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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鴉片战争以来，西方教会陆续在中国兴办特殊教育。本文简要介绍了教会在中国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枚的情况，分析了教会兴办特殊教育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的教会特殊教育主要特点，讨论了教会特殊教育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中妁历史地位。
关键词 教会 特殊教育 教会学校
一、我国教育特殊教育的发展
我国历来素有善待老弱病残者的传统，关注残疾人的生产和生活。早在《礼记·礼运》中就有“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记载。但是，尽管有个别残疾人进入书院或参加科举考试，至今尚未发现古代有关专门为残疾人办学的相关史料。自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开明人士和先进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注意到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特殊教育情况和设想在中国办特殊学校。1859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歼在太平天国后期建国纲领《资政新篇》中第一次提出：“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可惜，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一纲领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在兴办了中国最早的特殊教育学校。
1835年9月30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妇在印度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赞助下，设澳门女塾(附带招收男生)这是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具近代范式的学校。有盲女在其中附读。1839年，郭夫人因中英关系紧张被迫带领三个盲女离澳，女塾停办。曾在此塾就读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对此事有记载。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教会在华授教盲人的最早记录，反映了新教在华办学之初，就已经向残障人群打开了教育大门。但是，澳门女塾不是专门盲校，盲女在其中也只是附读。
1874年，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借用长老会房屋，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特殊学校“瞽叟通文馆”，即现在的北京盲人学校。1891年，英国女教士弋登库明在伦敦代募基金，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按年拨款，补助学校经费。该校招收社会盲童学习文化和劳动技能，教以读书、音乐，传播宗教。1920年成立董事会，在北京西郊八里庄购地80余亩，建房150余间，迁校后改名为启明瞽目院。学校由董事会领导，下设院长一人，主管院务。有总务、文书、教育、工业各部门，有专人分管。教学分小学和特教二部。为进行教学和使学生阅读《圣经》，创办人引入了布莱尔盲文。并与中国人一起创造了康熙盲文。后来又使用了协和国音盲字和音乐五线谱。1954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1887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查理，梅里斯(C·R·Mills)和安妮塔，梅里斯(A·T·Mills)夫妇在山东登州剛山东省蓬莱县)创建了第一所聋人学校“启瘖学馆”。梅里斯夫人担任教师，经费由她的朋友和美国长老会提供，后获美国罗彻斯聋校的资助。开学初仅收到一名木匠的聋儿，后逐渐增加到14人。男女生兼收。学校编写了聋人最早专用课本《启瘖(哑)初阶》，使用了手指字母，开始了试教又盲又聋的女孩。该校1898迁往烟台，不仅在全国招生，还举办师范班，培育聋哑教育师资，曾有上海、北平(今北京)、武汉、成都、香港、九龙等地的学员来此学习，为我国聋哑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烟台启瘖学校的工作“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此后中国各地创办了12所类似的学校”。
此后，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或者教会、慈善组织在我国武汉、上海、广州、台南等地开办了一些以慈善事业面目出现的特殊学校。教会在华设办的规模较大的残障教育机构是广州明心瞽目学校。1889年，教会博济医院的美籍女教士马西收养盲女4人，送医院附设的女塾读书，后人数续增，乃于1892年在广州仁济街租房设瞽目女塾，聘巴陵会会(Rerliner Misdonary So-ciety)育婴院的盲女出任教员。1912年得到广州市教育局批准注册，并拨经费资助，后陆续分出成年男性、男童、女童三部。
另外，在台湾也出现了类似机构。1891年，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2 fian Mission)传教士甘雨霖(william Gambel)在台南创立训瞽堂，为台湾盲教的起步。学堂最初只收盲人，1915年增设哑生部，将聋、盲、哑教育合校，为更多类别的残障人开辟了智慧之门。1911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盲童学校，随后又在汉口创办了一所，影响极大。
相比之下，教会兴办特殊学校比我国私人和政府办特殊教育学校要早很多。到1912年，实业家张謇才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以培养特殊师资，1916年，创办了南通盲哑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特殊学校之一。1927年10月在南京设立的市立盲哑学校是当时唯一的国立特殊学校，解放前夕，全国仅有盲哑学校40多所，学生2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属于宗教或慈善性质的机构。
二、教会兴办特殊教育的背景
教会的传教士选择到中国办特殊学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传教士认为教育可以帮助基督教征服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但是由于基督教否定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宣扬所谓上帝福音，因此遭到广大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使得初期的传教工作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到1853年西方在华各教会组织总共才接纳了大约350名中国教徒。面对这种情况，传教士们开始注意在中国兴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以便向信徒灌输基督精神，建立一种配合基督福音传播的社会文化建制，为基督福音的传播做好人才预备工作。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认为“基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它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教育作为媒介，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的传教努力是最为劳而无功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办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教会就会更英明，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中国”。为了论证教会兴办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第二，教育对于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第四，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第五，教育在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促进教会反对内部迷信思想的侵蚀以及抵抗外来训练有素的人所发起的怀疑主义的进攻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传教士在兴学过程中发现教育活动既可以有效地消除人们的敌意。又可以争取众多的异教男女童皈依上帝，并进而影响学生的家长，达到扩散福音的目的。而为残疾人提供教育机会。更显出了慈善、博爱的一面，更容易麻痹群众，吸引国人人教。因此。特殊学校应运而生。
其次，一些不平等条约为教会学校的兴办打开了方便之 门。鸦片战争以来，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宫毫不得虐待禁阻。”《中美条约》续约第七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起办理。”帝国主义侵略者借助这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教育权。文化侵略的重中之重在于教育侵略，创办各类教会学校是其教育侵略的主要手段。他们以传教为幌子，大肆进行侵略掠夺，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当时西方教育已相当发达，教会学校就把西方模式搬抄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系统学制，从育婴堂、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教育；有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函授教育和女子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初步规定了学校性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彼此的关系。各类教会学校一律不受中国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学校工作全由教会操纵，课程的设置、立案以及学位的授予概由洋人定夺。特殊学校也是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类型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教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特殊学校就水到渠成。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传播教义以外的办学目的。他们也可能出于真正为慈爱之心和为人类造福的愿望。有的传教士的家人或亲戚中就有残疾人，如梅里斯夫妇，这对于他们创办特殊学校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教会特殊教育的特点
作为教会学校的一种类型，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也体现了教会学校的一般特点。例如：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宣扬西方文明，崇尚所谓欧美的文明生活方式；把宗教教育内容列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圣经、早祷会、主日大礼拜等等，都属必修课。宗教气氛浓厚；以每年学生加入教会和每届毕业生从事教会工作的人数多寡为办学好与差的标准；重视英语教学；校长均为由教会委任的传教士，向教会直接负责；重要教职员，如教务长、会计主任、系主任等也都由传教士充任；由教会替代掌握和审定办学方针、策划经费、任免校长和西籍教职员等重大事项C0。同时，它们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首先，教会的特殊教育具有更强烈的宗教功能。宗教课程在教会的特殊教育的课程中占了很大比重。容闳在回忆他所授读的澳门女塾的盲童时称：“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说明宗教类的书籍与课程可能是当时盲教育的唯一内容。1922年，新教教会向中国的盲教育工作者及学生开列了它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教材清单，包括：《初学课本》、《天路指南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行传》、《罗马人书》至《哥林多人书》、《加拉大人书》至《希伯来书》、《雅各书》至《启示录》、《诗篇》、《旧约历史》、《圣诗二百首》。些教材差不多都是取材于《圣经》和宗教典籍，而世俗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内容基本没有，反映出教会学校对非宗教类课程的漠视。
其二，教会的特殊教育重视职业技能训练，例如，启明瞽目院的特教班是专学劳动技能，男生部学纺织(织布、织毛巾、织袜等)、编藤木器、制鞋等，女生为织布、纺毛、绒工等。广州明心瞽目学校的学生兼习皮毛、竹编、纺织等制作。启瘠学馆要求学生掌握缝纫、编织、木工、烹饪等谋生技能。这些职业技能训练，切合特殊学校学生的实际，为他们以后的谋生和就业奠定了基础。广州明心瞽目学校1919年的报告中介绍到：“学生离校以后参加了若干种职业。男女青年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在医院里做很好的工作一其他毕业生在两个省份里的盲人学校中任教。有几个毕业生曾经在普通学校里当助理，教音乐课。他们也曾充当新来的宣教师的华语教师。许多人在乡村地方当女布道员。”据不完全统计，1908年至1934年间，该校共毕业学生114人，其中任小学教员的8人，盲校教员16人，医务工作者2人，手工艺者23人，传教士16人。在那个年代，残疾人能达到这样的就业率已经是很高了。
其三，教会特殊教育的条件简陋，经费紧张。瞽叟通文馆最初是借教会的房屋开办，广州明心瞽目学校因经费缘故，学校实行亦工亦读。但是，与普通教会学校相比，在特殊学校里，传教士们利用学生为学校增加经费来源或提高办学效益就显得比较困难。烟台启瘖学馆就曾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因此，20世纪30年代烟台启痦学校的章程规定：每个学生每年要交30元学费、40元膳费，如假期不回家，还需加收10元。所有费用在秋季开学时一次性付清。家中贫寒的，由学校查明后方可酌情减免叫。这说明，受经费的限制，某些机构在逐步完善的同时，慈善色彩也有所淡化。
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进行了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盲校就读生总共只有784人，即便加上遗漏的学生，也只有千人左右。有七个省份还没有盲人学校。有几个省份的学校规模很小，设备很差。例如有八个学校，平均每校只有七个学生。各校缺乏统一学制，短则!年，长则11年，有的索性没有明确年限。学校经费也处在经常性的困窘中，即或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的校舍设备也不能适应需要。相对于正常人来说，残障学校所要求具备的宽敞校舍、教室和运动场等远更重要。但是，所调查的29所学校中，只有上海盲童、福建灵光、广州明心、沈阳女子习艺四所学校有一些简单的体育用具。
其四，教会的特殊教育中，宗教教育收效甚微，据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的调查，在读学生中的教徒人数269人，仅占三分之一稍强，说明教会特殊教育机构不纯面向教徒；同时证明，尽管教会在这些学校施行特大比重的宗教教育，但收效有限。由于对教会学校的评价是以每年学生加入教会和每届毕业生从事教会工作的人数多寡为办学好与差的标准，特殊教育学校的宗教教育不得力可能也成为了他们得不到教会强大的经济支持的重要原因。使他们不能像普通教会学校一样免去经费的后顾之忧。
其五，中国人在教会的特殊教育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据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的调查，在87名教师中，外籍教师只有10人。由于当时教会对特殊教育的支持不足，大部分学校使用着中国捐款，有几所学校干脆就是中国教徒自行创办的。
其六，教会特殊教育的发展与教会在华势力的地区扩张也呈一致趋向。愈是教会势力昌盛的地区，其特殊教育的机构也就愈多，如广东、福建、湖北等地。20世纪20年代后，教会特殊教育出现了是中国化趋势。绝大部分的教会残障学校都向中国当局注册。相当部分的学校交由中国人办理，使教会特殊教育发生某些质变。再是教会特殊教育更为普及，尤其是在一些边远省区获得奠基性发展，如云南省，1922年出现了由内地会系统创办的第一所残障入学校——滇光振聩瞽目学校。其他地方情况也类似。
其七，中国的特殊教育起步较晚，但从专业角度看，其发展路数与欧美趋同，欧美残障教育是首先从视觉和听觉障碍开 始。中国的特殊教育的教学对象先从视听障碍者开始，逐步扩展到智能不足、行为异常、肢障等类别。至于对资赋优异者开展的另类特殊教育，因与教会救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性质相去较远，所以没有开展。
四、教会特殊教育的意义
我们评价教会学校，要将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相区别，要将单个学校同整个教会教育体系相区别，要将传教士个人同整个教会相区别。只有将这一切区别看待，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残障人教育是一种对从事者回报很少甚至没有回报，却对社会和人类有大回报的事业。尽管传教士们从事于此与借机扩张教势不无关系，但其作为的结果是值得正面评价的。总的说来，教会办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
首先，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先河。对残疾人进行教育，不仅对他们本人，而且对其家庭、后代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作用，并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封建社会的中国，剥夺了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自教会创办特殊学校开始，残疾儿童才有机会到专门的学校接受适合于他们的正规教育。传教士将特殊教育传人中国，致力于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将残疾人与健全人一视同仁，使之由所谓的无用之人变为有用之人。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一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和神学院教育。通过他们直接引进西方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引进近代中国，介入中国的教育变革，引入的布莱尔盲文和改创了中国手指语等，直接推动了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使中国的特殊教育很快与世界接轨。教会向中国的残障人首开教育大门，其创始性的范式意义当不可低估，堪称近代中国残障教育的先导与示范。
第二，特殊教育教会学校作为教会学校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完善。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体系的革新。从内容到形式，中国人最先认识西方特殊教育，多数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教会学校成为一个形象鲜明的教具展现在人们面前，供教育者全方位的观摩、参考。而且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建国后的特殊学校的参考材料之一。
第三、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为女性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此外，教会兴办的特殊学校，也招收女童，冲破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禁区，为中国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学习新学问、接受新事物。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的调查中，在册生784人，其中女生498人。正是这些教会学校开创了中国女子入学受教育之先河，促使中国社会从此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并使之得到发展。
无可否认，教会创办特殊学校的初衷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包含着文化侵略和“知识殖民”的本质。教育侵略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中之重，兴办教会学校实际上就是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但是，特殊学校的创立，似乎又与其他教会学校有所不同。无论从现象还是结果来看，他们建立特殊学校似乎都没有体现出“造就知识干部”的目的。在看到他们的教育侵略本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教会特殊教育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中的开创性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关键词 教会 特殊教育 教会学校
一、我国教育特殊教育的发展
我国历来素有善待老弱病残者的传统，关注残疾人的生产和生活。早在《礼记·礼运》中就有“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记载。但是，尽管有个别残疾人进入书院或参加科举考试，至今尚未发现古代有关专门为残疾人办学的相关史料。自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开明人士和先进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注意到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特殊教育情况和设想在中国办特殊学校。1859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歼在太平天国后期建国纲领《资政新篇》中第一次提出：“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可惜，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这一纲领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在兴办了中国最早的特殊教育学校。
1835年9月30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妇在印度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赞助下，设澳门女塾(附带招收男生)这是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具近代范式的学校。有盲女在其中附读。1839年，郭夫人因中英关系紧张被迫带领三个盲女离澳，女塾停办。曾在此塾就读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对此事有记载。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教会在华授教盲人的最早记录，反映了新教在华办学之初，就已经向残障人群打开了教育大门。但是，澳门女塾不是专门盲校，盲女在其中也只是附读。
1874年，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借用长老会房屋，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特殊学校“瞽叟通文馆”，即现在的北京盲人学校。1891年，英国女教士弋登库明在伦敦代募基金，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按年拨款，补助学校经费。该校招收社会盲童学习文化和劳动技能，教以读书、音乐，传播宗教。1920年成立董事会，在北京西郊八里庄购地80余亩，建房150余间，迁校后改名为启明瞽目院。学校由董事会领导，下设院长一人，主管院务。有总务、文书、教育、工业各部门，有专人分管。教学分小学和特教二部。为进行教学和使学生阅读《圣经》，创办人引入了布莱尔盲文。并与中国人一起创造了康熙盲文。后来又使用了协和国音盲字和音乐五线谱。1954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1887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查理，梅里斯(C·R·Mills)和安妮塔，梅里斯(A·T·Mills)夫妇在山东登州剛山东省蓬莱县)创建了第一所聋人学校“启瘖学馆”。梅里斯夫人担任教师，经费由她的朋友和美国长老会提供，后获美国罗彻斯聋校的资助。开学初仅收到一名木匠的聋儿，后逐渐增加到14人。男女生兼收。学校编写了聋人最早专用课本《启瘖(哑)初阶》，使用了手指字母，开始了试教又盲又聋的女孩。该校1898迁往烟台，不仅在全国招生，还举办师范班，培育聋哑教育师资，曾有上海、北平(今北京)、武汉、成都、香港、九龙等地的学员来此学习，为我国聋哑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烟台启瘖学校的工作“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此后中国各地创办了12所类似的学校”。
此后，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或者教会、慈善组织在我国武汉、上海、广州、台南等地开办了一些以慈善事业面目出现的特殊学校。教会在华设办的规模较大的残障教育机构是广州明心瞽目学校。1889年，教会博济医院的美籍女教士马西收养盲女4人，送医院附设的女塾读书，后人数续增，乃于1892年在广州仁济街租房设瞽目女塾，聘巴陵会会(Rerliner Misdonary So-ciety)育婴院的盲女出任教员。1912年得到广州市教育局批准注册，并拨经费资助，后陆续分出成年男性、男童、女童三部。
另外，在台湾也出现了类似机构。1891年，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2 fian Mission)传教士甘雨霖(william Gambel)在台南创立训瞽堂，为台湾盲教的起步。学堂最初只收盲人，1915年增设哑生部，将聋、盲、哑教育合校，为更多类别的残障人开辟了智慧之门。1911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盲童学校，随后又在汉口创办了一所，影响极大。
相比之下，教会兴办特殊学校比我国私人和政府办特殊教育学校要早很多。到1912年，实业家张謇才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以培养特殊师资，1916年，创办了南通盲哑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特殊学校之一。1927年10月在南京设立的市立盲哑学校是当时唯一的国立特殊学校，解放前夕，全国仅有盲哑学校40多所，学生2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属于宗教或慈善性质的机构。
二、教会兴办特殊教育的背景
教会的传教士选择到中国办特殊学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传教士认为教育可以帮助基督教征服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但是由于基督教否定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宣扬所谓上帝福音，因此遭到广大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使得初期的传教工作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到1853年西方在华各教会组织总共才接纳了大约350名中国教徒。面对这种情况，传教士们开始注意在中国兴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以便向信徒灌输基督精神，建立一种配合基督福音传播的社会文化建制，为基督福音的传播做好人才预备工作。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认为“基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它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教育作为媒介，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的传教努力是最为劳而无功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办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教会就会更英明，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中国”。为了论证教会兴办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第二，教育对于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第四，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第五，教育在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促进教会反对内部迷信思想的侵蚀以及抵抗外来训练有素的人所发起的怀疑主义的进攻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传教士在兴学过程中发现教育活动既可以有效地消除人们的敌意。又可以争取众多的异教男女童皈依上帝，并进而影响学生的家长，达到扩散福音的目的。而为残疾人提供教育机会。更显出了慈善、博爱的一面，更容易麻痹群众，吸引国人人教。因此。特殊学校应运而生。
其次，一些不平等条约为教会学校的兴办打开了方便之 门。鸦片战争以来，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宫毫不得虐待禁阻。”《中美条约》续约第七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起办理。”帝国主义侵略者借助这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教育权。文化侵略的重中之重在于教育侵略，创办各类教会学校是其教育侵略的主要手段。他们以传教为幌子，大肆进行侵略掠夺，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当时西方教育已相当发达，教会学校就把西方模式搬抄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系统学制，从育婴堂、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教育；有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函授教育和女子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初步规定了学校性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彼此的关系。各类教会学校一律不受中国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学校工作全由教会操纵，课程的设置、立案以及学位的授予概由洋人定夺。特殊学校也是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类型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教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特殊学校就水到渠成。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传播教义以外的办学目的。他们也可能出于真正为慈爱之心和为人类造福的愿望。有的传教士的家人或亲戚中就有残疾人，如梅里斯夫妇，这对于他们创办特殊学校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教会特殊教育的特点
作为教会学校的一种类型，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也体现了教会学校的一般特点。例如：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宣扬西方文明，崇尚所谓欧美的文明生活方式；把宗教教育内容列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圣经、早祷会、主日大礼拜等等，都属必修课。宗教气氛浓厚；以每年学生加入教会和每届毕业生从事教会工作的人数多寡为办学好与差的标准；重视英语教学；校长均为由教会委任的传教士，向教会直接负责；重要教职员，如教务长、会计主任、系主任等也都由传教士充任；由教会替代掌握和审定办学方针、策划经费、任免校长和西籍教职员等重大事项C0。同时，它们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首先，教会的特殊教育具有更强烈的宗教功能。宗教课程在教会的特殊教育的课程中占了很大比重。容闳在回忆他所授读的澳门女塾的盲童时称：“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说明宗教类的书籍与课程可能是当时盲教育的唯一内容。1922年，新教教会向中国的盲教育工作者及学生开列了它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教材清单，包括：《初学课本》、《天路指南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行传》、《罗马人书》至《哥林多人书》、《加拉大人书》至《希伯来书》、《雅各书》至《启示录》、《诗篇》、《旧约历史》、《圣诗二百首》。些教材差不多都是取材于《圣经》和宗教典籍，而世俗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内容基本没有，反映出教会学校对非宗教类课程的漠视。
其二，教会的特殊教育重视职业技能训练，例如，启明瞽目院的特教班是专学劳动技能，男生部学纺织(织布、织毛巾、织袜等)、编藤木器、制鞋等，女生为织布、纺毛、绒工等。广州明心瞽目学校的学生兼习皮毛、竹编、纺织等制作。启瘠学馆要求学生掌握缝纫、编织、木工、烹饪等谋生技能。这些职业技能训练，切合特殊学校学生的实际，为他们以后的谋生和就业奠定了基础。广州明心瞽目学校1919年的报告中介绍到：“学生离校以后参加了若干种职业。男女青年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在医院里做很好的工作一其他毕业生在两个省份里的盲人学校中任教。有几个毕业生曾经在普通学校里当助理，教音乐课。他们也曾充当新来的宣教师的华语教师。许多人在乡村地方当女布道员。”据不完全统计，1908年至1934年间，该校共毕业学生114人，其中任小学教员的8人，盲校教员16人，医务工作者2人，手工艺者23人，传教士16人。在那个年代，残疾人能达到这样的就业率已经是很高了。
其三，教会特殊教育的条件简陋，经费紧张。瞽叟通文馆最初是借教会的房屋开办，广州明心瞽目学校因经费缘故，学校实行亦工亦读。但是，与普通教会学校相比，在特殊学校里，传教士们利用学生为学校增加经费来源或提高办学效益就显得比较困难。烟台启瘖学馆就曾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因此，20世纪30年代烟台启痦学校的章程规定：每个学生每年要交30元学费、40元膳费，如假期不回家，还需加收10元。所有费用在秋季开学时一次性付清。家中贫寒的，由学校查明后方可酌情减免叫。这说明，受经费的限制，某些机构在逐步完善的同时，慈善色彩也有所淡化。
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进行了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盲校就读生总共只有784人，即便加上遗漏的学生，也只有千人左右。有七个省份还没有盲人学校。有几个省份的学校规模很小，设备很差。例如有八个学校，平均每校只有七个学生。各校缺乏统一学制，短则!年，长则11年，有的索性没有明确年限。学校经费也处在经常性的困窘中，即或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的校舍设备也不能适应需要。相对于正常人来说，残障学校所要求具备的宽敞校舍、教室和运动场等远更重要。但是，所调查的29所学校中，只有上海盲童、福建灵光、广州明心、沈阳女子习艺四所学校有一些简单的体育用具。
其四，教会的特殊教育中，宗教教育收效甚微，据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的调查，在读学生中的教徒人数269人，仅占三分之一稍强，说明教会特殊教育机构不纯面向教徒；同时证明，尽管教会在这些学校施行特大比重的宗教教育，但收效有限。由于对教会学校的评价是以每年学生加入教会和每届毕业生从事教会工作的人数多寡为办学好与差的标准，特殊教育学校的宗教教育不得力可能也成为了他们得不到教会强大的经济支持的重要原因。使他们不能像普通教会学校一样免去经费的后顾之忧。
其五，中国人在教会的特殊教育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据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年对当时教会兴办的盲校的调查，在87名教师中，外籍教师只有10人。由于当时教会对特殊教育的支持不足，大部分学校使用着中国捐款，有几所学校干脆就是中国教徒自行创办的。
其六，教会特殊教育的发展与教会在华势力的地区扩张也呈一致趋向。愈是教会势力昌盛的地区，其特殊教育的机构也就愈多，如广东、福建、湖北等地。20世纪20年代后，教会特殊教育出现了是中国化趋势。绝大部分的教会残障学校都向中国当局注册。相当部分的学校交由中国人办理，使教会特殊教育发生某些质变。再是教会特殊教育更为普及，尤其是在一些边远省区获得奠基性发展，如云南省，1922年出现了由内地会系统创办的第一所残障入学校——滇光振聩瞽目学校。其他地方情况也类似。
其七，中国的特殊教育起步较晚，但从专业角度看，其发展路数与欧美趋同，欧美残障教育是首先从视觉和听觉障碍开 始。中国的特殊教育的教学对象先从视听障碍者开始，逐步扩展到智能不足、行为异常、肢障等类别。至于对资赋优异者开展的另类特殊教育，因与教会救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性质相去较远，所以没有开展。
四、教会特殊教育的意义
我们评价教会学校，要将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相区别，要将单个学校同整个教会教育体系相区别，要将传教士个人同整个教会相区别。只有将这一切区别看待，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残障人教育是一种对从事者回报很少甚至没有回报，却对社会和人类有大回报的事业。尽管传教士们从事于此与借机扩张教势不无关系，但其作为的结果是值得正面评价的。总的说来，教会办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
首先，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先河。对残疾人进行教育，不仅对他们本人，而且对其家庭、后代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作用，并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封建社会的中国，剥夺了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自教会创办特殊学校开始，残疾儿童才有机会到专门的学校接受适合于他们的正规教育。传教士将特殊教育传人中国，致力于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将残疾人与健全人一视同仁，使之由所谓的无用之人变为有用之人。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一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和神学院教育。通过他们直接引进西方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体制引进近代中国，介入中国的教育变革，引入的布莱尔盲文和改创了中国手指语等，直接推动了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使中国的特殊教育很快与世界接轨。教会向中国的残障人首开教育大门，其创始性的范式意义当不可低估，堪称近代中国残障教育的先导与示范。
第二，特殊教育教会学校作为教会学校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完善。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体系的革新。从内容到形式，中国人最先认识西方特殊教育，多数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教会学校成为一个形象鲜明的教具展现在人们面前，供教育者全方位的观摩、参考。而且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建国后的特殊学校的参考材料之一。
第三、特殊教育的教会学校为女性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此外，教会兴办的特殊学校，也招收女童，冲破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禁区，为中国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学习新学问、接受新事物。中华续行委办会1920的调查中，在册生784人，其中女生498人。正是这些教会学校开创了中国女子入学受教育之先河，促使中国社会从此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并使之得到发展。
无可否认，教会创办特殊学校的初衷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包含着文化侵略和“知识殖民”的本质。教育侵略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中之重，兴办教会学校实际上就是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但是，特殊学校的创立，似乎又与其他教会学校有所不同。无论从现象还是结果来看，他们建立特殊学校似乎都没有体现出“造就知识干部”的目的。在看到他们的教育侵略本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教会特殊教育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中的开创性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