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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说,当年建的西安纺织城,也曾代表了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技术,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落伍了,现在,产业园区成了一种新趋势,怎么保证这种方式不重蹈覆辙?《新西部》就此话题专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
《新西部》:
纺织城的三厂、四厂、六厂以及一印在1998年和2008年经历过两次破产,前者是因为国家的限产压锭政策所致,后者是因为先前兼并他们的中国华诚控股集团公司破产所致,两次破产导致两家企业关门,或靠出售机器出租厂房维持,或将厂房及机器一并拍卖,国营纺织企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体制上的问题,还是仅仅因为技术设备陈旧、在市场没有竞争力?
裴成荣:
我觉得以上原因都有,但关键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西安纺织城是国家“一五”期间投资建设的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浙江大量的民营纺织企业快速崛起,这些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先进的技术设备,灵活的销售策略,诱人的激励机制,迅速地占领了纺织市场。纺织企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多,老职工多,企业办社会等,负担很重,机制不灵活。背着沉重包袱的国有纺织企业,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结果可想而知。
更深一层看,与其说国有纺织企业是被民营经济打败,倒不如说是被国家体制勒死。虽然在改制过程中,很多国有纺织企业也采取了诸如破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寻找出路,但最终成功的并不多。除了国有企业本身思想观念、市场意识等影响外,关键还是体制机制的制约,使他们错失了发展机遇,导致了最后的衰落。
《新西部》:
自2007年始,纺织城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走多业并举的转型之路,其中,将纺织产业从老厂区迁到新建的紡织工业园,为纺织城的改造腾空间。迁到纺织园的纺织企业全是新的设备,但有一个疑问是,国营企业体制上的问题能用迁址来解决吗?若干年后会不会重蹈现在纺织城之覆辙?
裴成荣:
当然,国营企业体制上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搬迁来解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2007年始,为实现纺织城的转型发展,西安市委、市政府加快了这一地区国企破产改制的步伐,启动了新一轮的产业重组,成立了西安纺织集团公司,规划了“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区”,新的纺织产业基地要按照新企业、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要求重新进行市场定位,在国内同行业中达到一流水平,从而实现全方位的升级改造,形成30万锭的大型纺织品生产基地。可见,搬迁不是简单的位移,而是一个再生的过程。前景很值得期待。
由于规划的园区离现有生活区较远,如果现有园区仅仅是一个工业园区的话,可能将来还会面临着生活上的很多不便。希望能够按照新城的发展定位,提前考虑生活设施的社会配套问题。
另外,从目前国内纺织行业发展看,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国内中低端纺织产品订单面临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未来中国纺织产业将在结构调整中逐步承接目前欧美日韩等国的中高端纺织产品的生产。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纺织行业中,那些在研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更具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将成为未来几年国内承接欧美日韩等国中高档纺织原料的主力军。如何吸引这些企业进入现代纺织产业园,是纺织城招商引资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的。否则就会陷入新一轮的“升级陷阱”。
《新西部》:
“振兴”纺织城,如何从产业布局上保持该区域的发展动能?目前的目标是着力发展与西安城市其他区域产业结构错位、功能互补的商贸服务、现代物流、房地产、高新技术以及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纺织城两次破产有数万的失业工人,有大量的劳动力,但他们只会和机器打交道,这是我们在采访中很多工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换言之,没有其他技能,40岁到50岁的男工人只能干诸如给人看大门这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收入很低;女工人年龄大的,只能干家政,她们自己也看不起这样的活,都是不得已才干的。纺织城转型后,能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利益?在技能上还应该进行何种培训,让他们能有一个较高收入且体面地就业?
裴成荣: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纺织城的振兴,关键还在于产业转型能不能成功。从纺织城的振兴规划看,该区域目前的产业定位是商贸服务、现代物流、房地产、高新技术以及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主要通过现代纺织工业园、现代物流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来实现产业承载。从产业发展方向看,符合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确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但由于该区域自身条件的制约,如何实现与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高新区产业发展的互补,避免产业竞争,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与科学的产业规划引导。
纺织城转型后,随着现代纺织园区、现代物流园区、文化创意园区的建设,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为本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现代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所以对就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信息化技术等要求会比较高。适应这一特点要求,对再就业人员必须加强技能培训,转变就业观念教育,方能实现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