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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三国都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共同利益、一般利益。在三国各自的杨心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中美日相互尊重，互不伤害；在三国的共同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彼此合作，互不拆台。
美、中、日三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排名前三强的国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总体状况和演变态势，—直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自2010年初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达赖访美、“天安舰”事件、美日同盟强化、黄海军演、“钓鱼岛撞船”事件等一系列风波而变数陡增。那么，盘点2010年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和捕捉到哪些“变”与“不变”的讯息呢?
遏制与反遏制：“不等边的三角关累’
美日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对于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冷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1对2”的状态中，总体上保持了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日本的对华“挫折感”会进一步加剧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等边性”。
之所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是因为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歷史表明，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方式及程度，取决于不同时期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的对外影响能力与意志、中日两国对美国的态度这三方面因素的复杂交错。美国的东亚战略以防止中日任何一国成为挑战美国地位的强劲对手为重要目标，对中日两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现阶段，这一策略表现为通过强化美日同盟而达到“拉住日本”、“抑制中国”的双重目的。美国的这一策略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奏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基于对美国影响的认同而都采取了“优先重视美国”的政策，即都把对美关系置于优先于相互关系的地位。但中日两国的对美姿态存在着显著差异：日本与美国保持着“美主日从’的非对称性同盟关系，坚持执行追随美国的政策；中国则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其重视美国的政策立足于“反霸”原则的基础之上。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格局中，美国在总体上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美国通过强化对华关系和对日关系而对中日两国分别施加影响，中日两国则都试图通过强化对美关系来提升在同对方博弈中的相对地位，而双方通过加强相互关系来增强对美交涉能力的愿望和余地则相对较小。虽然美日关系绝非“铁板一块”，但是就遏制和防范中国崛起而言，美日同盟关系的基调从来没有改变；虽然中美、中日关系每每“跃上历史新高”，但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外交中反遏制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息。
应对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洲”
在当前形势下’中美日三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权势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日三方都对各自的亚太地区战略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看，随着“重返亚洲”战略的高调实施，美国对华防范的战略取向进一步加强。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既要避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同时也要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不允许任何势力驱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在非常时刻应对中美冲突的必要准备，除进一步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外，还要加强与中国其他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
从日本方面来看，伴随着冷战后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政坛的保守化趋向日益明显。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鸠山内阁执行的是一条“自由主义 理想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一路线由于没能使日本摆脱严重的内政外交困境而宣告失败。此后，民主党的政策迅速趋于保守。把中国看成经济上可以合作的伙伴，但在军事和安全上则是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是日本保守派政权对中国的基本定位。总体而言，与自民党自上而下的外交决策机制相比，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不足的新保守主义政党，民主党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而稳定的对华政策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中美之间的合作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但中美关系又绕不开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海权问题、经贸纠纷等关乎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问题，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必将呈现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但是，中国没有必要去主动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展开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中国应该继续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在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加强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互动，积极影响和规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三边均衡有赖于中日关系提升
在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虽然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但中日关系的改善与提升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2006)曾经陷入谷底。小泉之后的历任日本首相都不同程度地对小泉时期的对华政策作出了反思与调整，使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两国能否摆脱“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的阴影?中国如何评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趋势?日本如何应对2l世纪中国崛起的现实?这些都是需要中日双方郑重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经指出：“在现阶段，日本还会跟美国走；而到了下一阶段，日本就会转向中国”。当然，现在就预言日本必然转向中国还为时过早，但日本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采取一种“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政策则已日益明显。这种“中间路线”不是绝对的“取中”，而是在不同情境下、不同领导人时期，采取不同的态度——抑或靠近美国，抑或靠近中国——但无论其具体政策如何变化，“中间路线”无疑将成为日本未来主要的政策选择。
但是，中日伙伴关系的建立毕竟还存在着诸多掣肘因素。首先，中日作为两个近邻大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天然的”竞争性。如今这一竞争越来越围绕海洋权益和航道安全问题而展开。其次，中日两国都把在本国周边地区营造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视为本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实表明，中日两国在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已相当之深。再次，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一方面为两国加强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方面也会导致两国在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进而使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纠结。尽管如此，对于东亚地区的共同责任使中日两国不得不认真思考建立伙伴关系的问题。对于中日伙伴关系而言，共同利益和长期友好可以相辅相成。中日双方应共同防止过度竞争对双边关系造成破坏l生影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积极发展能够长期和平共处的战略关系，增进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加强对外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保持一个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政治氛围，避免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之中。
当前，“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综观历史。没有一个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应当也有能力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美日三国都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共同利益、一般利益。在三国各自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中美日相互尊重，互不伤害；在三国的共同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彼此合作，互不拆台；在三国的一般利益问题上，应力争谋求最大公约数，照顾彼此关切，互不对抗。一个均衡、开放、共赢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不仅对于中美日三国都有利，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中、日三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排名前三强的国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总体状况和演变态势，—直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自2010年初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达赖访美、“天安舰”事件、美日同盟强化、黄海军演、“钓鱼岛撞船”事件等一系列风波而变数陡增。那么，盘点2010年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和捕捉到哪些“变”与“不变”的讯息呢?
遏制与反遏制：“不等边的三角关累’
美日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对于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冷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1对2”的状态中，总体上保持了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日本的对华“挫折感”会进一步加剧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等边性”。
之所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是因为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歷史表明，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方式及程度，取决于不同时期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的对外影响能力与意志、中日两国对美国的态度这三方面因素的复杂交错。美国的东亚战略以防止中日任何一国成为挑战美国地位的强劲对手为重要目标，对中日两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现阶段，这一策略表现为通过强化美日同盟而达到“拉住日本”、“抑制中国”的双重目的。美国的这一策略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奏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基于对美国影响的认同而都采取了“优先重视美国”的政策，即都把对美关系置于优先于相互关系的地位。但中日两国的对美姿态存在着显著差异：日本与美国保持着“美主日从’的非对称性同盟关系，坚持执行追随美国的政策；中国则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其重视美国的政策立足于“反霸”原则的基础之上。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格局中，美国在总体上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美国通过强化对华关系和对日关系而对中日两国分别施加影响，中日两国则都试图通过强化对美关系来提升在同对方博弈中的相对地位，而双方通过加强相互关系来增强对美交涉能力的愿望和余地则相对较小。虽然美日关系绝非“铁板一块”，但是就遏制和防范中国崛起而言，美日同盟关系的基调从来没有改变；虽然中美、中日关系每每“跃上历史新高”，但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外交中反遏制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息。
应对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洲”
在当前形势下’中美日三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权势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日三方都对各自的亚太地区战略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看，随着“重返亚洲”战略的高调实施，美国对华防范的战略取向进一步加强。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既要避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同时也要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不允许任何势力驱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在非常时刻应对中美冲突的必要准备，除进一步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外，还要加强与中国其他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
从日本方面来看，伴随着冷战后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政坛的保守化趋向日益明显。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鸠山内阁执行的是一条“自由主义 理想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一路线由于没能使日本摆脱严重的内政外交困境而宣告失败。此后，民主党的政策迅速趋于保守。把中国看成经济上可以合作的伙伴，但在军事和安全上则是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是日本保守派政权对中国的基本定位。总体而言，与自民党自上而下的外交决策机制相比，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不足的新保守主义政党，民主党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而稳定的对华政策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中美之间的合作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但中美关系又绕不开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海权问题、经贸纠纷等关乎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问题，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必将呈现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但是，中国没有必要去主动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展开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中国应该继续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在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加强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互动，积极影响和规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三边均衡有赖于中日关系提升
在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虽然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但中日关系的改善与提升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2006)曾经陷入谷底。小泉之后的历任日本首相都不同程度地对小泉时期的对华政策作出了反思与调整，使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两国能否摆脱“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的阴影?中国如何评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趋势?日本如何应对2l世纪中国崛起的现实?这些都是需要中日双方郑重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经指出：“在现阶段，日本还会跟美国走；而到了下一阶段，日本就会转向中国”。当然，现在就预言日本必然转向中国还为时过早，但日本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采取一种“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政策则已日益明显。这种“中间路线”不是绝对的“取中”，而是在不同情境下、不同领导人时期，采取不同的态度——抑或靠近美国，抑或靠近中国——但无论其具体政策如何变化，“中间路线”无疑将成为日本未来主要的政策选择。
但是，中日伙伴关系的建立毕竟还存在着诸多掣肘因素。首先，中日作为两个近邻大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天然的”竞争性。如今这一竞争越来越围绕海洋权益和航道安全问题而展开。其次，中日两国都把在本国周边地区营造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视为本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实表明，中日两国在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已相当之深。再次，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一方面为两国加强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方面也会导致两国在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进而使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纠结。尽管如此，对于东亚地区的共同责任使中日两国不得不认真思考建立伙伴关系的问题。对于中日伙伴关系而言，共同利益和长期友好可以相辅相成。中日双方应共同防止过度竞争对双边关系造成破坏l生影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积极发展能够长期和平共处的战略关系，增进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加强对外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保持一个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政治氛围，避免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之中。
当前，“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综观历史。没有一个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应当也有能力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美日三国都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共同利益、一般利益。在三国各自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中美日相互尊重，互不伤害；在三国的共同利益问题上，应该倡导彼此合作，互不拆台；在三国的一般利益问题上，应力争谋求最大公约数，照顾彼此关切，互不对抗。一个均衡、开放、共赢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不仅对于中美日三国都有利，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也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