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杨百万

　　杨怀定以“杨百万”之名广为人知，是在1991年下半年。本来他倒卖国库券闷声发财并不张扬，但1991年春夏股票热引起媒体关注，媒体就此反复讨论发展经济要不要问姓资姓社，老杨坐卧不安。
　　倒卖国库券，搁以前是会被打成“投机倒把罪”的。想来想去，他决定去税务局缴税。税务局说没这个税种，要交时我们证明你主动来过……这事被媒体报道出来，成为新生的证券市场要不要搞下去的一种民间忧虑。
　　老杨的故事很传奇。早年在工厂当仓库管理员，仓库失窃，被怀疑监守自盗，他愤而辞职。辞职后遍翻报纸找工作找生意机会，他发现国家开办国库券柜台交易而周围人预期的卖出价比柜台报价要低，并且刚开始国家只批准7个城市交易国库券。于是老杨开始走街串巷收国库券，卖到柜台;进而去中小城市，去偏远乡村……高潮时他能拿到某个券种上海流通量的50%，还被万国证券聘为国库券收购的授权代表……杨百万圈内出名。
　　1992年年中采访老杨时，我特地问他，得名“杨百万”是否因为炒卖国库券最先赚了百万。他憨笑着说：“是我最早买了夏利轿车，大家推算我赚过了百万，其实炒卖国库券的好日子很短。万国这些机构进来了，人家集团作战我们这些散兵游勇很快就连汤都喝不着啦。”他还找出珍藏的1988年4月的一张《金融时报》给我看：“国家开办柜台交易了，人民银行明确说欢迎公民随时买进卖出。要说我投机倒把是不行的。”
　　结识老杨后，常去大户室找他，去他的小圈子聚會。我写出了《大户室，上海股市神秘圈》，还认识了黄某、王某、老万、邬医生、李双成……等最早一批股市的先富者。
　　1999年“5·19行情”时，我和老杨在济南同台做股评报告，问及那些差不多六年不见了的朋友。老杨说，邬医生和李双成他还经常见到，老万因患尿毒症已逝，王某几年前跟黄河路搞服装的广东佬吸毒败了家，黄某不知下落。
　　又几年后，我从报章上发现，黄某已是一家中型券商的实际控制人。

五：进场救市

　　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开业即开始了持续下跌，原因是舆论正连篇累牍讨论股市的姓资姓社话题。
　　股市跌得市政府灰头土脸，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几次召集机构和上市公司“想办法稳住”，无果。这时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提交了《关于调节基金入市的建议》，市委书记李灏问需要多少钱，禹答：“总市值才50亿，给我两个亿就够。”
　　9月7日，深交所与发展银行、深国投联合出手。到11月中旬深成指劲升60%！救市资金赚几千万退出，市场也稳定在一个平台上。
　　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政府进场，是“急事特办”的中国特色。后来，1997年2月小平同志逝世的次日，沪深股市从开盘的几乎全线跌停，很快变盘翻红，密集排列的每笔99.9万手（最高每笔100万手）的大买单显然非一般机构所为。
　　从1992年华夏、国泰、南方三大证券成立起，特别是1998年十大公募基金建立后，券商和公募组成市场主力，它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股市的某些特殊时刻受到证监会的“窗口指导”，特别是在刘士余做证监会主席的近三年。
　　2015年7月，股灾爆发，汇金、中投、梧桐树投资和社保基金，联合各大券商和公募基金公开组合出数万亿的救市“国家队”……股市是止跌了，但“国家队”却一直退不出来，而且“国家队”还频繁高抛低吸，越来越被诟病。
　　从1991年深圳市政府出手进场，到今天“国家队”依然在市场里举足轻重，中国股市一直跋涉在转轨的路上，有形之手一直试图操控市场的无形之手。
　　2005年，跟李青原全程参与股权分置改革谋划的经济学家李振宁，早在1991年就从体改所下海去深圳炒股。他回忆那次深圳救市，说本来一讨论姓资姓社这个话题大伙儿纷纷清仓吓得不敢玩儿了，可从盘面一看就知道是政府进场了：“还有啥好怕的？我就是那次跟定政府赚到一个数量级的，并且20多年来，一直坚信在中国做股票必须跟着政策走。”

六：红庙子

　　1980年7月，成立并发行2000万法人股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应该是新中国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公司。2000万建成了蜀都大厦，公司更名为“蜀都大厦”。1992年再增发法人股到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流通，1995年11月转到深交所上市，后经并购，更名为“哈工智能”。
　　成都不但是第一家股份公司的发源地，也是早期股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截至1993年，成都已组建各类股份制企业934家，却只有极少数得以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但大量的股票已流向民间，民间有强烈的交易需求。因而，1992年，底四川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所在地——成都红庙子街开始聚起私下交易的人群。
　　进入1993年，随着沪深股市的高歌猛进，红庙子这条长200米、宽10米的街道，排满了交易股票的固定摊点。每天熙熙攘攘，周末曾达到满负荷的5万人。当然得是沿街道两头延伸。交易的品种由股票、股权证到债券、股票认购收据，乃至邮票、钱币、纪念卡，五花八门，超过百种。 　　这么多人这么大的现金流量，会不会出事儿？没有。据说半年间只有两次治安纠纷，很快就被周围群众自发制止。因为维护交易秩序是利害攸关的众望所归。
　　然而，堵塞交通、环境脏乱毕竟不是长久之计。1993年3月，市政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将这个自发的市场迁到城北体育馆内，同时加快对已发股票和股权证的分批托管。因此，1994年1月1日关闭这个市场时，并未引发混乱和不满。
　　红庙子市场里交易的股票、股权证等都属历史遗留问题，交易换手时必须附带记名者身份证复印件，最后公家托管时也“认”复印件，交易是有法律保障的。而其间倒了多少次手、价格变动了多少次已不得而知。但炒家依据同行业同盘子大小的沪深股市品种为参照，因此，托管后最终上市持有者往往都有丰厚的收益。
　　应该说，像小岗村农民大胆自发包产到户一样，新生的中国股票市场也离不开民间的强烈需求和大胆推动。
　　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刘鸿儒见到朱镕基总理，朱镕基说：“鸿儒你要是写历史，我那里还有當年红庙子的照片呢。”

七：认购证

　　1992年2月18日，方泉背1000本《证券投资周刊》（后改名《证券市场周刊》）赴上海试销时，就发现街谈巷议的是股票认购证。
　　上海是1月19日开始发行股票认购证的。每张面值30元，计划发行300万张。居民只能通过认购证抽签获得买新股的资格，但全年可反复使用，而年初上海内定是发10家新股。认购证在规定期限内认购的并不踊跃，以致延期至2月1日才被认购2077665份。
　　但，总有聪明人会算细账：买10张连号认购证至少有一次中签机会，而一次中签买到的新股，新股上市最保守的一倍差价也足以覆盖10张认购证的成本。
　　聪明人总是少数，少数聪明人也没想到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2月小平南巡要股票市场“坚决试”，上海新股发行从计划的10家增至53家，认购证迅疾洛阳纸贵。街谈巷议的同时，是街巷处处有认购证的私下交易。
　　彼时受涨跌幅限制的上海股市，从3月起持续上涨，而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次日即暴涨一倍。二级市场没撞到大运的老百姓，更是以癫狂的情绪扑进认购证市场。
　　1992年7月，周刊发行商徐建国带我来到黄浦路广东路的皇宫酒家，这个靠近万国证券最大营业部的酒家，是上海流量最大的认购证交易黑市。场面真像洋场老片里黑社会氛围的黑色交易：每张桌子都坐着几个神情严峻的男子，桌上只是简单茶饮和至少一部“大哥大”手机，几个类似跑堂的自发经纪人穿梭询价，穿梭好价钱后有两桌人再去包间钱货两讫。当天，100张连号认购证的成交价是30万元！哇噻，这还是在两批已完成41家新股认购之后！哇噻，方泉当晚写着报道几次停下笔，想，我2月份来上海时咋就不买10张呢？！
　　2月份上海街谈巷议认购证时，我曾问出租车司机，这么不顾一切的疯炒万一跌了咋办？司机说：“总有人喊狼来了狼来了，可狼就是不来。现在大家都去炒，狼再来——阿拉是武松！虎都不怕。”
　　上海四批53家新股发行上市后，以新股上市当天收盘价计算，以50万买100张连号认购证，加上新股本身认购成本，也不亏钱。事实上，100张连号认购证全年的中签率达到86.9%。
　　顺便说，老徐不炒股不买认购证，从最早帮我们发行刊物做起，十年后已成为华东区最大的市场化报刊发行代理商，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