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研究中有所谓“六月法则”，即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并总结有价值的经验，那么则可能浪费了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策机会窗口。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又在何方？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有三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和对不同的声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二，国家如果无法承担“元治理”职能，同样也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层面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规划也暴露出了不足。具体到社区安全层面，基本演练、基础设施、场地空间、应急物资、风险意识、防控宣传等均需有所反思。
　　从经验的角度看，结合中外社区治理，同样提出三点探讨。第一，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大多数居民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公民意识，大多数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政府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与欧美国家比较，东亚国家的社区民众在危机时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居家隔离，是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谈不上意识形态或文化习惯。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盡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