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浙江浦江,拆迁从政府“强拆”,变为了居民“要拆”。老百姓发现拆迁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是和自己平等协商谈判。
1月21日上午8点,张宗汇刚到办公室,数名男子径直走进来。其中两人几乎同时开口:“我们那块什么时候拆?”
张宗汇打开一个文件夹,厚厚一沓以各色纸张打印或手写的“报告”,每份后面都附着一串红指印。
一份32户居民联名的报告写道,“三年前我们就已被纳入拆迁范围,由于种种原因,一别三年过去了……我们一致要求拆迁。”
提出同样要求的报告共计26份,涉及居民400多户。但按照现有规划,这些人不属今年拆迁的对象。
“政府只能量力而行,着急不得呀!”张宗汇说。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张宗汇是浙江浦江县建设局副局长,兼县旧城改造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来者是要求拆迁的片区居民代表。这样的接待,张几乎天天都要做。
在绝大多数干部眼里,城市拆迁是同农村计划生育一样难啃的“硬骨头”。能这么气定神闲地掌管这项工作,张宗汇深感庆幸。
不过,仅在一年多以前,张初调指挥部任职时,就为这块“硬骨头”伤透了脑筋。
“指印为证”
“上访把我们搞得十分被动”,张宗汇说。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拆迁问题一直是困扰浦江县政府的麻烦事。2003年年中,一起因拆迁争议引起的上访,从县上闹到省上,一直闹到北京。
那一年连续几个月,张除了一再硬着头皮到杭州、北京接人,没有拆下只砖片瓦。眼看一年已过去大半,年度拆迁计划却仍停留在纸上。
正当此时,一封异乎寻常的联名请示递至县拆迁办。请示称,迫切希望县政府按拆迁政策对所在区块进行拆迁。该区块便是南门居委会下辖的南门头区块。
居民主动要求拆迁,这在浦江是闻所未闻的事。县政府有关部门拿着这份请示,“满腹狐疑”地研究了好几轮,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要拆可以,但必须100%住户同意,“按指印为证”。
南门头地处浦江县城中心西南,距县政府和最繁华的商业街都只有一两百米,历来商贾云集,物流通畅。但正因为是老城区,加上地势偏低,该片区的居住条件很差。据南门社区居委会主任朱增泉描述:“房子大多是解放前的木楼,过道狭窄得摩托车都开不进,一下大雨还到处积水。所以我们是真想拆。”
南门头片区共有77户居民,联名请示的超过70户——毕竟不是100%。朱增泉便亲自组织一干在社区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分头给剩下的几户人做工作。一周之后,附有77个大红指印的第二份请示,摆在了张宗汇的办公桌上。
一边是激烈反对拆,一边是迫切希望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管部门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机会。事后的一份总结材料称,“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南门头列入2003年度首块拆迁区块”。张宗汇认为,这一决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借南门头的“第一炮”,带动整个拆迁进程。
结果,自发布拆迁公告到全部腾空房屋,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南门头拆迁果真“一炮打响”。
事实证明,这一“炮”的确起到了主管部门想要的作用。在政府以调高安置补偿标准方式作出适当让步后,原来的拆迁“硬骨头”月泉东路和学前楼区块拆迁得以实施,县政府也“有惊无险”地完成全年拆迁面积目标。
“先恋爱,后结婚”
南门头拆迁之所以风平浪静,张宗汇将首功归于77个红指印——“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按,强拆的结果就可能酿成事故”。既往的经验表明,此话并不夸张。
浦江县仙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永法认为,“红指印”的出现,意味着对过去拆迁程序的颠覆。而其立功,靠的也正是颠覆后产生的新程序。
据了解,浦江县以往实施拆迁的基本做法和程序是:划定红线、发布公告、进行动员、解决问题、签订协议、组织实施,这也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一方面使被拆迁人认为拆迁是政府的单边行为,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给了少数片面追求自身眼前利益的被拆迁人以机会,造成更多的人被煽动和组织,一起阻挠拆迁,或提出过高甚至无理的安置补偿要求 一旦达不成要求,就可能导致上访甚至更严重后果。”张宗汇说。
而从南门头拆迁可以看出,上述程序几乎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了:先解决问题、签订协议,再由政府发布公告、组织实施。并且,连拆迁区块的确定,也由过去政府直接确定,变成了居民主动向政府申报。
对这一程序调整,浦江县县长赵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比喻为:以往是“先结婚后谈恋爱”,现在是“先谈恋爱后结婚”。这一做法的精髓在于——充分尊重老百姓意愿。“老百姓支持,事半功倍;老百姓不支持,事倍功半”,赵敏说,“这样一来,政府就掌握了主动权,无须再充当费力不讨好的‘冤大头’。”
南门头经验给了浦江县巨大鼓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模拟拆迁”的概念。
赵敏解释,所谓“模拟拆迁”,就是政府结合城市规划建设需要等实际情况,根据群众主动要求拆迁的意愿程度确定拆迁区块,然后模拟以往的有关拆迁程序,开展丈量、评估等工作,同时解决拆迁区块内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达成被拆迁人自愿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最后由拆迁主管部门根据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情况、协议签订情况,决定是否对该区块实施拆迁。
“协议签订情况”的考量指标,“原则上是100%,实际上达到90%以上就可以了”,赵敏说,“因为剩下的10%,其他要求拆迁的90%自然会去做工作。即使不成,此时依法采用强制手段,既符合政策,也会得到群众支持。”
“模拟拆迁”概念的出台,促成浦江县拆迁思路的转变。浦江县拆迁办负责人张宗汇告诉本刊,2002年底,浦江县实施拆迁政策调整时,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依法拆迁,公平合理,平稳过渡,坚定不移”;2003年底,已经调整为八字方针:“成熟一块,拆迁一块”。
所谓“成熟”,即指“区块内90%以上的居民主动要求拆迁,拆迁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被拆迁人自愿与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张宗汇解释。
“模拟拆迁”能否推广
2004年,浦江县如期完成年度拆迁计划,并且一脱“信访管理重点县”的帽子,变成“零信访”。实现“零信访”的法宝正是“模拟拆迁”。
1月20日,亦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头一天,浦江县拆迁办负责人张宗汇在浙江省的一次会议被安排做有关“模拟拆迁”的主题重点发言。
事实上,“模拟拆迁”已经在浙江名声大振,甚至外省市也有耳闻。截至1月21日,已经有辽宁、山东等省专程来浦江考察过,浙江地市则几乎都来取过经了。
2003年12月,地处浦江县城南大门的文溪居委会下季宅村递交联名请示,要求拆迁。“132户,户户按了手印”,当时的下季宅村老村长季儒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初,浦江县政府将该该村确定为拆迁区块,并首次推行刚刚出台的“模拟拆迁”办法。从3月中旬开始丈量、评估等前期工作,4月底即完成拆遷,所有环节进行得异常顺利。
本刊前往采访时看到,基本在原址重建的安置房正加紧建设。被村民选出来担任工程监督的季儒栋告诉记者,房子是由省城设计单位设计的,现在村民们每天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大家都期待不已。
下季宅村之后,城区的广场、北站等社区200多户居民纷纷通过所在居委会或直接向县政府提出了拆迁请求。据张宗汇介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毗邻县政府的东街社区,该社区曾在2001年旧城改造中持最大反对意见,如今也有200多户居民联名请求拆迁。一些居民甚至因所在区块不给列入拆迁计划,而指责居委会干部“不干实事”、“工作无能”。
出现这种局面,张宗汇认为,“主要是老百姓对政府建立了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老百姓发现拆迁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是和自己平等协商谈判;二是已经完成的拆迁安置补偿项目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然而,对于“模拟拆迁”,浦江县一开始并不愿意让外界知道。浦江县县长赵敏说,“我们有顾虑”。
顾虑有二:其一,“模拟拆迁”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二,适用范围有限。“模拟拆迁”主要适用于小城市、城镇老区的陈旧房屋,或规划落后、配套设施和环境较差的居住区域,用于公益性事业或涉及较繁华商业街的拆迁,采用此办法拆迁难度会更大。
不过,得到证实的事实是,浙江省领导已要求有关部门对浦江做法深入调研,并在全省推广。浦江县政府已将有关“模拟拆迁”的总结材料上报国务院。
1月21日上午8点,张宗汇刚到办公室,数名男子径直走进来。其中两人几乎同时开口:“我们那块什么时候拆?”
张宗汇打开一个文件夹,厚厚一沓以各色纸张打印或手写的“报告”,每份后面都附着一串红指印。
一份32户居民联名的报告写道,“三年前我们就已被纳入拆迁范围,由于种种原因,一别三年过去了……我们一致要求拆迁。”
提出同样要求的报告共计26份,涉及居民400多户。但按照现有规划,这些人不属今年拆迁的对象。
“政府只能量力而行,着急不得呀!”张宗汇说。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张宗汇是浙江浦江县建设局副局长,兼县旧城改造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来者是要求拆迁的片区居民代表。这样的接待,张几乎天天都要做。
在绝大多数干部眼里,城市拆迁是同农村计划生育一样难啃的“硬骨头”。能这么气定神闲地掌管这项工作,张宗汇深感庆幸。
不过,仅在一年多以前,张初调指挥部任职时,就为这块“硬骨头”伤透了脑筋。
“指印为证”
“上访把我们搞得十分被动”,张宗汇说。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拆迁问题一直是困扰浦江县政府的麻烦事。2003年年中,一起因拆迁争议引起的上访,从县上闹到省上,一直闹到北京。
那一年连续几个月,张除了一再硬着头皮到杭州、北京接人,没有拆下只砖片瓦。眼看一年已过去大半,年度拆迁计划却仍停留在纸上。
正当此时,一封异乎寻常的联名请示递至县拆迁办。请示称,迫切希望县政府按拆迁政策对所在区块进行拆迁。该区块便是南门居委会下辖的南门头区块。
居民主动要求拆迁,这在浦江是闻所未闻的事。县政府有关部门拿着这份请示,“满腹狐疑”地研究了好几轮,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要拆可以,但必须100%住户同意,“按指印为证”。
南门头地处浦江县城中心西南,距县政府和最繁华的商业街都只有一两百米,历来商贾云集,物流通畅。但正因为是老城区,加上地势偏低,该片区的居住条件很差。据南门社区居委会主任朱增泉描述:“房子大多是解放前的木楼,过道狭窄得摩托车都开不进,一下大雨还到处积水。所以我们是真想拆。”
南门头片区共有77户居民,联名请示的超过70户——毕竟不是100%。朱增泉便亲自组织一干在社区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分头给剩下的几户人做工作。一周之后,附有77个大红指印的第二份请示,摆在了张宗汇的办公桌上。
一边是激烈反对拆,一边是迫切希望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管部门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机会。事后的一份总结材料称,“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南门头列入2003年度首块拆迁区块”。张宗汇认为,这一决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借南门头的“第一炮”,带动整个拆迁进程。
结果,自发布拆迁公告到全部腾空房屋,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南门头拆迁果真“一炮打响”。
事实证明,这一“炮”的确起到了主管部门想要的作用。在政府以调高安置补偿标准方式作出适当让步后,原来的拆迁“硬骨头”月泉东路和学前楼区块拆迁得以实施,县政府也“有惊无险”地完成全年拆迁面积目标。
“先恋爱,后结婚”
南门头拆迁之所以风平浪静,张宗汇将首功归于77个红指印——“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按,强拆的结果就可能酿成事故”。既往的经验表明,此话并不夸张。
浦江县仙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永法认为,“红指印”的出现,意味着对过去拆迁程序的颠覆。而其立功,靠的也正是颠覆后产生的新程序。
据了解,浦江县以往实施拆迁的基本做法和程序是:划定红线、发布公告、进行动员、解决问题、签订协议、组织实施,这也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一方面使被拆迁人认为拆迁是政府的单边行为,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给了少数片面追求自身眼前利益的被拆迁人以机会,造成更多的人被煽动和组织,一起阻挠拆迁,或提出过高甚至无理的安置补偿要求 一旦达不成要求,就可能导致上访甚至更严重后果。”张宗汇说。
而从南门头拆迁可以看出,上述程序几乎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了:先解决问题、签订协议,再由政府发布公告、组织实施。并且,连拆迁区块的确定,也由过去政府直接确定,变成了居民主动向政府申报。
对这一程序调整,浦江县县长赵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比喻为:以往是“先结婚后谈恋爱”,现在是“先谈恋爱后结婚”。这一做法的精髓在于——充分尊重老百姓意愿。“老百姓支持,事半功倍;老百姓不支持,事倍功半”,赵敏说,“这样一来,政府就掌握了主动权,无须再充当费力不讨好的‘冤大头’。”
南门头经验给了浦江县巨大鼓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模拟拆迁”的概念。
赵敏解释,所谓“模拟拆迁”,就是政府结合城市规划建设需要等实际情况,根据群众主动要求拆迁的意愿程度确定拆迁区块,然后模拟以往的有关拆迁程序,开展丈量、评估等工作,同时解决拆迁区块内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达成被拆迁人自愿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最后由拆迁主管部门根据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情况、协议签订情况,决定是否对该区块实施拆迁。
“协议签订情况”的考量指标,“原则上是100%,实际上达到90%以上就可以了”,赵敏说,“因为剩下的10%,其他要求拆迁的90%自然会去做工作。即使不成,此时依法采用强制手段,既符合政策,也会得到群众支持。”
“模拟拆迁”概念的出台,促成浦江县拆迁思路的转变。浦江县拆迁办负责人张宗汇告诉本刊,2002年底,浦江县实施拆迁政策调整时,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依法拆迁,公平合理,平稳过渡,坚定不移”;2003年底,已经调整为八字方针:“成熟一块,拆迁一块”。
所谓“成熟”,即指“区块内90%以上的居民主动要求拆迁,拆迁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被拆迁人自愿与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张宗汇解释。
“模拟拆迁”能否推广
2004年,浦江县如期完成年度拆迁计划,并且一脱“信访管理重点县”的帽子,变成“零信访”。实现“零信访”的法宝正是“模拟拆迁”。
1月20日,亦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头一天,浦江县拆迁办负责人张宗汇在浙江省的一次会议被安排做有关“模拟拆迁”的主题重点发言。
事实上,“模拟拆迁”已经在浙江名声大振,甚至外省市也有耳闻。截至1月21日,已经有辽宁、山东等省专程来浦江考察过,浙江地市则几乎都来取过经了。
2003年12月,地处浦江县城南大门的文溪居委会下季宅村递交联名请示,要求拆迁。“132户,户户按了手印”,当时的下季宅村老村长季儒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初,浦江县政府将该该村确定为拆迁区块,并首次推行刚刚出台的“模拟拆迁”办法。从3月中旬开始丈量、评估等前期工作,4月底即完成拆遷,所有环节进行得异常顺利。
本刊前往采访时看到,基本在原址重建的安置房正加紧建设。被村民选出来担任工程监督的季儒栋告诉记者,房子是由省城设计单位设计的,现在村民们每天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大家都期待不已。
下季宅村之后,城区的广场、北站等社区200多户居民纷纷通过所在居委会或直接向县政府提出了拆迁请求。据张宗汇介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毗邻县政府的东街社区,该社区曾在2001年旧城改造中持最大反对意见,如今也有200多户居民联名请求拆迁。一些居民甚至因所在区块不给列入拆迁计划,而指责居委会干部“不干实事”、“工作无能”。
出现这种局面,张宗汇认为,“主要是老百姓对政府建立了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老百姓发现拆迁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是和自己平等协商谈判;二是已经完成的拆迁安置补偿项目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然而,对于“模拟拆迁”,浦江县一开始并不愿意让外界知道。浦江县县长赵敏说,“我们有顾虑”。
顾虑有二:其一,“模拟拆迁”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二,适用范围有限。“模拟拆迁”主要适用于小城市、城镇老区的陈旧房屋,或规划落后、配套设施和环境较差的居住区域,用于公益性事业或涉及较繁华商业街的拆迁,采用此办法拆迁难度会更大。
不过,得到证实的事实是,浙江省领导已要求有关部门对浦江做法深入调研,并在全省推广。浦江县政府已将有关“模拟拆迁”的总结材料上报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