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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为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的画写评论。大事件需要克制，甚至晾干，这只适合词语不够用时。仅一个人的命运这条线，在个体与历史错综复杂的无望纠缠就足以把我们缠住。处理它们需采用史诗的篇幅。但，很可能，这个时代广阔的全景画将是罕见的，因为“二战”的战争规模不同，比如说，和拿破仑战争相比;并且现在对作者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方面要求更多。然而如果用纯粹主观的偏见介绍个人经历，我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会遗漏最有趣的部分。这里我必须再次重申，这不是一部日记;我不会逐天或逐月讲述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做我不得不重建心灵的某种模糊状态，这对我还不清晰。因此，我会把自己限制在几个场景里，似乎在用剪刀和数英里的电影胶片工作。我剪裁的这些镜头对更广大的读者——而不只是对表现主义的痴迷者——应是明白易懂的。
闪电战开始时，我感到需要执行某种命令，从而缓解我自己的责任感。不幸的是，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发号施令。很快，我穿上由搭配糟糕的布片缝制的类似军服的东西，然而不能再陶醉于光荣行动，而是参加撤退。灾难的打击步步跟随。对我来说，1939年9月是一次突破，对任何一个从未经历过集体生活的整体结构突然崩溃的人来说，这肯定难以想象。在法国，闪电战并未产生同样的影响。
我可以把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歸纳成几件事。躺在被飞机轰炸的公路附近的田野里，我的眼睛盯着前面的一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听着炸弹的呼啸声，我突然理解了物质的价值：那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形成一个完整的王国，一个形式、阴影、纹理、光线的无限体。它们就是宇宙。我总是拒绝承认宏观和微观宇宙的划分;我宁愿注视一块树皮或一只鸟的翅膀，而不是日落或日出。但此刻由于格外紧张，我看到了物质的深处。
当我意识到政府各部门、机关和军队都荡然无存时，我感到的其他东西是愤怒与解脱的混合体。我在路边的干草棚里睡了一大觉。鬼话终于结束了。那长期畏惧之事的应验把我们从自我安慰的谎言、幻觉、花招中解放出来;不透明的已变透明。只有乡村的井、小屋的屋顶或犁是真实的，而不是此刻怀着极度的讽刺想起的政治家们的演讲。大地完全赤裸，似乎它非常赞成没有政府的人民，从他们习惯的安全感中撕裂开来。
无论和陪伴我的人谈什么话，我发现自己在逃向东方，并看到了不同于他们的未来。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波兰没有人相信希特勒的最后胜利。波兰人的特征是坚信上帝在历史事件中会亲自出面支持正义，因此邪恶注定失败。被这样一种信念武装起来，波兰人多次让自己投身于绝望的抗争中，随后惊讶于上帝未帮他们，他们毕竟失败了——不过这并不动摇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念。但我半清醒的头脑有不同的想法。我深受摩尼教影响，相信这种思想：那根神圣的手指会插入世界进程的残酷需要中。
然而，使我和同行同伴分手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既未认识到悲剧的范围，也未认识到它持久的影响。他们寄希望于法国，基于我在巴黎的经历，由此获得的安慰如同寄希望于童话。由于红军友好地会见德军，以及对波兰的瓜分，他们被置于尴尬的境地。无论何时我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们都会用对环境的揶揄态度彼此相认，这正像清醒人感伤地对待语无伦次的醉汉的方式。但我们的清醒是相对的，它并未超出对大灾难程度的感受。共产主义者得到对天命信念的变体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基本而隐蔽的理性中，它不可能站在纳粹那边。但报复如何以及何时到来，没有人敢预言。无疑，答案要在俄罗斯寻找。然而，和那个国家的交往如此痛苦，以至于几位共产党员甚至从苏联逃到德国地区。
如果在1940年初我发现自己再次待在故乡的话，我必须把它归因于环境和隐秘的本能。在所有关系的普遍断裂中，它表现得像个医生，建议我和家庭及本土恢复联系。维尔诺，像波兰的所有东部领土一样失败后被红军占领，为表示友谊，几星期后被割让给立陶宛。友谊并不全是无私的：立陶宛，像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样，不得不接受苏联的军事基地。然而，这三个小国把他们的独立归功于两个大国之间谨慎的游戏，三国的政府都拼命躲闪，以免激怒德国或俄罗斯。战前时代还活在这里——正常提供货物的商店、餐馆、咖啡屋、准时的火车。在维尔诺，各种语言，包括波兰语的报纸在出版，不过满是和审查办公室的斗争。我很难认出这个梦一般的城市——不仅因为不同的旗帜飘扬在城墙上，街道和招牌的名字都变了。即使担心强大的邻国做鬼脸，立陶宛还是友好地接待了拥挤的波兰难民，从而使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巴别塔。货币与护照交易一派繁荣，传染性的流言，恐慌的波浪溢出邮局，在那里，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被打败的军队的军官、没有得到任命的外交官和所有那些在国外有亲戚朋友的人都在向法国、英国和美国发电报。乘飞机启程取道斯德哥尔摩变得越来越难。新的难民不断涌入，如果在边境被捕获，就会被送到苏联。一旦他们到达那个渴望的安全岛，他们很快就意识到那个岛是一块正在下沉的浮冰，而且逃走的路已被切断。
欧罗巴旅馆在我们城镇的位置很有特色。它矗立在两条色彩最鲜艳的街道交叉点上：多米尼加街主要因拥有天主教堂和修道院为荣;而德国街，从中世纪以来，就是通向犹太区的要道。费利克斯和他妻子就住在这里。我正在经历的灾难把我拉到环绕着这个男人的庭院;因此如果我在这里为他的肖像画个素描将是合适的。
费利克斯像个日本人，长着黑头发，脸色灰黄，饰以精致的金银丝细工;他总是无可挑剔，优雅，科隆香水散发芳香。他来自如此富裕的犹太家庭，以至于他似乎没有工作。不过，他在比利时完成了技术学业。就在战争爆发前，他卖掉了位于华沙的公寓，带着一个装满美元和黄金的大行李箱进入流亡状态。他还带着他年轻迷人的妻子，连同她的毛皮大衣和珠宝。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仇恨与温柔的不断和解、交替之中。他妻子，得益于她身体的优势，会打他，如果他进行抵抗，她就威胁自杀并奔向窗口。然后费利克斯就逃跑，把自己关进浴室——不去看。几分钟后，朋友（他们通常扮演仲裁人）就会敲浴室的门，从中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怎么样？她跳了吗？” 费利克斯是个酒鬼，但他不喜欢独饮。相反，他时常需要一个唱诗班给他讲童话、轶事和笑话，这使他的生活变得有趣。他欣赏知识分子的精致，因此他很吸引艺术家和诗人。这些人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完美的乳头——也就是说，一个男人优雅地允许自己被挤奶。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从华沙漂泊到这里，他很快聚集了一大群食客，他的宴会吸引了几十人。
饮酒通常从中午十一点开始。然而，随着白昼的推移，并不呈现极端的形式。诗人J和S掌握节奏，他们是非常老练的酒鬼，如今已湮没无闻。他们从大号的平底玻璃杯中呷着伏特加，不停地把杯子倒满，没完没了的废话从整个白天一直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宿醉让他们不得不接受治疗，于是整个酒场又重新开始。因此，时间无意义无希望，获得与赤裸现实不同的体验;它被酒精改变了。
我们的聚会是一场不间断的“灾难期间的宴会”，那些聚会的人很清楚死神在门那边阔步，不得不以智取胜。这个聚会适合我，因为它不是活在幻觉中，练习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与大笑，在包围我们的两个帝国制造血腥的喜剧时，这仍是可接受的。例如，S就希特勒发表高论：这位元首只是在为他的民族利益干蠢事;在死命地尖叫之后，他厌恶地迅速脱掉军服，穿上英国法兰绒，抽英国香烟，喝威士忌，表示对德国的最高轻蔑。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也给了S讲许多故事的机会，例如，一个关于苏联士兵的奇遇，他从芬兰人的小屋里取下一个挂钟，把它随身带在背包里，在重压下，钟的两面都弯了。费利克斯贪婪地听着这些趣闻和五行打油诗，这些都是我们在伏特加的作用下凑成的。他能以此掩饰自己的恐惧，但很可能他一直恐惧生活。
我无法放松。当一个人处于特别焦虑不安的状态时，酒精几乎没什么用，摇摆和呕吐都不能扰乱大脑的清晰运行。万物伤害我，好像它们发出激穿皮肤的尖锐光线，我匆匆走过街道，眼睛什么也不看，只想尽快坐在费利克斯的桌边;在那里，过去和未来至少部分被忘掉。我不能阅读，不能写作，也不能参与被事件嘲弄的讨论。我只能尽力恢复某种安静，植物的或动物的，但在这方面也不成功。
我的新同伴借助通奸到主观时间里避难，男人和女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遗忘方式。但并非所有人都满足于那种活动的普通形式;他们寻找更多新花样。例如，J对我说在教堂里干这事更快活。我猜测他的动机：性感觉必须由罪恶来调味;如果所有禁忌消失，就不会有什么突破，它就失去了吸引力。J腻烦自然;他渴望禁令，某种赋予性神秘和价值的事物。看着他的搭档，一位常常脸红的苗条姑娘，我想象在空空的教堂中殿的某个地方，她如何屈服于他的求爱，适度降低她的眼睫毛。我有几个理由，遵守绝对的纯洁。我这样做是对一个滞留在华沙的亲密的人的忠诚，并对万物之间的联系持某种魔幻观点：性行为等于对世界说是。这种不稳定的安全之前的危险，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我感到命运并不因假装接受现在而受到引诱。而且，在个体困难的时刻，我通常担心性自由是某种招来报复的东西，因为它导致被禁止的能量的释放。因此我谨慎地照料难以忍受的焦虑不安，只用伏特加缓和它。
我们的一个同伴，诗人S突然死亡，这事发生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赞成的幻景。这事也符合S骇人的精神。S三十岁。他死于性交充血——某个富婆，相当无情的荡妇，把他弄上床。当我们去圣·雅各布教堂的停尸房看他时，尸体解剖正在进行，以确定死因。我们被他容貌的美与和谐感动了，他因甲状腺病引发的毛病已完全消失。后来，我们都陪伴他穿过城镇，走进浩大的葬礼队伍。他的名字被波兰出版物的所有读者熟知，他的葬礼异常壮观。
城市公墓通常是散布着石头的幽暗土地，但在维尔诺并非如此。我们在罗萨公墓为他选了一块地——距离一位十九世纪诗人西罗克姆拉（1823—1862，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不远——伸展在长满古树的陡峭山坡上。在万灵节，这里坟墓上会点燃数以千计的蜡烛和油灯;它们在风中燃烧闪烁，照亮山坡上面的树枝与下面的沟壑。这里，在一大块玄武岩石下，躺着毕苏斯基的心脏，他是战争期间波兰的创始人。我们已经为S做了我们能做的，一直想着可能他遇到的并非是最坏的命运。然后我们开始吃葬礼餐，为他的灵魂拉过来一把椅子，在它前面，我们有倒上满满一杯酒的冲动。
把我们称作堕落的人很容易。然而，我们是极不同的人，只是偶然让我们相遇。事实上，我们的行为里有某种智慧。源于这样的认识：在某些困境里，行为消极胜过用无效的折腾挫败自己。费利克斯，通过出售他的动产，把他的黄金花费在娱乐消遣上，为他优越于那些紧紧抓住已经无用的财富的人提供了证据。他醉醺醺的聚会是轻松愉快的，符合明天需要的冷淡和对所有负担的摆脱。它们是对历史阶段的告别，该阶段已永远消失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1940年夏天到了，我目睹了立陶宛的终结。波兰已被打败，处于火焰和骚动中;这里却一枪未发。德军当时刚进入巴黎。在大教堂广场的咖啡屋里，我懒散地注视着桌子上的一缕阳光和穿着印花连衣裙的妇女走过窗户;她们中许多人来这里只带着逃亡的打结包袱。她们已在存货丰富的商店买到东西，在那里你不必用定量供应卡或排队。人行道上突然响起沉重的金属刮擦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声音似乎惊动了每个人，人们从桌边站起来，却愣在原地，因为他们看到形体巨大、令尘土飞扬的坦克，苏联军官从它们的小炮塔里友好地挥手。在一个人心中将本来误以为是一次简单的军事演习与占领的确凿事实联系起来，这要求一种非人的努力。可想而知，美丽的天气、报亭、花架和对着菩提树干“下小雨”的小狗，所有这些使人们似乎难以置信：陌生的政治家的决定可以打扰事物的正常运行。
对外行的观察者来说，那天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只是黄昏时分，喇叭筒开始发出刺耳的响声，亚洲士兵的巡逻队来回踱步，他们飞薄的刺刀，像引出一条线的锥子，高出他们头部三尺。由于临近的波兰郡县已被占领，居民开始明白了——除了几百个天真的狂热共产主义者以外。恐惧时时攀升，好像几乎变成了可触摸的有形存在。
我走到河边，在长椅上坐下，看着皮划艇上那些晒得黝黑的男孩，被汽艇的小型引擎旋轉的杆，彩色的小船，你站在后面划船，用一支长桨。我为我的城市难过，因为我熟悉它的每一块石头;我熟悉这个国家的道路、森林、湖泊和村庄，他的人民和风景像谷物一样被扔进磨粉机里。 在接下来那些日子里，我注意到在大街上冷漠地走过我身边的许多人，如今带着最真诚的友好微笑向我鞠躬。因为我有准共产主义者的声誉，他们指望我强大，现在是赢得我好感的时候了。无疑，一个人本应写几首热情的诗庆祝即将通过“投票”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这些鞠躬给了我许多恶意的快乐，尽管他们提供的权力感并非那些深谋远虑的个体所能想象的。我隐藏了向他们开个大玩笑的冲动。
在政治上我最亲近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小团体，他们通过原来中立的立陶宛和斯德哥尔摩保持联系——瑞典的社会主义者在传递阴谋材料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并和美国保持联系，他们意识形态的同道。奥斯卡·兰格（1904—1965，生于波兰，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兰格后来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美大使，这是在暴风雨般的时代里由各种社会名人完成的常见的政治对面舞的奇事之一。正是在这个团体里我结识了索菲娅。
索菲娅可能五十或六十岁，她黑头发（染的），聪明、热情，像烟囱一样抽烟，为了节省，把纸烟折成两段，把它们塞进一个玻璃烟嘴里。作为一个输送金钱和文件的联络人，她已在维尔诺与华沙之间有过两次非法旅行。我们干脆痛快地达成协议，下次一起出发，不能等太久，因为旅程很难，而且边境是“加固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奔东普鲁士;然而，不了解地形，也不能扮成当地居民，我们很容易成为纳粹的猎物。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前往楔入立陶宛和东普鲁士之间波兰的一个县，这是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领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设法成功地穿过俄德边境（敲敲木头，把霉运敲掉），然后在该县的另一侧，我们将进入波兰与东普鲁士的旧边境（仍有巡逻）。从那里我们会穿过东普鲁士到达西南边界，在那里我们将强行通过第三道边境线进入波兰诸县，如今那里也属于纳粹德国。越过我们的第四和最后一道边境线，我们将进入德国的保护国，华沙和克拉科夫;也就是说，進入总督府。纳粹在被占领区建造这些相当疯狂的障碍的理由很清楚：这是一个压制受惊的人类兽性的问题，在面临危险时切断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的可能性。
当一个人看着天平的两端，权衡利弊，如果我声称自己做了选择，那将是一个谎言。如果开始这样想，我可能根本做不了决定，因为我的想象力会使我想起认识的人，他们试图穿越边境时被捕，被吸入北方监狱或集中营的巨大漏斗。我得益于自负或自尊：无论这些人是谁，我心里想——为什么他们随意对待我，并认为每个人都会屈服于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有权力？由于个人的原因，我有去华沙的打算很久了，因此为何我现在顺从需要，判处自己终身监禁在体制里，谁知道该体制永不会衰亡？而且，环绕我的钝性和新生的奴性要求某种行动以打破符咒;在费利克斯的庭院经历长期无所作为的生活之后，我不能再没有目标和成就地懒散了。如果他们随手扔给我一张纸并命令：要么写一首政治颂诗，要么在难民营度过五年，将会发生什么？但当我计划逃走时，我拒绝接受注定失败的想法。
准备工作很花费时间，而且要求完全保密。我们不能向任何人暴露自己，不得不假装因新秩序而万分高兴。我参加了“选举”;也就是说，把卡片丢进投票箱时，我的脸显出严肃的表情，我在上面用铅笔写了某些话，作为选举人的特权，我将保守秘密。结果——百分之九十九赞成那一个候选人——已提前确定，就像全体一致要求立陶宛并入苏联一样。
我不能和朋友们告别，因为流言在半小时内就会传遍每个咖啡屋。因此我不曾和费利克斯告别。我只好根据后来听说的叙述再现他后来的奇遇。费利克斯受到了惊吓。一个夜晚，他的一位好友，律师X最早劝他，然后帮他把他的金银财宝埋在花园里。然而，第二天早晨，焦虑侵袭了费利克斯，他担心那个地方没选好。那天夜里，他们两个又带着铁锹外出，但什么也没找到。可能只是完全巧合，从那时起，那个律师在金钱的海洋里游泳，而费利克斯的酒友不得不募捐为他和他妻子购买去满洲的火车票。费利克斯的离开称得上一个奇迹，因为当局那时只承认日本签证持有者的过境权，而当时已不可能获得那样一个签证了。
似乎某个有先见之明的拉比帮他们摆脱了困境：此时所有领事馆还在工作，他以高深莫测的智慧收集了所有可能的签证（甚至不需要的签证）。行家已用他的护照复制出日本签证，高价出售，但它有个缺点：城里没人认识日语字母，因此不可能猜到每个签证包含它第一个主人的名字。当第五百个西尔伯斯坦通过满洲边境时，日本人开始焦虑。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或只是一个趣闻，无论如何，费利克斯到了上海，并从那里去了澳大利亚。他应募加入美国军队，在夏威夷一次汽车事故中丧生。
索菲娅激怒了我，我们就要出发的前两天，她声称雇向导花费太大，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她建议我们带第三个同伴，作为权益交换，他会资助我们的旅行。他是个药剂师，被战争驱赶到维尔诺，渴望回家。我会同意吗？她语调里有某种奇怪的东西。要么那个候选人给她提供了一笔格外巨大的金额，她在暗地里筹备一桩交易，要么她预见他会使我们陷入麻烦。不知怎的，她嗓音里的甜蜜很不像她的。我设法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两个的通行证就没用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搞到第三个。我获得这些德国的通行证极其艰难，它们可以保证从德国的小镇苏瓦乌基过境，经东普鲁士到总督府。通行证由本地印刷机生产，它们是彻头彻尾的赝品，包括带卐字饰的庄严印章——这些印章证明我们大学的美术系在训练熟练的艺术家。事实上通行证什么也不能保证，但仍需要。索菲娅的建议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徒步穿越四个而不是一个边境线。自然，她争辩由于我的通行证不可靠，我们会更冒险。当她在一小片纸上写下需要花费的金额，最终我屈服于那个数字。
第一次看到第三个人是在火车站出发的清晨。我立刻看出了引起索菲娅奇怪表情的东西。索菲娅蒙一个头巾，带一个旧背包，看起来像一个乡村中小学教师;我也不显眼，带着我的手织袋，一个土著人的脸。但那个药剂师——一张肿胀的浅灰色的脸，褪色的蓝色小眼睛胆怯地转动，朝我们的方向怀疑地扫视。河马的呆滞，一幅十足的资产阶级漫画。他拉着一个用一条皮带捆住的巨大行李箱。 我童年的风景在火车窗那边流逝，很快，但比我故意想起的更强烈。在我的记忆里，火车站的名字永远联系着对我少年岁月真实而不幸的爱，那段岁月在我眼前跳出又逝去。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对面那个人，或更精确地说，我意识到了自己受伤的自尊。在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我就断定他是一头猪，一个可怜的傻瓜。那么，像他这样一个人，成了和我一起行动——一项几乎相当于独立宣言的行动——的同志？这不是一种羞辱我的惩罚吗？我，一个知识分子可能继续待在不幸里，但至少在思考存在，我不得不和他逃离，一个无知的人，历史注定他只关心臭烘烘的金钱和家庭寝具。我心里想，在那边由两支军队保卫的西线，历史的判决或许会捕获他。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它已成熟这么久了，当欧洲只有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一个人必须声明自己赞成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我却希望用模糊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哄骗自己，因为我不能把它建立在任何东西上。如果我们被抓住，这家伙会成为我的狱友，我的邻居。
出發时间已经确定，以便我们能在集市日下午到达，这样容易消失在人群中。该镇的名字与其说有立陶宛特色不如说有天主教特色：卡尔瓦里亚。我们在那里有个“接头人”——一个当地农民。在他粮仓的面粉袋中间，我们倾听了他对局势的评论。村庄X的边界是不可能过去的，村庄Y也是;可以试试附近的村庄Z。院子里的马车（解下马具的马，正把头探进马车附近的饲料袋里大声咀嚼）刚从那里来，我们可以乘它返回，不过得在城镇的半里地外上车，因为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巡逻队驻扎在所有大街出口，并检查证件。我们做好了准备，在几小时内，根据一个指定的暗号，我们开始悄悄走过果园、树篱、胡萝卜地，以及卷心菜菜地。我提着药剂师的箱子，因为出发没过几分钟，他就已经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我被汗水湿透了，诅咒这白痴般的窘境，它把我所有走私者的机灵都变得徒劳;如果这样一个队列，带着那个箱子，甚至被告密者从远处发现，那就完了。当我们跋涉在通往边境的沙子路上时，那个白痴拖延了很久。我们的马车在附近往前走，但它暂时假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当我躺在马车底部的干草上，凝视着头顶上的蓝天，天上的云朵被落日染成玫瑰色，懒洋洋地飘浮，我感到多月以来久违的内心平静。没有矛盾，没有犹豫，甚至没有恐惧——恐惧就在我的神经里，它不能刺得更深。我的理智是不连贯的，它不打扰我内心的和谐。我听着我的有机体的声音：我的身体深信天命，预先服从它的命令;无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注定会发生，因此何必忧虑？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别人的这种声音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对万物的接受，在多大程度上它是靠不住的。它帮我控制我心脏的狂跳，以致当我们走过位于林中空地的NKVD兵营时，我冷静地咀嚼着一片草叶。贝利亚（1899—1953，1938至1953年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长）的士兵，看起来像穿着长军衣的粗凿石头，排着队唱歌。
此处地形从平原变成丘陵起伏的郊野。道路蜿蜒着通过深谷，通过松树和赤杨的小树林，越过山丘和溪谷，穿过果园，然后我们来到那个村庄。我们在一座小屋前停下，迅速钻进黑暗的入口，然后低声嘀咕爬上阁楼，拉上我们身后的梯子。
我们在干草棚度过的那四十八个小时，可以为三人出演的戏剧提供素材。我们被禁止大声说话、敲击、使草发出沙沙响声。因为没有窗户，屋顶是我们唯一的观察点;偶尔，用一只眼凝视，我们看见巡逻村庄街道的NKVD士兵携带的刺刀的尖。索菲娅向药剂师发泄怒火，或许，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女人的残酷，如果她鄙视一个男人的话。就此而言，药剂师的每个姿势，每句话，甚至他整个人，都是令人恼火的。他吓得胡说八道，他的恐惧传染给我们;他合上又打开他的皮革腰带，腰带里塞满了钱，偶尔，他转过身，以免我们查他的财产。他对待我们这两个托付生命的人像地下暴徒;他不知道如何走路，甚至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吃面包和香肠;他也不知道如何满足他的其他需要。索菲娅小心地蹲在角落里，我藏在一根椽子后面。药剂师抑制着他自己，饱受煎熬，直到突然，就在我们前面，他解开他的裤子，倾泻而出，完全无视一切。索菲娅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然后转过脸喊道：“斯洛布（邋遢的懒人）！”这个绰号就保留下来了。
她通过沉默把他排斥在我们的交往之外。我试图小心地抚慰她，或让她认识到“斯洛布”也是人，这不是出于对邻人的爱，而是源自对尘世——作为一个格外令人害怕的地方——的愤慨感：如果连女人的善都成了一种幻象，他们真正看重我们的只剩下野人的德行;即力量、效率、活力。我的平静、我的进取精神，尽管为我赢得了索菲娅的友谊，但并不是我希望用来获得别人的温情的优点。
在关闭的门后所生的这种闷气不时地被来自下面的声音打断。对于深受刺激的神经来说，没有什么舒服的东西。当我们的农民“接头人”按约定的方式清了清嗓子，我们放下梯子，他爬上来开一个紧急会议。他的讲话胜似地图——比我们掌握的一切都详细得多。这个村庄位于沼泽地的高岸上;也就是说，在一个半干的、冰河期后的湖泊的盆地上。低地的尽头就是德国边界了。“在春秋季，水面变得很——很——很高——天啊，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淹死在这里！但你们现在可以通过。”卫兵监视着湖岸，他对俄罗斯人的才能评价极高：“他们是真正的森林人。”他告诉我们，他们五人一组外出，坐在草地上，休息一会，继续往前走;天真的人会认为后面没人了，但他们刚与隐藏在那里的同志换班，从他们组留下两个再带走两个。我们应等到周日夜晚，那时村子里会跳舞，姑娘们答应帮助我们。她们会和士兵不断聊天或做某些事，转移沼泽入口的守卫的注意力——他才是最危险的。
甚至在战前，这个村子已从走私中获益良多;然而，那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卫兵都不以机敏著称，即使有人落入他们手里，仅意味着至多不过是失去货物或拘留几个月。那天夜里，有两个年少的男孩，已是老练的内行，带领着我们。他们几乎不开屋门，以免使它发出嘎吱声，当他们突然跑起来，我们追随着，伴随着“斯洛布”发出的呼哧呼哧的痛苦喘息声。在一阵冲刺里，我们到达通向深谷底部的路。我们的向导通常在这里停下来倾听，因为在每个转弯处，我都吃惊地看到有奇怪的雕像站在我们前面：这些是不规则的冰成岩构造，在月光下高大而明亮，并投下黑色斑点的阴影。从远处看它们像人;靠近还是可怕，因为它们每一个后面都可以藏人。终于，当水开始泼溅在我们的鞋上，我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气，尽情享受柳条、沼泽迷迭香和湿苔藓的气息，我故土的气息。 在这种沼泽地里，我感到无拘无束，我总是被它们有些忧郁的美触动。水的平滑床单在草木丛中闪着油腻的光，水上漂浮着一片静止的枯叶。我们跳入水里，水淹到我们的膝盖，然后淹到大腿。“斯洛布”仍旧拽紧我们的心情，因为他涉水而进，被灌木挂住了，落在后面，我们只好返回，把他从荆棘中拉出来。当水淹到我们腰部时，他萎下来，水淹到颈部、沉入水中，用嘶哑的咯咯声喊救命。在月光下我瞥见他精疲力竭的满是泥巴的脸。索菲娅保持着幽默感。我们从危险的泥潭中一起努力救援她，当时她已陷到肩膀，害怕移动，以免泥浆把她吸进去。在紧贴身体的连衣裙里，她几乎是裸体的，她笑着说：“我的内裤丢了！”
报警的信号一度阻止了我们：只有气泡的嘶嘶声从我们步行穿过的泥炭中发出来……但另一方面是沉重的溅起水花的脚步声。它们听起来不太远，不过，过了一会，我们的向导说：“野兽！”一只麋或鹿从东普鲁士走过来。
我们不得不跋涉的这几英里，耗费了许多小时。当我们站在干土上时，星星正变苍白，黎明已在空气中随风飘动。我们，以及白桦林树干间模糊的影子，站在希特勒的国家。环绕我们的是树叶散漫的沙沙声，仲夏夜之梦的仙境，尽管还有许多障碍，我心里却是源于胜利的狂喜与力量。被带到第一个村子里一间亲切的小屋后，我们立刻冲向干草棚，当即熟睡过去。
那个农民的马车沿着公路在细雨中嘎嘎作响地迅速前行。沿着从北到南的路线，我们穿越这个国家，穿越风吹的高原、湖泊和我在战前就熟悉的云杉林。就在苏瓦乌基小镇前，我们的车夫拐进一条穿过田野和菜园附近的道路，直到我们到达一个边道，他停在一个单层的木屋前。那个小房子的住户，是一个马车夫和他正给一个婴儿喂奶的妻子。他们的恐惧与他们对邻人的责任感在斗争，正是他们明显的内心斗争——不过他们尽力把它隐藏起来，向我们显示兄弟般的和善——以特殊的悲怆表情笼罩了他们的面容。
我在小镇附近外出散步，使他们和我自己暴露在危险中。我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大街上回响，我遇到几个老妇。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或监禁了，战前这里的庞大驻军已不在了。起初我把人口减少归因于此，然而党卫军阴森的黑色旗帜和我对药房的探视解释了真正的原因。在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孩，我认出他是药房主人的儿子。当他看见我，他的脸变得苍白，开始用手示意不要走近，像是见了鬼。然而我确实走近了，那男孩颤抖着，朝我吼了几句。我返回，满不在乎地摇摆着身子，控制着我的步速，尽力表演得像是自由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地区的大多男性已被驱逐参加强迫劳动或进了集中营。雨水尚未冲去城镇广场上大屠杀留下的血斑。后来我得知我十五岁的堂弟，波兰那边的一个居民，差不多这时被关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两年后，他死了。
我们不得不冒险乘火车去东普鲁士边境的车站。考虑到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在南部;因此没有别的路。黎明时马车夫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由于寒冷和恐惧而发抖。空空的站台也没有让我们缓和下来。我们的下一个“接头”地点——边境村子里的饭馆——后来证明是个好地方。我们受到热情地款待，并得知证件在火车上由普鲁士方面检查，但我们可以通过付款避免检查;一个信使已被派出安排此事。夜里，我们在牧场的铁丝网栅栏下，缓慢行进，在黑暗中撞上牛群。一个被迫为德国农民劳动的波兰农场工人驾着一辆配备了两匹壮马的马车，在一个议定的地方等我们。他选择小道避开公路;经过大约二十英里，我們冒险到达第三站或第四站，及时赶上早晨的火车。
乘火车通过东普鲁士时，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之间不说话。当时我有时间考虑那些粉刷的小房子，干净有序。恐怖和毁灭用于出口，而不是国内消费;相反，它们有助于富足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境以外，可怜的人只是被随意切割、塑造的材料。我整理旧事，夜间乘车时，那个青年农场工人并不怨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农场已被分配给波兰战俘或强迫劳动的被放逐者。波兰人的运气随他们遇到的不同主人而变化。这个波兰青年人怀着温驯农民的憎恨——像这里所有他的同胞一样，他不得不佩戴缝在袖子上的字母P——他已选定一个农场，战争一结束就立即占据。1940年那个夏天，希特勒的权力达到顶点，他对胜利的信仰坚定不移，不讲逻辑。东普鲁士将败给波兰：就是这样。
麻烦在奥特尔斯堡等待我们。索菲娅向我坦白，下一个穿越点有个坏名声：小心，有某种可疑的东西。由于“斯洛布”基本上是个多余的包袱，索菲娅和我顺便去了一个烟雾缭绕的小酒吧，对着啤酒冥思苦想。不管怎样，我们要设法通过某个人查明如何到达边境村庄;但是我们不能信任任何德国人。我缠住一个长着红鼻子的小伙计，一个穿着铁路职工制服的马祖尔人，开始灌他白兰地。他毫无用处，因为他立刻陷入沉醉。不过我把他看作一个高深莫测的聪明人。他麻木地盯着桌子，固执地重复说：“俄国佬会来。”一颗强大而多疑的心住在那个酒鬼身体里。不受官方宣传的影响，根据某种个人观察和直觉，他已得出自己的结论。
因为我们无处可去，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这证明我本能地依赖具有超国家机构的天主教派，或至少在我看来，它的仆人较少服务于凯撒：寻求教区教士的帮助。当然我知道，当我询问教区长的住宅时，我是在碰运气，但有时运气需要一点帮助。一开门，我的愚笨就让我不知所措。一个浆硬衣领上的双下巴，孩子们的金发脑袋，一次教义问答课，他和孩子们的眼睛因看到一个肮脏、说话结巴的波兰土匪而显出惊奇和害怕。我关上门，吹着口哨走向大街。
我们放弃了寻找，乘火车去魏伦伯格，东普鲁士南部边境的最后一站。我固执地坚持弄到的由维尔诺制造的仿制通行证，被证明并非徒劳无益。索菲娅在一个地方走散了，“斯洛布”和我在等她，突然一个宪兵出现在我们面前，要看我们的证件。我把我的通行证给他，而“斯洛布”战战兢兢，几乎被这场面吓得萎缩了，假装用力拉他背包的拉链。那个穿绿制服的大个子只是挥挥手：不用了，好了。
后来我们非常艰辛地借马，到达一个名叫克莱恩·勒西宁的偏僻村庄。森林和更多森林，然后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孤单房子。他是马祖尔人，名叫德普图瓦。他未邀请我们进去，但嘱咐我们在附近的橡树林中等到日落，他会给我们派一个少年向导。太阳就要落了，群鸟歌唱如悦耳的长笛，我已经忘了我们待在这里的目的;我忙着拍蚊子——谨慎地握在手心里的香烟也驱赶不走蚊子。几乎在我头顶响起的喊声和枪声突然打破了那种寂静，似乎所有恶魔都释放出来了。来不及思考，我的手已经举起来，一把自动手枪的枪管戳向我的胸口。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看见了德普图瓦。他从树后缓缓走出来，吸着烟斗，站在那里为他的行动洋洋得意。战后很多年，关于他小黑眼睛的记忆都纠缠着我，怀着报复的欲望。 1945年秋天，我在但泽附近某个村子住了几天，它留给我的是憎恶与悲伤。当时德国人正从该地撤退。有个名叫穆勒的妇女——她徒劳地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她曾庇护过盟军俘虏——在那里自杀了，连同她的孩子们，跳进了维斯瓦河。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在这个村子里死于斑疹伤寒。
我们被驱赶着快速向前穿过森林。一只手臂要被可恶的药剂师的手提箱坠断了，另一只在黑暗的掩护下，在我里面的口袋中移动，撕碎可能成为罪证的纸。假装咳嗽，我把它们塞进嘴里。印刷品的味道令人恶心。在克莱恩·勒西宁警察分局，他们并不搜查我们。索菲娅躺在牢房的地板上，上面铺着稻草，她宣称只要没有招来盖世太保，一切都不会失去。
司令官进来了。从那肥胖的巴伐利亚人喉咙里传出的可怕吼叫声引起惊慌，同时，某种嬉戏的表情潜伏在他眼睛周围的皱纹里。他对索菲娅倾泻的话语溪流并不保持冷漠，索菲娅突然变成了一个贵妇人，叙述一个完全虚构的感人故事。无疑，在这个角落里，格外良好的生活环境——当然是战时欧洲最安静的地方之一——已经磨钝了他的脾气。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给奥特尔斯堡的盖世太保打了电话，我们将被移交过去。但他的部下，在用一辆轻便马车把我们带到魏伦伯格以后，不需鼓动就接受了我们在酒吧停留一下的邀请。喝了半瓶白兰地以后，他开始让我看他家人的照片，并让我明白放我们走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从边境线的栅栏下爬过去。没有人阻挡我们。
我们缓慢地往前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农民的马车轮子在沙路上安静地搅拌着。我们曾看见矗立在平原上的一个本地集中营。一个俘虏的纵队刚下班返回。经过大门时，他们的歌声与他们苍白、暗淡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触到我的痛处。用来福枪和鞭子武装起来的警卫使队伍很完整。在小绅士的后裔居住的村子里，我们受到了最友好的招待，摆脱了所有恐惧。他们只是不承认外国的占领。与农民的村子相比，他们的村子有更多修建密集的建筑物，而且所有居民都有相同的名字——他们共同祖先的名字。为避免混淆，每个人在自己的姓上加个绰号。
在奥斯特罗文卡小城，我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再次吸引我外出散步一会儿，远离房子里那个胖女人，她把肉四等分供应黑市，待我们很殷勤。我把人文景观的细节储存在自己记忆里的渴求是难以更改的。贴着德语布告的厚木栅栏使我突然陷入对变形的现实的冥想;梦主要存在于对无限变化的惊奇中，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那些变化。突然，被一个人的嗓音惊醒，我看见我前面是一个穿皮革大衣的盖世太保军官。某种东西吠着舔我的脸。我的帽子掉了，我弯腰捡起它。当我直起身来，他咒骂的回声还悬在空中，而他的背影已消失在远处。我不理解。我不了解以下信息：看到德国人，所有本地人都被迫站在一边，并取下他们的帽子。当我告诉女主人我的遭遇，“啊，你很幸运！”她说，“你很幸运，他没有检查你的证件！”
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领土就在这个小城终止。尽管从童年以来我就见识了许多，在我的生命中从未穿越像这样的一条“绿色边境”。从理论上，穿越的最好时间是中午，因为那时所有警卫都在吃午饭;这人人皆知，包括警卫。穿过被太阳晒热的松树林，成群的男人和女人，被他们的麻布袋和包裹压弯了腰，以扩展的战争队形前进，蹲伏在树后，沿着苔藓爬行，然后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枪声伴奏下逃跑。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农民走私者，携带食品去华沙出售。尽管我已变成一只野兔，费力地喘不过气来，我仍然欣赏那移动森林的奇观，那里的人多安全，仿佛我坐在电影院里。然后整个一大群挤上火车，篮子里咯咯叫的母鸡、鸣叫的鹅、在座椅下尖叫的小猪、谈论价钱和警察的人、散发出便宜烟草味的车厢。我们到了总督府。
有人可能发现我对这次旅程的描写太超然，似乎整夜在泥炭沼泽水里跋涉的身体不适并未使我忧心，或者我的脸被盖世太保军官打过以后并不发烫。然而，我怀疑我的超然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它缓和了所有痛苦的经历。强烈的感情或被重负撕裂的呻吟并不扰乱根深蒂固的淡漠，忘我，它或许最该被描述成照相机的感光度，随时记录可见的一切。当我在松针上匍匐时，在冷静的想象中，我放大了一根细枝，或一只负重的蚂蚁，和从保罗·瓦莱里一行诗——“这片平静的屋顶上有白鸽荡漾”——的背景上响起的枪声。
这个世界冷静、宏伟。我爱它，因为它向我提供的每次转变总是新鲜的、不同的，我随它航行，就像曾随莱茵河航行，在每个转弯遇到不可预料的事。关于大结局，无论我读过的还是我本人写过的，现在都变得苍白了。在长期的隔离之后，我感到我明白了如何為每天和每小时生活。生活的未知形状几乎可以看见了：多余之物，包括未来，从生活中清除，可是，尽管如此，生活并不更糟。
题解：“和平分界线”，在历史上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由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商定划分双方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具体而言，双方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瓦斯河和桑河为分界线。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
程一身，原名肖学周，诗人、翻译家，现居湖南常德。主要著作有《北大十四行》《中国人的身体观念》等。
闪电战开始时，我感到需要执行某种命令，从而缓解我自己的责任感。不幸的是，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发号施令。很快，我穿上由搭配糟糕的布片缝制的类似军服的东西，然而不能再陶醉于光荣行动，而是参加撤退。灾难的打击步步跟随。对我来说，1939年9月是一次突破，对任何一个从未经历过集体生活的整体结构突然崩溃的人来说，这肯定难以想象。在法国，闪电战并未产生同样的影响。
我可以把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歸纳成几件事。躺在被飞机轰炸的公路附近的田野里，我的眼睛盯着前面的一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听着炸弹的呼啸声，我突然理解了物质的价值：那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形成一个完整的王国，一个形式、阴影、纹理、光线的无限体。它们就是宇宙。我总是拒绝承认宏观和微观宇宙的划分;我宁愿注视一块树皮或一只鸟的翅膀，而不是日落或日出。但此刻由于格外紧张，我看到了物质的深处。
当我意识到政府各部门、机关和军队都荡然无存时，我感到的其他东西是愤怒与解脱的混合体。我在路边的干草棚里睡了一大觉。鬼话终于结束了。那长期畏惧之事的应验把我们从自我安慰的谎言、幻觉、花招中解放出来;不透明的已变透明。只有乡村的井、小屋的屋顶或犁是真实的，而不是此刻怀着极度的讽刺想起的政治家们的演讲。大地完全赤裸，似乎它非常赞成没有政府的人民，从他们习惯的安全感中撕裂开来。
无论和陪伴我的人谈什么话，我发现自己在逃向东方，并看到了不同于他们的未来。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波兰没有人相信希特勒的最后胜利。波兰人的特征是坚信上帝在历史事件中会亲自出面支持正义，因此邪恶注定失败。被这样一种信念武装起来，波兰人多次让自己投身于绝望的抗争中，随后惊讶于上帝未帮他们，他们毕竟失败了——不过这并不动摇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念。但我半清醒的头脑有不同的想法。我深受摩尼教影响，相信这种思想：那根神圣的手指会插入世界进程的残酷需要中。
然而，使我和同行同伴分手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既未认识到悲剧的范围，也未认识到它持久的影响。他们寄希望于法国，基于我在巴黎的经历，由此获得的安慰如同寄希望于童话。由于红军友好地会见德军，以及对波兰的瓜分，他们被置于尴尬的境地。无论何时我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们都会用对环境的揶揄态度彼此相认，这正像清醒人感伤地对待语无伦次的醉汉的方式。但我们的清醒是相对的，它并未超出对大灾难程度的感受。共产主义者得到对天命信念的变体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基本而隐蔽的理性中，它不可能站在纳粹那边。但报复如何以及何时到来，没有人敢预言。无疑，答案要在俄罗斯寻找。然而，和那个国家的交往如此痛苦，以至于几位共产党员甚至从苏联逃到德国地区。
如果在1940年初我发现自己再次待在故乡的话，我必须把它归因于环境和隐秘的本能。在所有关系的普遍断裂中，它表现得像个医生，建议我和家庭及本土恢复联系。维尔诺，像波兰的所有东部领土一样失败后被红军占领，为表示友谊，几星期后被割让给立陶宛。友谊并不全是无私的：立陶宛，像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样，不得不接受苏联的军事基地。然而，这三个小国把他们的独立归功于两个大国之间谨慎的游戏，三国的政府都拼命躲闪，以免激怒德国或俄罗斯。战前时代还活在这里——正常提供货物的商店、餐馆、咖啡屋、准时的火车。在维尔诺，各种语言，包括波兰语的报纸在出版，不过满是和审查办公室的斗争。我很难认出这个梦一般的城市——不仅因为不同的旗帜飘扬在城墙上，街道和招牌的名字都变了。即使担心强大的邻国做鬼脸，立陶宛还是友好地接待了拥挤的波兰难民，从而使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巴别塔。货币与护照交易一派繁荣，传染性的流言，恐慌的波浪溢出邮局，在那里，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被打败的军队的军官、没有得到任命的外交官和所有那些在国外有亲戚朋友的人都在向法国、英国和美国发电报。乘飞机启程取道斯德哥尔摩变得越来越难。新的难民不断涌入，如果在边境被捕获，就会被送到苏联。一旦他们到达那个渴望的安全岛，他们很快就意识到那个岛是一块正在下沉的浮冰，而且逃走的路已被切断。
欧罗巴旅馆在我们城镇的位置很有特色。它矗立在两条色彩最鲜艳的街道交叉点上：多米尼加街主要因拥有天主教堂和修道院为荣;而德国街，从中世纪以来，就是通向犹太区的要道。费利克斯和他妻子就住在这里。我正在经历的灾难把我拉到环绕着这个男人的庭院;因此如果我在这里为他的肖像画个素描将是合适的。
费利克斯像个日本人，长着黑头发，脸色灰黄，饰以精致的金银丝细工;他总是无可挑剔，优雅，科隆香水散发芳香。他来自如此富裕的犹太家庭，以至于他似乎没有工作。不过，他在比利时完成了技术学业。就在战争爆发前，他卖掉了位于华沙的公寓，带着一个装满美元和黄金的大行李箱进入流亡状态。他还带着他年轻迷人的妻子，连同她的毛皮大衣和珠宝。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仇恨与温柔的不断和解、交替之中。他妻子，得益于她身体的优势，会打他，如果他进行抵抗，她就威胁自杀并奔向窗口。然后费利克斯就逃跑，把自己关进浴室——不去看。几分钟后，朋友（他们通常扮演仲裁人）就会敲浴室的门，从中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怎么样？她跳了吗？” 费利克斯是个酒鬼，但他不喜欢独饮。相反，他时常需要一个唱诗班给他讲童话、轶事和笑话，这使他的生活变得有趣。他欣赏知识分子的精致，因此他很吸引艺术家和诗人。这些人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完美的乳头——也就是说，一个男人优雅地允许自己被挤奶。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从华沙漂泊到这里，他很快聚集了一大群食客，他的宴会吸引了几十人。
饮酒通常从中午十一点开始。然而，随着白昼的推移，并不呈现极端的形式。诗人J和S掌握节奏，他们是非常老练的酒鬼，如今已湮没无闻。他们从大号的平底玻璃杯中呷着伏特加，不停地把杯子倒满，没完没了的废话从整个白天一直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宿醉让他们不得不接受治疗，于是整个酒场又重新开始。因此，时间无意义无希望，获得与赤裸现实不同的体验;它被酒精改变了。
我们的聚会是一场不间断的“灾难期间的宴会”，那些聚会的人很清楚死神在门那边阔步，不得不以智取胜。这个聚会适合我，因为它不是活在幻觉中，练习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与大笑，在包围我们的两个帝国制造血腥的喜剧时，这仍是可接受的。例如，S就希特勒发表高论：这位元首只是在为他的民族利益干蠢事;在死命地尖叫之后，他厌恶地迅速脱掉军服，穿上英国法兰绒，抽英国香烟，喝威士忌，表示对德国的最高轻蔑。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也给了S讲许多故事的机会，例如，一个关于苏联士兵的奇遇，他从芬兰人的小屋里取下一个挂钟，把它随身带在背包里，在重压下，钟的两面都弯了。费利克斯贪婪地听着这些趣闻和五行打油诗，这些都是我们在伏特加的作用下凑成的。他能以此掩饰自己的恐惧，但很可能他一直恐惧生活。
我无法放松。当一个人处于特别焦虑不安的状态时，酒精几乎没什么用，摇摆和呕吐都不能扰乱大脑的清晰运行。万物伤害我，好像它们发出激穿皮肤的尖锐光线，我匆匆走过街道，眼睛什么也不看，只想尽快坐在费利克斯的桌边;在那里，过去和未来至少部分被忘掉。我不能阅读，不能写作，也不能参与被事件嘲弄的讨论。我只能尽力恢复某种安静，植物的或动物的，但在这方面也不成功。
我的新同伴借助通奸到主观时间里避难，男人和女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遗忘方式。但并非所有人都满足于那种活动的普通形式;他们寻找更多新花样。例如，J对我说在教堂里干这事更快活。我猜测他的动机：性感觉必须由罪恶来调味;如果所有禁忌消失，就不会有什么突破，它就失去了吸引力。J腻烦自然;他渴望禁令，某种赋予性神秘和价值的事物。看着他的搭档，一位常常脸红的苗条姑娘，我想象在空空的教堂中殿的某个地方，她如何屈服于他的求爱，适度降低她的眼睫毛。我有几个理由，遵守绝对的纯洁。我这样做是对一个滞留在华沙的亲密的人的忠诚，并对万物之间的联系持某种魔幻观点：性行为等于对世界说是。这种不稳定的安全之前的危险，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我感到命运并不因假装接受现在而受到引诱。而且，在个体困难的时刻，我通常担心性自由是某种招来报复的东西，因为它导致被禁止的能量的释放。因此我谨慎地照料难以忍受的焦虑不安，只用伏特加缓和它。
我们的一个同伴，诗人S突然死亡，这事发生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赞成的幻景。这事也符合S骇人的精神。S三十岁。他死于性交充血——某个富婆，相当无情的荡妇，把他弄上床。当我们去圣·雅各布教堂的停尸房看他时，尸体解剖正在进行，以确定死因。我们被他容貌的美与和谐感动了，他因甲状腺病引发的毛病已完全消失。后来，我们都陪伴他穿过城镇，走进浩大的葬礼队伍。他的名字被波兰出版物的所有读者熟知，他的葬礼异常壮观。
城市公墓通常是散布着石头的幽暗土地，但在维尔诺并非如此。我们在罗萨公墓为他选了一块地——距离一位十九世纪诗人西罗克姆拉（1823—1862，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不远——伸展在长满古树的陡峭山坡上。在万灵节，这里坟墓上会点燃数以千计的蜡烛和油灯;它们在风中燃烧闪烁，照亮山坡上面的树枝与下面的沟壑。这里，在一大块玄武岩石下，躺着毕苏斯基的心脏，他是战争期间波兰的创始人。我们已经为S做了我们能做的，一直想着可能他遇到的并非是最坏的命运。然后我们开始吃葬礼餐，为他的灵魂拉过来一把椅子，在它前面，我们有倒上满满一杯酒的冲动。
把我们称作堕落的人很容易。然而，我们是极不同的人，只是偶然让我们相遇。事实上，我们的行为里有某种智慧。源于这样的认识：在某些困境里，行为消极胜过用无效的折腾挫败自己。费利克斯，通过出售他的动产，把他的黄金花费在娱乐消遣上，为他优越于那些紧紧抓住已经无用的财富的人提供了证据。他醉醺醺的聚会是轻松愉快的，符合明天需要的冷淡和对所有负担的摆脱。它们是对历史阶段的告别，该阶段已永远消失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1940年夏天到了，我目睹了立陶宛的终结。波兰已被打败，处于火焰和骚动中;这里却一枪未发。德军当时刚进入巴黎。在大教堂广场的咖啡屋里，我懒散地注视着桌子上的一缕阳光和穿着印花连衣裙的妇女走过窗户;她们中许多人来这里只带着逃亡的打结包袱。她们已在存货丰富的商店买到东西，在那里你不必用定量供应卡或排队。人行道上突然响起沉重的金属刮擦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声音似乎惊动了每个人，人们从桌边站起来，却愣在原地，因为他们看到形体巨大、令尘土飞扬的坦克，苏联军官从它们的小炮塔里友好地挥手。在一个人心中将本来误以为是一次简单的军事演习与占领的确凿事实联系起来，这要求一种非人的努力。可想而知，美丽的天气、报亭、花架和对着菩提树干“下小雨”的小狗，所有这些使人们似乎难以置信：陌生的政治家的决定可以打扰事物的正常运行。
对外行的观察者来说，那天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只是黄昏时分，喇叭筒开始发出刺耳的响声，亚洲士兵的巡逻队来回踱步，他们飞薄的刺刀，像引出一条线的锥子，高出他们头部三尺。由于临近的波兰郡县已被占领，居民开始明白了——除了几百个天真的狂热共产主义者以外。恐惧时时攀升，好像几乎变成了可触摸的有形存在。
我走到河边，在长椅上坐下，看着皮划艇上那些晒得黝黑的男孩，被汽艇的小型引擎旋轉的杆，彩色的小船，你站在后面划船，用一支长桨。我为我的城市难过，因为我熟悉它的每一块石头;我熟悉这个国家的道路、森林、湖泊和村庄，他的人民和风景像谷物一样被扔进磨粉机里。 在接下来那些日子里，我注意到在大街上冷漠地走过我身边的许多人，如今带着最真诚的友好微笑向我鞠躬。因为我有准共产主义者的声誉，他们指望我强大，现在是赢得我好感的时候了。无疑，一个人本应写几首热情的诗庆祝即将通过“投票”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这些鞠躬给了我许多恶意的快乐，尽管他们提供的权力感并非那些深谋远虑的个体所能想象的。我隐藏了向他们开个大玩笑的冲动。
在政治上我最亲近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小团体，他们通过原来中立的立陶宛和斯德哥尔摩保持联系——瑞典的社会主义者在传递阴谋材料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并和美国保持联系，他们意识形态的同道。奥斯卡·兰格（1904—1965，生于波兰，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兰格后来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美大使，这是在暴风雨般的时代里由各种社会名人完成的常见的政治对面舞的奇事之一。正是在这个团体里我结识了索菲娅。
索菲娅可能五十或六十岁，她黑头发（染的），聪明、热情，像烟囱一样抽烟，为了节省，把纸烟折成两段，把它们塞进一个玻璃烟嘴里。作为一个输送金钱和文件的联络人，她已在维尔诺与华沙之间有过两次非法旅行。我们干脆痛快地达成协议，下次一起出发，不能等太久，因为旅程很难，而且边境是“加固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奔东普鲁士;然而，不了解地形，也不能扮成当地居民，我们很容易成为纳粹的猎物。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前往楔入立陶宛和东普鲁士之间波兰的一个县，这是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领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设法成功地穿过俄德边境（敲敲木头，把霉运敲掉），然后在该县的另一侧，我们将进入波兰与东普鲁士的旧边境（仍有巡逻）。从那里我们会穿过东普鲁士到达西南边界，在那里我们将强行通过第三道边境线进入波兰诸县，如今那里也属于纳粹德国。越过我们的第四和最后一道边境线，我们将进入德国的保护国，华沙和克拉科夫;也就是说，進入总督府。纳粹在被占领区建造这些相当疯狂的障碍的理由很清楚：这是一个压制受惊的人类兽性的问题，在面临危险时切断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的可能性。
当一个人看着天平的两端，权衡利弊，如果我声称自己做了选择，那将是一个谎言。如果开始这样想，我可能根本做不了决定，因为我的想象力会使我想起认识的人，他们试图穿越边境时被捕，被吸入北方监狱或集中营的巨大漏斗。我得益于自负或自尊：无论这些人是谁，我心里想——为什么他们随意对待我，并认为每个人都会屈服于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有权力？由于个人的原因，我有去华沙的打算很久了，因此为何我现在顺从需要，判处自己终身监禁在体制里，谁知道该体制永不会衰亡？而且，环绕我的钝性和新生的奴性要求某种行动以打破符咒;在费利克斯的庭院经历长期无所作为的生活之后，我不能再没有目标和成就地懒散了。如果他们随手扔给我一张纸并命令：要么写一首政治颂诗，要么在难民营度过五年，将会发生什么？但当我计划逃走时，我拒绝接受注定失败的想法。
准备工作很花费时间，而且要求完全保密。我们不能向任何人暴露自己，不得不假装因新秩序而万分高兴。我参加了“选举”;也就是说，把卡片丢进投票箱时，我的脸显出严肃的表情，我在上面用铅笔写了某些话，作为选举人的特权，我将保守秘密。结果——百分之九十九赞成那一个候选人——已提前确定，就像全体一致要求立陶宛并入苏联一样。
我不能和朋友们告别，因为流言在半小时内就会传遍每个咖啡屋。因此我不曾和费利克斯告别。我只好根据后来听说的叙述再现他后来的奇遇。费利克斯受到了惊吓。一个夜晚，他的一位好友，律师X最早劝他，然后帮他把他的金银财宝埋在花园里。然而，第二天早晨，焦虑侵袭了费利克斯，他担心那个地方没选好。那天夜里，他们两个又带着铁锹外出，但什么也没找到。可能只是完全巧合，从那时起，那个律师在金钱的海洋里游泳，而费利克斯的酒友不得不募捐为他和他妻子购买去满洲的火车票。费利克斯的离开称得上一个奇迹，因为当局那时只承认日本签证持有者的过境权，而当时已不可能获得那样一个签证了。
似乎某个有先见之明的拉比帮他们摆脱了困境：此时所有领事馆还在工作，他以高深莫测的智慧收集了所有可能的签证（甚至不需要的签证）。行家已用他的护照复制出日本签证，高价出售，但它有个缺点：城里没人认识日语字母，因此不可能猜到每个签证包含它第一个主人的名字。当第五百个西尔伯斯坦通过满洲边境时，日本人开始焦虑。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或只是一个趣闻，无论如何，费利克斯到了上海，并从那里去了澳大利亚。他应募加入美国军队，在夏威夷一次汽车事故中丧生。
索菲娅激怒了我，我们就要出发的前两天，她声称雇向导花费太大，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她建议我们带第三个同伴，作为权益交换，他会资助我们的旅行。他是个药剂师，被战争驱赶到维尔诺，渴望回家。我会同意吗？她语调里有某种奇怪的东西。要么那个候选人给她提供了一笔格外巨大的金额，她在暗地里筹备一桩交易，要么她预见他会使我们陷入麻烦。不知怎的，她嗓音里的甜蜜很不像她的。我设法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两个的通行证就没用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搞到第三个。我获得这些德国的通行证极其艰难，它们可以保证从德国的小镇苏瓦乌基过境，经东普鲁士到总督府。通行证由本地印刷机生产，它们是彻头彻尾的赝品，包括带卐字饰的庄严印章——这些印章证明我们大学的美术系在训练熟练的艺术家。事实上通行证什么也不能保证，但仍需要。索菲娅的建议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徒步穿越四个而不是一个边境线。自然，她争辩由于我的通行证不可靠，我们会更冒险。当她在一小片纸上写下需要花费的金额，最终我屈服于那个数字。
第一次看到第三个人是在火车站出发的清晨。我立刻看出了引起索菲娅奇怪表情的东西。索菲娅蒙一个头巾，带一个旧背包，看起来像一个乡村中小学教师;我也不显眼，带着我的手织袋，一个土著人的脸。但那个药剂师——一张肿胀的浅灰色的脸，褪色的蓝色小眼睛胆怯地转动，朝我们的方向怀疑地扫视。河马的呆滞，一幅十足的资产阶级漫画。他拉着一个用一条皮带捆住的巨大行李箱。 我童年的风景在火车窗那边流逝，很快，但比我故意想起的更强烈。在我的记忆里，火车站的名字永远联系着对我少年岁月真实而不幸的爱，那段岁月在我眼前跳出又逝去。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对面那个人，或更精确地说，我意识到了自己受伤的自尊。在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我就断定他是一头猪，一个可怜的傻瓜。那么，像他这样一个人，成了和我一起行动——一项几乎相当于独立宣言的行动——的同志？这不是一种羞辱我的惩罚吗？我，一个知识分子可能继续待在不幸里，但至少在思考存在，我不得不和他逃离，一个无知的人，历史注定他只关心臭烘烘的金钱和家庭寝具。我心里想，在那边由两支军队保卫的西线，历史的判决或许会捕获他。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它已成熟这么久了，当欧洲只有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一个人必须声明自己赞成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我却希望用模糊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哄骗自己，因为我不能把它建立在任何东西上。如果我们被抓住，这家伙会成为我的狱友，我的邻居。
出發时间已经确定，以便我们能在集市日下午到达，这样容易消失在人群中。该镇的名字与其说有立陶宛特色不如说有天主教特色：卡尔瓦里亚。我们在那里有个“接头人”——一个当地农民。在他粮仓的面粉袋中间，我们倾听了他对局势的评论。村庄X的边界是不可能过去的，村庄Y也是;可以试试附近的村庄Z。院子里的马车（解下马具的马，正把头探进马车附近的饲料袋里大声咀嚼）刚从那里来，我们可以乘它返回，不过得在城镇的半里地外上车，因为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巡逻队驻扎在所有大街出口，并检查证件。我们做好了准备，在几小时内，根据一个指定的暗号，我们开始悄悄走过果园、树篱、胡萝卜地，以及卷心菜菜地。我提着药剂师的箱子，因为出发没过几分钟，他就已经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我被汗水湿透了，诅咒这白痴般的窘境，它把我所有走私者的机灵都变得徒劳;如果这样一个队列，带着那个箱子，甚至被告密者从远处发现，那就完了。当我们跋涉在通往边境的沙子路上时，那个白痴拖延了很久。我们的马车在附近往前走，但它暂时假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当我躺在马车底部的干草上，凝视着头顶上的蓝天，天上的云朵被落日染成玫瑰色，懒洋洋地飘浮，我感到多月以来久违的内心平静。没有矛盾，没有犹豫，甚至没有恐惧——恐惧就在我的神经里，它不能刺得更深。我的理智是不连贯的，它不打扰我内心的和谐。我听着我的有机体的声音：我的身体深信天命，预先服从它的命令;无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注定会发生，因此何必忧虑？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别人的这种声音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对万物的接受，在多大程度上它是靠不住的。它帮我控制我心脏的狂跳，以致当我们走过位于林中空地的NKVD兵营时，我冷静地咀嚼着一片草叶。贝利亚（1899—1953，1938至1953年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长）的士兵，看起来像穿着长军衣的粗凿石头，排着队唱歌。
此处地形从平原变成丘陵起伏的郊野。道路蜿蜒着通过深谷，通过松树和赤杨的小树林，越过山丘和溪谷，穿过果园，然后我们来到那个村庄。我们在一座小屋前停下，迅速钻进黑暗的入口，然后低声嘀咕爬上阁楼，拉上我们身后的梯子。
我们在干草棚度过的那四十八个小时，可以为三人出演的戏剧提供素材。我们被禁止大声说话、敲击、使草发出沙沙响声。因为没有窗户，屋顶是我们唯一的观察点;偶尔，用一只眼凝视，我们看见巡逻村庄街道的NKVD士兵携带的刺刀的尖。索菲娅向药剂师发泄怒火，或许，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女人的残酷，如果她鄙视一个男人的话。就此而言，药剂师的每个姿势，每句话，甚至他整个人，都是令人恼火的。他吓得胡说八道，他的恐惧传染给我们;他合上又打开他的皮革腰带，腰带里塞满了钱，偶尔，他转过身，以免我们查他的财产。他对待我们这两个托付生命的人像地下暴徒;他不知道如何走路，甚至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吃面包和香肠;他也不知道如何满足他的其他需要。索菲娅小心地蹲在角落里，我藏在一根椽子后面。药剂师抑制着他自己，饱受煎熬，直到突然，就在我们前面，他解开他的裤子，倾泻而出，完全无视一切。索菲娅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然后转过脸喊道：“斯洛布（邋遢的懒人）！”这个绰号就保留下来了。
她通过沉默把他排斥在我们的交往之外。我试图小心地抚慰她，或让她认识到“斯洛布”也是人，这不是出于对邻人的爱，而是源自对尘世——作为一个格外令人害怕的地方——的愤慨感：如果连女人的善都成了一种幻象，他们真正看重我们的只剩下野人的德行;即力量、效率、活力。我的平静、我的进取精神，尽管为我赢得了索菲娅的友谊，但并不是我希望用来获得别人的温情的优点。
在关闭的门后所生的这种闷气不时地被来自下面的声音打断。对于深受刺激的神经来说，没有什么舒服的东西。当我们的农民“接头人”按约定的方式清了清嗓子，我们放下梯子，他爬上来开一个紧急会议。他的讲话胜似地图——比我们掌握的一切都详细得多。这个村庄位于沼泽地的高岸上;也就是说，在一个半干的、冰河期后的湖泊的盆地上。低地的尽头就是德国边界了。“在春秋季，水面变得很——很——很高——天啊，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淹死在这里！但你们现在可以通过。”卫兵监视着湖岸，他对俄罗斯人的才能评价极高：“他们是真正的森林人。”他告诉我们，他们五人一组外出，坐在草地上，休息一会，继续往前走;天真的人会认为后面没人了，但他们刚与隐藏在那里的同志换班，从他们组留下两个再带走两个。我们应等到周日夜晚，那时村子里会跳舞，姑娘们答应帮助我们。她们会和士兵不断聊天或做某些事，转移沼泽入口的守卫的注意力——他才是最危险的。
甚至在战前，这个村子已从走私中获益良多;然而，那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卫兵都不以机敏著称，即使有人落入他们手里，仅意味着至多不过是失去货物或拘留几个月。那天夜里，有两个年少的男孩，已是老练的内行，带领着我们。他们几乎不开屋门，以免使它发出嘎吱声，当他们突然跑起来，我们追随着，伴随着“斯洛布”发出的呼哧呼哧的痛苦喘息声。在一阵冲刺里，我们到达通向深谷底部的路。我们的向导通常在这里停下来倾听，因为在每个转弯处，我都吃惊地看到有奇怪的雕像站在我们前面：这些是不规则的冰成岩构造，在月光下高大而明亮，并投下黑色斑点的阴影。从远处看它们像人;靠近还是可怕，因为它们每一个后面都可以藏人。终于，当水开始泼溅在我们的鞋上，我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气，尽情享受柳条、沼泽迷迭香和湿苔藓的气息，我故土的气息。 在这种沼泽地里，我感到无拘无束，我总是被它们有些忧郁的美触动。水的平滑床单在草木丛中闪着油腻的光，水上漂浮着一片静止的枯叶。我们跳入水里，水淹到我们的膝盖，然后淹到大腿。“斯洛布”仍旧拽紧我们的心情，因为他涉水而进，被灌木挂住了，落在后面，我们只好返回，把他从荆棘中拉出来。当水淹到我们腰部时，他萎下来，水淹到颈部、沉入水中，用嘶哑的咯咯声喊救命。在月光下我瞥见他精疲力竭的满是泥巴的脸。索菲娅保持着幽默感。我们从危险的泥潭中一起努力救援她，当时她已陷到肩膀，害怕移动，以免泥浆把她吸进去。在紧贴身体的连衣裙里，她几乎是裸体的，她笑着说：“我的内裤丢了！”
报警的信号一度阻止了我们：只有气泡的嘶嘶声从我们步行穿过的泥炭中发出来……但另一方面是沉重的溅起水花的脚步声。它们听起来不太远，不过，过了一会，我们的向导说：“野兽！”一只麋或鹿从东普鲁士走过来。
我们不得不跋涉的这几英里，耗费了许多小时。当我们站在干土上时，星星正变苍白，黎明已在空气中随风飘动。我们，以及白桦林树干间模糊的影子，站在希特勒的国家。环绕我们的是树叶散漫的沙沙声，仲夏夜之梦的仙境，尽管还有许多障碍，我心里却是源于胜利的狂喜与力量。被带到第一个村子里一间亲切的小屋后，我们立刻冲向干草棚，当即熟睡过去。
那个农民的马车沿着公路在细雨中嘎嘎作响地迅速前行。沿着从北到南的路线，我们穿越这个国家，穿越风吹的高原、湖泊和我在战前就熟悉的云杉林。就在苏瓦乌基小镇前，我们的车夫拐进一条穿过田野和菜园附近的道路，直到我们到达一个边道，他停在一个单层的木屋前。那个小房子的住户，是一个马车夫和他正给一个婴儿喂奶的妻子。他们的恐惧与他们对邻人的责任感在斗争，正是他们明显的内心斗争——不过他们尽力把它隐藏起来，向我们显示兄弟般的和善——以特殊的悲怆表情笼罩了他们的面容。
我在小镇附近外出散步，使他们和我自己暴露在危险中。我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大街上回响，我遇到几个老妇。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或监禁了，战前这里的庞大驻军已不在了。起初我把人口减少归因于此，然而党卫军阴森的黑色旗帜和我对药房的探视解释了真正的原因。在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孩，我认出他是药房主人的儿子。当他看见我，他的脸变得苍白，开始用手示意不要走近，像是见了鬼。然而我确实走近了，那男孩颤抖着，朝我吼了几句。我返回，满不在乎地摇摆着身子，控制着我的步速，尽力表演得像是自由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地区的大多男性已被驱逐参加强迫劳动或进了集中营。雨水尚未冲去城镇广场上大屠杀留下的血斑。后来我得知我十五岁的堂弟，波兰那边的一个居民，差不多这时被关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两年后，他死了。
我们不得不冒险乘火车去东普鲁士边境的车站。考虑到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在南部;因此没有别的路。黎明时马车夫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由于寒冷和恐惧而发抖。空空的站台也没有让我们缓和下来。我们的下一个“接头”地点——边境村子里的饭馆——后来证明是个好地方。我们受到热情地款待，并得知证件在火车上由普鲁士方面检查，但我们可以通过付款避免检查;一个信使已被派出安排此事。夜里，我们在牧场的铁丝网栅栏下，缓慢行进，在黑暗中撞上牛群。一个被迫为德国农民劳动的波兰农场工人驾着一辆配备了两匹壮马的马车，在一个议定的地方等我们。他选择小道避开公路;经过大约二十英里，我們冒险到达第三站或第四站，及时赶上早晨的火车。
乘火车通过东普鲁士时，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之间不说话。当时我有时间考虑那些粉刷的小房子，干净有序。恐怖和毁灭用于出口，而不是国内消费;相反，它们有助于富足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境以外，可怜的人只是被随意切割、塑造的材料。我整理旧事，夜间乘车时，那个青年农场工人并不怨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农场已被分配给波兰战俘或强迫劳动的被放逐者。波兰人的运气随他们遇到的不同主人而变化。这个波兰青年人怀着温驯农民的憎恨——像这里所有他的同胞一样，他不得不佩戴缝在袖子上的字母P——他已选定一个农场，战争一结束就立即占据。1940年那个夏天，希特勒的权力达到顶点，他对胜利的信仰坚定不移，不讲逻辑。东普鲁士将败给波兰：就是这样。
麻烦在奥特尔斯堡等待我们。索菲娅向我坦白，下一个穿越点有个坏名声：小心，有某种可疑的东西。由于“斯洛布”基本上是个多余的包袱，索菲娅和我顺便去了一个烟雾缭绕的小酒吧，对着啤酒冥思苦想。不管怎样，我们要设法通过某个人查明如何到达边境村庄;但是我们不能信任任何德国人。我缠住一个长着红鼻子的小伙计，一个穿着铁路职工制服的马祖尔人，开始灌他白兰地。他毫无用处，因为他立刻陷入沉醉。不过我把他看作一个高深莫测的聪明人。他麻木地盯着桌子，固执地重复说：“俄国佬会来。”一颗强大而多疑的心住在那个酒鬼身体里。不受官方宣传的影响，根据某种个人观察和直觉，他已得出自己的结论。
因为我们无处可去，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这证明我本能地依赖具有超国家机构的天主教派，或至少在我看来，它的仆人较少服务于凯撒：寻求教区教士的帮助。当然我知道，当我询问教区长的住宅时，我是在碰运气，但有时运气需要一点帮助。一开门，我的愚笨就让我不知所措。一个浆硬衣领上的双下巴，孩子们的金发脑袋，一次教义问答课，他和孩子们的眼睛因看到一个肮脏、说话结巴的波兰土匪而显出惊奇和害怕。我关上门，吹着口哨走向大街。
我们放弃了寻找，乘火车去魏伦伯格，东普鲁士南部边境的最后一站。我固执地坚持弄到的由维尔诺制造的仿制通行证，被证明并非徒劳无益。索菲娅在一个地方走散了，“斯洛布”和我在等她，突然一个宪兵出现在我们面前，要看我们的证件。我把我的通行证给他，而“斯洛布”战战兢兢，几乎被这场面吓得萎缩了，假装用力拉他背包的拉链。那个穿绿制服的大个子只是挥挥手：不用了，好了。
后来我们非常艰辛地借马，到达一个名叫克莱恩·勒西宁的偏僻村庄。森林和更多森林，然后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孤单房子。他是马祖尔人，名叫德普图瓦。他未邀请我们进去，但嘱咐我们在附近的橡树林中等到日落，他会给我们派一个少年向导。太阳就要落了，群鸟歌唱如悦耳的长笛，我已经忘了我们待在这里的目的;我忙着拍蚊子——谨慎地握在手心里的香烟也驱赶不走蚊子。几乎在我头顶响起的喊声和枪声突然打破了那种寂静，似乎所有恶魔都释放出来了。来不及思考，我的手已经举起来，一把自动手枪的枪管戳向我的胸口。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看见了德普图瓦。他从树后缓缓走出来，吸着烟斗，站在那里为他的行动洋洋得意。战后很多年，关于他小黑眼睛的记忆都纠缠着我，怀着报复的欲望。 1945年秋天，我在但泽附近某个村子住了几天，它留给我的是憎恶与悲伤。当时德国人正从该地撤退。有个名叫穆勒的妇女——她徒劳地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她曾庇护过盟军俘虏——在那里自杀了，连同她的孩子们，跳进了维斯瓦河。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在这个村子里死于斑疹伤寒。
我们被驱赶着快速向前穿过森林。一只手臂要被可恶的药剂师的手提箱坠断了，另一只在黑暗的掩护下，在我里面的口袋中移动，撕碎可能成为罪证的纸。假装咳嗽，我把它们塞进嘴里。印刷品的味道令人恶心。在克莱恩·勒西宁警察分局，他们并不搜查我们。索菲娅躺在牢房的地板上，上面铺着稻草，她宣称只要没有招来盖世太保，一切都不会失去。
司令官进来了。从那肥胖的巴伐利亚人喉咙里传出的可怕吼叫声引起惊慌，同时，某种嬉戏的表情潜伏在他眼睛周围的皱纹里。他对索菲娅倾泻的话语溪流并不保持冷漠，索菲娅突然变成了一个贵妇人，叙述一个完全虚构的感人故事。无疑，在这个角落里，格外良好的生活环境——当然是战时欧洲最安静的地方之一——已经磨钝了他的脾气。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给奥特尔斯堡的盖世太保打了电话，我们将被移交过去。但他的部下，在用一辆轻便马车把我们带到魏伦伯格以后，不需鼓动就接受了我们在酒吧停留一下的邀请。喝了半瓶白兰地以后，他开始让我看他家人的照片，并让我明白放我们走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从边境线的栅栏下爬过去。没有人阻挡我们。
我们缓慢地往前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农民的马车轮子在沙路上安静地搅拌着。我们曾看见矗立在平原上的一个本地集中营。一个俘虏的纵队刚下班返回。经过大门时，他们的歌声与他们苍白、暗淡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触到我的痛处。用来福枪和鞭子武装起来的警卫使队伍很完整。在小绅士的后裔居住的村子里，我们受到了最友好的招待，摆脱了所有恐惧。他们只是不承认外国的占领。与农民的村子相比，他们的村子有更多修建密集的建筑物，而且所有居民都有相同的名字——他们共同祖先的名字。为避免混淆，每个人在自己的姓上加个绰号。
在奥斯特罗文卡小城，我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再次吸引我外出散步一会儿，远离房子里那个胖女人，她把肉四等分供应黑市，待我们很殷勤。我把人文景观的细节储存在自己记忆里的渴求是难以更改的。贴着德语布告的厚木栅栏使我突然陷入对变形的现实的冥想;梦主要存在于对无限变化的惊奇中，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那些变化。突然，被一个人的嗓音惊醒，我看见我前面是一个穿皮革大衣的盖世太保军官。某种东西吠着舔我的脸。我的帽子掉了，我弯腰捡起它。当我直起身来，他咒骂的回声还悬在空中，而他的背影已消失在远处。我不理解。我不了解以下信息：看到德国人，所有本地人都被迫站在一边，并取下他们的帽子。当我告诉女主人我的遭遇，“啊，你很幸运！”她说，“你很幸运，他没有检查你的证件！”
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领土就在这个小城终止。尽管从童年以来我就见识了许多，在我的生命中从未穿越像这样的一条“绿色边境”。从理论上，穿越的最好时间是中午，因为那时所有警卫都在吃午饭;这人人皆知，包括警卫。穿过被太阳晒热的松树林，成群的男人和女人，被他们的麻布袋和包裹压弯了腰，以扩展的战争队形前进，蹲伏在树后，沿着苔藓爬行，然后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枪声伴奏下逃跑。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农民走私者，携带食品去华沙出售。尽管我已变成一只野兔，费力地喘不过气来，我仍然欣赏那移动森林的奇观，那里的人多安全，仿佛我坐在电影院里。然后整个一大群挤上火车，篮子里咯咯叫的母鸡、鸣叫的鹅、在座椅下尖叫的小猪、谈论价钱和警察的人、散发出便宜烟草味的车厢。我们到了总督府。
有人可能发现我对这次旅程的描写太超然，似乎整夜在泥炭沼泽水里跋涉的身体不适并未使我忧心，或者我的脸被盖世太保军官打过以后并不发烫。然而，我怀疑我的超然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它缓和了所有痛苦的经历。强烈的感情或被重负撕裂的呻吟并不扰乱根深蒂固的淡漠，忘我，它或许最该被描述成照相机的感光度，随时记录可见的一切。当我在松针上匍匐时，在冷静的想象中，我放大了一根细枝，或一只负重的蚂蚁，和从保罗·瓦莱里一行诗——“这片平静的屋顶上有白鸽荡漾”——的背景上响起的枪声。
这个世界冷静、宏伟。我爱它，因为它向我提供的每次转变总是新鲜的、不同的，我随它航行，就像曾随莱茵河航行，在每个转弯遇到不可预料的事。关于大结局，无论我读过的还是我本人写过的，现在都变得苍白了。在长期的隔离之后，我感到我明白了如何為每天和每小时生活。生活的未知形状几乎可以看见了：多余之物，包括未来，从生活中清除，可是，尽管如此，生活并不更糟。
题解：“和平分界线”，在历史上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由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商定划分双方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具体而言，双方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瓦斯河和桑河为分界线。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
程一身，原名肖学周，诗人、翻译家，现居湖南常德。主要著作有《北大十四行》《中国人的身体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