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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汤原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下乡进行文物普查时，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发现一座已被破坏的古墓葬（编号M1），并追缴回部分出土遗物。现将这次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理位置
该墓位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振兴乡新城村南侧，东距松花江4.5公里，西南距古城村3公里，东北距民主村3.5公里（图一）。地理坐标为：北纬47°08′，东经130°43′，海拔高度为75米。现地表面已开辟成为耕地。
二、墓葬形制
墓葬为土坑竖穴，无葬具。方向92°，墓坑长1.8米，宽0.8米，墓底距地表深约1.3米。墓主人头东足西，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因发现时已被破坏，故随葬器物已不知原位置。
三、出土遗物
该墓葬出土随葬品49件，分为陶器、铜器与铁器。
1.陶器
瓜棱壶 1件。标本M1∶1，泥质灰陶，陶质细腻，轮制。喇叭口，长颈，鼓腹，平底。唇颈间饰两道凸弦纹，在颈、肩结合处有两道平行凹弦纹，肩腹间也有一道凹弦纹，自肩部起饰9道竖条弧纹，似瓜棱。通高24.8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8.7厘米（图二，1）。
2.铜器
铜饰件 2件。标本M1∶2，呈桃形，上端有圆形穿孔，中心位置为十字形镂孔，在十字形镂孔四周各有三条长度不等的长条形镂孔，略有弧曲，均对称排列。饰件一面光滑，另一面均匀布满突出的圆点。据了解，此物发现于墓主人腰部附近，应为佩饰品。长9.1厘米，宽7.3厘米（图二，2）。标本M1∶3，圆形，均匀排列22个大小不等的圆形镂孔，直径7.2厘米（图二，3）。
铜铃 5件，分两型。
A型 4件，大致呈三角形，在三角形底部相邻的两个角上，各有一个球形铜铃，铜铃的三条棱上饰有凸弦纹，棱的上部中间有一个系绳用的小圆孔。M1∶4，高6.6厘米，宽6.8厘米，重40.65克（图二，4）。
B型 1件。标本M1∶8，铃身部分残缺，高2.1厘米，最宽1.1厘米（图二，5）。
铜镯 2件。形制大小一致，均由截面呈椭圆形的铜丝弯曲而成。
铜珠 16枚，分两型。
A型 12枚，形制一样，尺寸相近。中空，呈球形。标本M1∶9，高 1.7厘米，最大口径 1.1厘米。
B型 4枚，形制一样，尺寸相近。中空，六棱形。标本M1∶21，高1.6 厘米，最大口径1.2 厘米。
3.铁器
马镫 1件。标本M1∶25，柄呈长方形，下部有一长方形横穿，镫体上部圆弧，踏部较宽，四角呈弧形，并有水波纹和圆孔两种镂孔，均对称分布。高18.8厘米，宽14.5厘米。踏部长10.1厘米，宽6.7厘米（图二，6）。
铁镞 14件。均锻制。以镞尖形制可分两型。
A型 5件。扁弧状镞尖，镞身呈四棱柱形，圆锥铤。标本M1∶26， 通长12.1厘米，镞身长8.9厘米，铤长3.2厘米（图三，1）。
B型 9件。平铲状镞尖，根据镞身与铤的分界又可分两型。
Ba型 8件。标本M1∶31，镞身与铤结合处凸起呈箍状，分界明显。通长9.2厘米，镞身长4.8厘米，铤长4.4厘米（图三，2）。
Bb型 1件。标本M1∶39，镞身与铤无明显分界。通长13.5厘米（图三，3）。
铁削 8件。标本M1∶40，锻制，身与柄处内弧。通长13.5厘米，宽1.4厘米，柄长5.1厘米（图三，4）。
四、结 语
墓葬出土的瓜棱壶，与绥滨三号墓[1]、绥滨农场九团十二连墓地[2]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仿，铜铃与绥滨县二九○农场一队遗址[3]采集的小铜铃形制基本一致，马镫与赤峰大营子辽墓[4]、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5]所出的马镫相似。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辽代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多含马具和兵器，而新城辽墓不但出土有马镫，还有较多数量的铁镞和铁削，为断代提供了实物依据。
该墓出土的瓜棱壶颇具特色，“瓜棱器是在辽代盛行的一种器物，此种风格的陶器，当是辽代契丹统治五国部地区的产物”[6]。另外结合本地区情况，辽代五国部[7]之一的盆奴里国，即在汤原县境内。由此表明该墓葬的文化性质应属辽代五国部文化。
新城辽墓的发现，丰富了佳木斯地区辽代五国部的实物资料和信息，对于了解辽代五国部文化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历史意义。
[1]于志耿，魏国忠：《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2] 邹继和：《绥滨农场九团十二连墓地出土及征集的几件陶器》，《北方文物》2006年2期。
[3]谭炜：《黑龙江省绥滨县二九○农场一队古遗址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1期。
[4]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5]陈金梅：《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葬》，《北方文物》2008年4期。
[6]杨海鹏：《辽五国部族属探微》，为2010年9月辽金史年会提交的论文。
[7]公元10世纪，辽代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沿岸设置了五个部落，称其为五国部。
〔责任编辑：张金栋〕
一、地理位置
该墓位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振兴乡新城村南侧，东距松花江4.5公里，西南距古城村3公里，东北距民主村3.5公里（图一）。地理坐标为：北纬47°08′，东经130°43′，海拔高度为75米。现地表面已开辟成为耕地。
二、墓葬形制
墓葬为土坑竖穴，无葬具。方向92°，墓坑长1.8米，宽0.8米，墓底距地表深约1.3米。墓主人头东足西，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因发现时已被破坏，故随葬器物已不知原位置。
三、出土遗物
该墓葬出土随葬品49件，分为陶器、铜器与铁器。
1.陶器
瓜棱壶 1件。标本M1∶1，泥质灰陶，陶质细腻，轮制。喇叭口，长颈，鼓腹，平底。唇颈间饰两道凸弦纹，在颈、肩结合处有两道平行凹弦纹，肩腹间也有一道凹弦纹，自肩部起饰9道竖条弧纹，似瓜棱。通高24.8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8.7厘米（图二，1）。
2.铜器
铜饰件 2件。标本M1∶2，呈桃形，上端有圆形穿孔，中心位置为十字形镂孔，在十字形镂孔四周各有三条长度不等的长条形镂孔，略有弧曲，均对称排列。饰件一面光滑，另一面均匀布满突出的圆点。据了解，此物发现于墓主人腰部附近，应为佩饰品。长9.1厘米，宽7.3厘米（图二，2）。标本M1∶3，圆形，均匀排列22个大小不等的圆形镂孔，直径7.2厘米（图二，3）。
铜铃 5件，分两型。
A型 4件，大致呈三角形，在三角形底部相邻的两个角上，各有一个球形铜铃，铜铃的三条棱上饰有凸弦纹，棱的上部中间有一个系绳用的小圆孔。M1∶4，高6.6厘米，宽6.8厘米，重40.65克（图二，4）。
B型 1件。标本M1∶8，铃身部分残缺，高2.1厘米，最宽1.1厘米（图二，5）。
铜镯 2件。形制大小一致，均由截面呈椭圆形的铜丝弯曲而成。
铜珠 16枚，分两型。
A型 12枚，形制一样，尺寸相近。中空，呈球形。标本M1∶9，高 1.7厘米，最大口径 1.1厘米。
B型 4枚，形制一样，尺寸相近。中空，六棱形。标本M1∶21，高1.6 厘米，最大口径1.2 厘米。
3.铁器
马镫 1件。标本M1∶25，柄呈长方形，下部有一长方形横穿，镫体上部圆弧，踏部较宽，四角呈弧形，并有水波纹和圆孔两种镂孔，均对称分布。高18.8厘米，宽14.5厘米。踏部长10.1厘米，宽6.7厘米（图二，6）。
铁镞 14件。均锻制。以镞尖形制可分两型。
A型 5件。扁弧状镞尖，镞身呈四棱柱形，圆锥铤。标本M1∶26， 通长12.1厘米，镞身长8.9厘米，铤长3.2厘米（图三，1）。
B型 9件。平铲状镞尖，根据镞身与铤的分界又可分两型。
Ba型 8件。标本M1∶31，镞身与铤结合处凸起呈箍状，分界明显。通长9.2厘米，镞身长4.8厘米，铤长4.4厘米（图三，2）。
Bb型 1件。标本M1∶39，镞身与铤无明显分界。通长13.5厘米（图三，3）。
铁削 8件。标本M1∶40，锻制，身与柄处内弧。通长13.5厘米，宽1.4厘米，柄长5.1厘米（图三，4）。
四、结 语
墓葬出土的瓜棱壶，与绥滨三号墓[1]、绥滨农场九团十二连墓地[2]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仿，铜铃与绥滨县二九○农场一队遗址[3]采集的小铜铃形制基本一致，马镫与赤峰大营子辽墓[4]、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5]所出的马镫相似。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辽代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多含马具和兵器，而新城辽墓不但出土有马镫，还有较多数量的铁镞和铁削，为断代提供了实物依据。
该墓出土的瓜棱壶颇具特色，“瓜棱器是在辽代盛行的一种器物，此种风格的陶器，当是辽代契丹统治五国部地区的产物”[6]。另外结合本地区情况，辽代五国部[7]之一的盆奴里国，即在汤原县境内。由此表明该墓葬的文化性质应属辽代五国部文化。
新城辽墓的发现，丰富了佳木斯地区辽代五国部的实物资料和信息，对于了解辽代五国部文化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历史意义。
[1]于志耿，魏国忠：《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2] 邹继和：《绥滨农场九团十二连墓地出土及征集的几件陶器》，《北方文物》2006年2期。
[3]谭炜：《黑龙江省绥滨县二九○农场一队古遗址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1期。
[4]郑绍宗：《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5]陈金梅：《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葬》，《北方文物》2008年4期。
[6]杨海鹏：《辽五国部族属探微》，为2010年9月辽金史年会提交的论文。
[7]公元10世纪，辽代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沿岸设置了五个部落，称其为五国部。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