
我从军械库展场的第一条笔直的长廊走到最后一个空间，正在看一个用木头架构的穹顶，由于它和我们熟悉的巴克明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的穹顶的结构完全不同，从而让我留步。观察中，我的身后传来熟悉的中国话：“一， 二， 三”，原来在墙上有一个显示屏，声音就是从王澍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搭建这件作品时拍摄的录像里传出来的，一群人在合力实验搭建一个穹顶，地点是象山校园的一块空地，这是为了相逢于建筑之前的行为和声音。半个小时之后，我在会场的新闻中心发了第一篇来自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博客，题目：“相逢于建筑之前的一二三”。
没想到，第二天传来王澍得奖的消息，我用短信向他确认，确实是获得了特别提名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孟买和荷兰的两个事务所，都是注重传统建造工艺，以建筑来关心社会和具有革新精神的事务所。29号上午在媒体见面会上，王澍简短的介绍了自己的建筑实践，他用投影介绍了在杭州一个最新的改造项目。这使他在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建筑当下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内部的贫困”，他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探求，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建造上的贫困的根源，还是来自建筑师自身“内部的贫困”。
王澍最近在《剖面的视野》一文的开头这样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近现代新建筑一直陷于一种‘内部的贫困’，它们是没有内部的。如果按传统建筑的观念，内外空间的身心关联至关重要，那么，没有内部，外部也不会有，建筑就只剩下空洞的外表。”
其实这是中国问题的全体，不只是建筑，所有的领域都包括在内。如果说“内外空间的身心关联至关重要”，那么没有心，怎么能做好内部空间呢？“心造”就是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就是关联性。中国建筑师的作品被指缺少哲思，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基本的问题，建筑批评和评论也有这个问题。
那么建造这个穹顶和解决“贫困”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其实结构是关于内部和外部的一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的质量和智慧体现出睿智的程度，所以说，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品相都在剑的本身。
王澍来到威尼斯，也可以说是一次摆脱“内部的贫困”的旅行， 他在题为“一个穹窿的塌朽”（The Decay of a Dom）的阐述中这样描述他的思考和实践过程：“我设想使用一种很轻的结构，和中国传统建筑相似，它不需要基础，因此建造时不破坏土地。它只有最少种类的构建，最简便的建造原则，可以快速建造，快速拆除，因此容易移动。它的建造，需要很多双手的参与，需要一群人的聚集，即使不懂建筑的人，也可以参与。在威尼斯建造之前，我设想在我的城市里选几处地点，邀请普通市民一起建造，事件的图像也可以作为展览的一部分。”
初步的工作产生了一个设想：
结构： 一种无连接节点的结构，即可承受重力。它只遵循一种原则，只使用一种等断面等长度的杆件，它的结果是一个穹窿。
材料：结构部分使用工厂生产的竹杆，6×6公分方断面，2米长，强度很高。搭建一个直径7米的穹窿，需要约120根竹杆。如考虑部分遮阳表皮，可使用内含细竹篾的半透明竹纸。如考虑部分遮雨，可在纸上刷类似传统雨伞的桐油。
可能性：如果结构平面直径7米，分5层搭建，最高可达3.5 米。如果分7层搭建，可达5米，但底部容易坍塌变形，高度将降为4米，适应为一种稳定状态。
哲学：作为有“道”的哲学背景的建筑师，我对这种坍塌与适应的关系有兴趣，它与建筑随时间塌朽的状态相似，接近一种自然状态。我设想对稳定后的坍塌穹窿进行测绘，确定杆件的准确位置，在展览中将其一次建造出来。
建造速度：如果20个人一起建造，结构应在一天内建成。
王澍把这件作品带到威尼斯去展出，同时也把一组描绘建造原理的连环画，和连续拍摄的照片一并展出，加上录像，我们就容易理解穹顶成立的全过程了。可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件作品，我听到这样的疑问，王澍这件作品是什么意思？它和建筑有什么关系？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威尼斯出版的官方画册上，我发现这件作品的署名有三位，第一位是王澍，第二名是维托·伯庭（With Vito Bertin），第三位是业余建筑的合伙人，也是他的妻子陆文宇。怎么出来了一位老外呢？ 原来，这是几年前，王澍从他的建筑师朋友维托·伯庭那里了解到这种可以在空中悬浮的结构类型。其实他们早在25年前就相识，那时王澍还是一名建筑系的学生，维托是来访的年轻外教。在1985—1987年的两年间，王澍曾和维托一起在中国有两次长途旅行，彼此都有很深的影响，之后他们联系的很少。25年之后，王澍和维托再次合作，是对建筑的兴趣与热情让他们又走到一起。
其实这些都和一个东西有关，现在证明，即使是在学生时期的王澍也是一位喜欢思考和有着追根到底性格的青年，不然，他怎么会在25年后，还记得那时维托用笔去分割一个乒乓球的表面这样细微的情节。等到25年之后，王澍发现维托还一直持续着这种兴趣，并且发展成为一系列悬浮结构的研究。而王澍的插手，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王澍的兴趣不是只停留在理论状态的研究，他的想法是，这种悬浮结构是否可能真实的建造出来？
王澍说：“穹窿是这种悬浮结构的一种。按维托的原意，它是在柱子或墙体之上的，是一种无受力连接节点的屋盖结构，非常扁平。我的兴趣在于，这种结构本身是否能成为独立的结构，直接落地，包裹足够高的空间。一座建筑，只用一种长度的结构杆件就可以完成，杆件细到极限，并且可以快速建造。我发现，这种结构抵抗重力不需要节点，但维持结构稳定需要节点，于是我想出用窗子的风钩去连接，可以适应杆件连续的角度变化。我喜欢用来自日常生活的现成品解决问题。”王澍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如果你去看过位于杭州的象山校园，你会发现那些高高的门栅和窗户通风的固定件，都是放大了的风钩，那些风钩的尺寸比母本要大很多，看上去相当夸张，可是它们很实用，而且具有美感。美和力， 就是在风钩上找到了节点。我对此印象深刻，所以，即使没有听到王澍的解说，我也发现这巨大的木架穹顶上有风钩在辅助。
王澍认为：“维托的结构原型是不能用力去碰的，一根杆件脱离体系，整体就会倒塌。加了窗子风钩的结构，在建造时，为了提高空间高度，人们可以整体向上托举，结构的底部会出现自然变形，但不会倒塌。”
此后， 王澍和陆文宇指导助手和学生进行1：1的试验建造，地点就是他执教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建筑学院的户外场地，周边的氛围极好，因为都是王澍曾经设计的校园建筑。原本这些被很多人认为很难使用的建筑，却成为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场所。而实际建造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第一次试验是搭建7层的结构，在第6层接近完成时，第2层的一根杆件断裂，结构整体塌陷。杆件的断面，是王澍凭经验估计的最细尺寸。经检查，杆件断在有结疤处，且安装时，木纹方向不对。这次试验费时2日。王澍说：“第二次试验继续，他们没有改变杆件的断面尺寸，而是对前3层水平受力最大的杆件，仔细选择结疤位置和木纹方向，这次试验费时3日，终获成功。维托坚持不要明露的连接件，但我们反复试验，没有最简单合适的解决办法。我觉得窗子风钩在建造过程中有效，而且有趣。”重要的是“有效”还要“有趣”，这或许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来就认为世界不是那么完美的意识，不然怎么古代就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呢？
直到威尼斯参展前，王澍和维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这就是他们相遇（Reunion）的结果，即使不是维托也会是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