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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胡智锋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我复习“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资格考试”，期间买了一些专业书，里面不少地方都提到了“胡智锋”这三个字。
没多久，我就顺利地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胡智锋”这三个字不再是纸上的符号，而是自己身边的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曾多次在课堂、讲座与学术会议上领略到胡老师的风采。思维敏锐、厚重朴实、观点独到、视野犀利。一如其名：智锋。
后来，有幸与胡智锋老师相识，谦逊、博学、健谈、宽厚的他，使我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切身之感。因此，我决定写下这篇稿件，以纪念与胡老师的相识。
“童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
1965年2月，胡智锋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干部家庭。
莱州地处莱州湾，隶属于海疆重镇烟台。是古代齐鲁两国的交界处，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胡智锋看来，他出生的地域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与个体性格：“我既受到以包容的、以海洋文化为主的齐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鲁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我的身上，兼有这两方面的复合特征。”
但是，在1965年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份里，刚出生的胡智锋没有选择，只有听从时代的决定。
“我幼年时的启蒙读物就是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与大字报”。胡智锋笑谈自己当年的“启蒙”过程，“三四岁时就能背诵不少毛主席诗词与语录，小学时就会模仿毛主席诗词进行填词了。当然那时也不懂韵律平仄，顺口就行。”
特殊时代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胡智锋幼年时的学习经历，这让胡智锋铭记至今。在读小学三年级时，胡智锋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机遇：被选入山东莱州“小红班”，又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支有专业特长与艺术天赋的优秀少年儿童所组成的机构，有点类似于“少儿文工团”。成员都是从当地小学生中所遴选的品学兼优的文艺骨干。他们被组织起来以“半工半学”的形式在省内“巡回演出”。上山下乡，走军营，访工厂，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收入。十岁的胡智锋，成为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他不但一个人负责管理全班的道具、材料与服装，而且还得亲自上台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是胡智锋饰演次数最多的角色。
“童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而这段经历尤其让我记忆犹新。”胡智锋如是对笔者说，“首先，十来岁的我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这培养了我的责任感、担当意识与隐忍，我必须学会包容他人以及怎样处理、平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过早的登上舞台，让我对于舞台的观演关系、戏剧美学有了最早的认识，使得我今后在关注这个领域时，不再觉得有陌生感。”
“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
小学毕业后的胡智锋，考入了当时山东省最富盛名的百年名校之一——莱州一中。
就在胡智锋就读莱州一中的那几年，他又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影响自己一生的好老师，这些良师为胡智锋打开了一扇别有意味的窗口。
“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在球场上画油画，后来才知道，他是老舍当年留学的同学。”胡智锋情不自禁地感叹，“还有一位老先生，经常在院子里拉小提琴，你和他攀谈，他会很热心地给你讲一些往事，原来他和钱钟书、沈从文都是好朋友。和他们交流，你会收获很多以前从未知道的信息。”
这些原本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名家名流，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却被发配到了一所中学里担任普通教员。就像欧阳子隽先生启蒙青年运输工人张隆溪、吴进指导青年骨胶厂工人许江一样，这些老师成为了少年胡智锋的文化引路人。
恢复高考后五年，胡智锋怀揣着浓厚的“五四”文化情结，考入了山东大学。
“我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时至今日，胡智锋感慨自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我们这一届学生在山东大学还能遇到一些从‘五四’走来的名家，他们都继承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衣钵。譬如孙昌熙先生就是闻一多的弟子，而孟广来先生则是高亨先生的高足，至于高兰先生更曾师从于郑振铎先生。”
在山大的几年里，胡智锋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身教”，这对于年轻的胡智锋来讲，深深地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教育。“萧涤非先生每次给我们上课时，都穿西服打领带，穿着非常严肃的正装，可见他对学生、课堂的重视程度。而高兰老师则有许多双皮鞋，在不同的场合时穿。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一如对于学问的严谨。”
本科毕业那年，胡智锋报考了孙昌熙先生的硕士，准备专攻鲁迅研究。但那年孙先生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并考虑到胡智锋本人的学术兴趣，将胡智锋推荐给了中国话剧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孟广来先生。
从启蒙思想兴盛的“五四”到群情激昂的八十年代，胡智锋在山东大学诸位前辈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一位眼光独到，视野开阔的青年学人。多年来，胡智锋一直铭谢着自己这段难以忘怀的青春经历。“我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因为我遇到了好的时代与好的老师。在那个年代里，我培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使我今后每做一件事情时，不只考虑这件事情是否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是否符合国家、民族与社会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
“我很推崇民国范儿”
1988年，胡智锋获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刚刚来到广院时，胡智锋开始在教学科研中将先前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发挥，以案头为阵地。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他在《文史哲》、《外国文学评论》与《现代传播》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文学、哲学研究论文，其中《昆德拉的世界》一文是当下学界第一篇关于昆德拉的专门研究论稿，可见胡智锋卓越的洞察力早已超越同龄人多矣。
但他很快发现，广播学院是一所以传媒业为研究、服务对象的学校，他的这些努力并不能与自己所处的平台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对于传媒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电视、电脑等新媒体作为传媒业的代表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节点。文学、文化与文本等案头之物开始与新媒体融合，形成了荧幕上蔚为壮观的传媒景观。胡智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于是，他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影视传媒当中。
1992年，胡智锋参与撰写了《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此后，围绕“电视美学”这一学科的创建，他先后撰写了《电视美学大纲》等著述。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又打通了传播学、艺术学与影视美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的壁垒，成为了“电视传播艺术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创始人。2002年，他凭借博士论文《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这篇16万字的论稿竟是他用了23天的时间完成的。2004年，该论文修订为学术专著《电视传播艺术学》，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该学科的奠基性著述之一。2007年，胡智锋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业内权威专家。
近年来，胡智锋除了从事学术著述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参与电视节目策划。譬如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就是胡智锋一手参与策划的，《香港沧桑》、《再说长江》等在国内产生较大反响的大型纪录片，背后都有着胡智锋所付出的心血。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胡智锋还兼任着业内权威期刊《现代传播》的主编。这份刊物因其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而在国内外学界获得了崇高声誉。
“我很推崇民国范儿，那时的知识分子有担当、有品味、有兼济天下的气魄。”在采访中，胡智锋毫不掩饰自己的“民国情结”，这反映了他严谨、优雅、宽容的精神追求。其实在他看来，无论是治学、策划还是办刊，都是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使命感的体现，而这一选择，与当下这个“全媒体”的全球化时代有关，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有关，无疑与当年莱州一中那个求知若渴的少年，也有关。
责任编辑 陈晰
没多久，我就顺利地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胡智锋”这三个字不再是纸上的符号，而是自己身边的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曾多次在课堂、讲座与学术会议上领略到胡老师的风采。思维敏锐、厚重朴实、观点独到、视野犀利。一如其名：智锋。
后来，有幸与胡智锋老师相识，谦逊、博学、健谈、宽厚的他，使我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切身之感。因此，我决定写下这篇稿件，以纪念与胡老师的相识。
“童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
1965年2月，胡智锋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干部家庭。
莱州地处莱州湾，隶属于海疆重镇烟台。是古代齐鲁两国的交界处，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胡智锋看来，他出生的地域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与个体性格：“我既受到以包容的、以海洋文化为主的齐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鲁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我的身上，兼有这两方面的复合特征。”
但是，在1965年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份里，刚出生的胡智锋没有选择，只有听从时代的决定。
“我幼年时的启蒙读物就是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与大字报”。胡智锋笑谈自己当年的“启蒙”过程，“三四岁时就能背诵不少毛主席诗词与语录，小学时就会模仿毛主席诗词进行填词了。当然那时也不懂韵律平仄，顺口就行。”
特殊时代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胡智锋幼年时的学习经历，这让胡智锋铭记至今。在读小学三年级时，胡智锋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机遇：被选入山东莱州“小红班”，又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支有专业特长与艺术天赋的优秀少年儿童所组成的机构，有点类似于“少儿文工团”。成员都是从当地小学生中所遴选的品学兼优的文艺骨干。他们被组织起来以“半工半学”的形式在省内“巡回演出”。上山下乡，走军营，访工厂，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收入。十岁的胡智锋，成为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他不但一个人负责管理全班的道具、材料与服装，而且还得亲自上台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是胡智锋饰演次数最多的角色。
“童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而这段经历尤其让我记忆犹新。”胡智锋如是对笔者说，“首先，十来岁的我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这培养了我的责任感、担当意识与隐忍，我必须学会包容他人以及怎样处理、平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过早的登上舞台，让我对于舞台的观演关系、戏剧美学有了最早的认识，使得我今后在关注这个领域时，不再觉得有陌生感。”
“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
小学毕业后的胡智锋，考入了当时山东省最富盛名的百年名校之一——莱州一中。
就在胡智锋就读莱州一中的那几年，他又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影响自己一生的好老师，这些良师为胡智锋打开了一扇别有意味的窗口。
“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在球场上画油画，后来才知道，他是老舍当年留学的同学。”胡智锋情不自禁地感叹，“还有一位老先生，经常在院子里拉小提琴，你和他攀谈，他会很热心地给你讲一些往事，原来他和钱钟书、沈从文都是好朋友。和他们交流，你会收获很多以前从未知道的信息。”
这些原本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名家名流，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却被发配到了一所中学里担任普通教员。就像欧阳子隽先生启蒙青年运输工人张隆溪、吴进指导青年骨胶厂工人许江一样，这些老师成为了少年胡智锋的文化引路人。
恢复高考后五年，胡智锋怀揣着浓厚的“五四”文化情结，考入了山东大学。
“我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时至今日，胡智锋感慨自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我们这一届学生在山东大学还能遇到一些从‘五四’走来的名家，他们都继承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衣钵。譬如孙昌熙先生就是闻一多的弟子，而孟广来先生则是高亨先生的高足，至于高兰先生更曾师从于郑振铎先生。”
在山大的几年里，胡智锋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身教”，这对于年轻的胡智锋来讲，深深地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教育。“萧涤非先生每次给我们上课时，都穿西服打领带，穿着非常严肃的正装，可见他对学生、课堂的重视程度。而高兰老师则有许多双皮鞋，在不同的场合时穿。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一如对于学问的严谨。”
本科毕业那年，胡智锋报考了孙昌熙先生的硕士，准备专攻鲁迅研究。但那年孙先生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并考虑到胡智锋本人的学术兴趣，将胡智锋推荐给了中国话剧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孟广来先生。
从启蒙思想兴盛的“五四”到群情激昂的八十年代，胡智锋在山东大学诸位前辈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一位眼光独到，视野开阔的青年学人。多年来，胡智锋一直铭谢着自己这段难以忘怀的青春经历。“我最怀念的依然是八十年代，因为我遇到了好的时代与好的老师。在那个年代里，我培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使我今后每做一件事情时，不只考虑这件事情是否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是否符合国家、民族与社会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
“我很推崇民国范儿”
1988年，胡智锋获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刚刚来到广院时，胡智锋开始在教学科研中将先前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发挥，以案头为阵地。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他在《文史哲》、《外国文学评论》与《现代传播》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文学、哲学研究论文，其中《昆德拉的世界》一文是当下学界第一篇关于昆德拉的专门研究论稿，可见胡智锋卓越的洞察力早已超越同龄人多矣。
但他很快发现，广播学院是一所以传媒业为研究、服务对象的学校，他的这些努力并不能与自己所处的平台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对于传媒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电视、电脑等新媒体作为传媒业的代表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节点。文学、文化与文本等案头之物开始与新媒体融合，形成了荧幕上蔚为壮观的传媒景观。胡智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于是，他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影视传媒当中。
1992年，胡智锋参与撰写了《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此后，围绕“电视美学”这一学科的创建，他先后撰写了《电视美学大纲》等著述。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又打通了传播学、艺术学与影视美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的壁垒，成为了“电视传播艺术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创始人。2002年，他凭借博士论文《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这篇16万字的论稿竟是他用了23天的时间完成的。2004年，该论文修订为学术专著《电视传播艺术学》，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该学科的奠基性著述之一。2007年，胡智锋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业内权威专家。
近年来，胡智锋除了从事学术著述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参与电视节目策划。譬如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就是胡智锋一手参与策划的，《香港沧桑》、《再说长江》等在国内产生较大反响的大型纪录片，背后都有着胡智锋所付出的心血。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胡智锋还兼任着业内权威期刊《现代传播》的主编。这份刊物因其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而在国内外学界获得了崇高声誉。
“我很推崇民国范儿，那时的知识分子有担当、有品味、有兼济天下的气魄。”在采访中，胡智锋毫不掩饰自己的“民国情结”，这反映了他严谨、优雅、宽容的精神追求。其实在他看来，无论是治学、策划还是办刊，都是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使命感的体现，而这一选择，与当下这个“全媒体”的全球化时代有关，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有关，无疑与当年莱州一中那个求知若渴的少年，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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