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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个人体会来看,过去我们讲企业经营与管理,较多地重视并研究了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的目标市场战略、企业的人才战略,但对企业的环境战略讲得不够,认识的高度也不够。而前不久的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有的企业来说,甚至是致命的。
从前期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来看,也与企业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密切相关。如同样受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影响,不同企业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如有的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不能“自拔”,有的企业面对金融危机却能“从容应对”,甚至当作一种“机遇”;又如同处金融危机肆虐的“风口浪尖”企业,有的企业对经营困境悲观承受、责任归咎于金融危机“一推了之”,使企业陷入极被动的地位,而有的企业却能主动应对、及早防御、积极转化,使企业“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从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程度与后果来看,其影响程度与其带来的不同后果,不仅与企业所处行业、规模、产品性质相关,而且与企业对环境变化早期的先知先觉意识、中期的有效防御意识、后期的积极转化意识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企业的环境应变能力密切相关。
二、企业环境战略的含义与特征
企业环境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必须依赖的外部条件。从理论上说,企业环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但从前期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看,主要影响表现为: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资金紧张,融资难;生产产品积压,现金流问题严重。可见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被“卡”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因此所谓企业环境战略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上述相关联的经济环境及其变化表现出一种辨证思维、超前反应、能攻善守、化危为机的总体思想与应对规划。
企业的环境战略具有总体性或观念性、防御性、预见性特征。第一,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始终树立的总体性或观念性战略。企业搞一项投资、做一个项目,首先就是咨询。所谓咨询就主要包括做投资或项目环境分析与研究,形成投资或项目的环境机会与威胁报告以及应采取的战略与策略。研究表明,著名的跨国大公司在任何一个国家做投资做项目首要的就是做该国的投资环境机会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如正是把环境作为企业行为的首要战略目标来研究,香港、美国都把国际工程项目运作程序仅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机会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实施阶段。这表明他们对环境与机会、环境与风险的研究予以多么重视,是作为一种观念性意识在强化。第二,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付复杂环境变化的一种防御性战略。它要求企业干部与职工树立高度的防御意识,在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之前早作准备、之中积极应对。第三,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对不利环境早预见、对有利环境早准备抓先机的“预环境”经营战略。这既是企业环境战略的特点,也是制定与实施企业环境战略的要求。这一特点就是要求企业做到对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環境早预见早准备;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与新一轮经济高涨早预测、要行动不能坐等。
三、企业环境战略观念强化的必要性
企业需要树立环境战略意识、强化环境战略观念,这是由危机的规律性、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特点决定的。
第一,危机的规律性或实质性。首先,金融危机是企业环境范畴的危机。金融危机直接表现的是银行部门或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转的危机,它包括支付(挤兑)危机、货币(贬值)危机、债务(外债)危机。然而对实体企业的影响却是间接的,或者说带有环境条件上的影响性。因此金融危机从实质上说是企业面临环境变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实企业要生存与发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正象人一样,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幸运”与“坎坷”,况且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哪有个不遇到风寒感冒的?企业经营中,有时可能处于“有利”环境,有时又可能处于“不利”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企业必须长期应对的两种环境“常态”,金融危机正是企业处于“不利环境”的典型表现形式。我们既要学会和类似前几年“有利”的环境打交道,又要学会和前期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打交道。因此必须要有成熟的环境战略。同时,金融危机是“欺软怕硬”的危机。如果把金融危机比作一只苍蝇,它是专叮有缝或破损的蛋。如果一个企业肌体强壮、免疫力强,或是象我调查的那些企业一样,能实施未雨绸缪,提前应对;面对时艰,练好“内功”;化危为机,再次腾飞的全过程、全方位环境战略,金融危机就只能是“路过”,而不会侵入“家门”。这正是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重要原因所在。
第二,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必然要受经济周期性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周期表现为一个过程,运动轨迹呈现出阶段性,因此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企业的景气度是不同的,这是企业的大环境。其次,企业所处行业也具有周期性,如果一个企业处于朝阳行业,往往光明一片,就会感到规模不大,钱不够用。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夕阳行业,总感到市场已饱和,需求在下降,就会感到规模太大,钱花不出去。再次,受经济周期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的感应是不同的,企业需要随经济周期变化对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可能带来的外部环境影响实施应变性管理。最后,经济周期性的矛盾往往与各种危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搅和在一起。一般来说,如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如果处于经济周期“顶部”,表现出如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需求创造不出来、对外依存度极高等经济周期的“顶部”特征,遇到突发的金融危机,破坏性更大,解决起来更难。也正是因所处经济周期阶段不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正是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经济周期性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因此,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就必须遵循经济周期规律,把握好企业经济上下的“幅度”或“界”,对企业一切经济行为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约束与管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在企业实际中,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产品、产值、市场等客体运动的,都有适应客观环境的一定之规。另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自身的决策、计划、与客体发生经济关系,表现出“主体”的运动轨迹。主要原因是:一是逐利性。从企业本性讲,哪个企业不想多赚钱?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容易逆环境而为或是在顺境中“忘乎所以”。二是独占性。企业一般对市场具有天然的独占心态,市场只有一个,而窥视者千千万万个,竞争天生具有“排它”性、“独占性”。这种唯一的竞争取向使不少企业为了独占市场孤注一掷,在顺境中得到超常规发展,在不利环境下终于“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三是企业家人本性。如有的企业主要领导者在企业个人威信极高,胆子很大,摊子铺得大,融资成本天高,在金融危机下处于极被动境地。职工反映“这个人胆真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四、企业环境战略实施的战略要求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优秀企业在当时金融危机下适时制定与实施了自己的“经济冬考”战略。有些政府部门也提出了抵御经济危机、改善企业环境的“口号”与措施,这些战略、口号、措施虽各有所见,但归结起来是从金融危机环境的事前、事中、事后,且是针对企业所受危机环境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金融环境变化、市场环境变化提出的战略设想。把各种设想综合起来,且从总结经验与教训的角度,笔者认为,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应注意突出以下战略取向。
第一,培养企业决策者“辨证思维”的头脑。基于企业本性的逐利性、独占性及企业家的人本性分析,企业应付复杂环境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激情与理性相辅,关键在于培养企业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与企业行为过程中树立“辨证思维”的头脑。从当时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企业案例来说,平安的巨亏、东航的陷阱、房地产的泡沫、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在经济过热或经济顺境下实施“走向国际”、“套期保值”、“超额利润”、“全球规模第一”等企业经营战略的后果。就单线条思维而言,如竞争、机遇、利润、产能、国际化,这些在过热或有利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企业家胆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徒然的经济危机下,这些企业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考验,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这些企业的后果虽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或多或少暴露出了企业在竞争与防御、机遇与威胁、利润与风险、产能与档次、有利环境与不利环境等战略思维上存在的“弱点”。因此我认为,培养企业决策者“辩正思维”的战略头脑,是企业环境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
第二,实施“能攻善守”战略与策略。基于企业经营环境是复杂的、暂时的、变动的,且环境变化是永衡的、绝对的分析,这就要求企业经济行为无论在有利环境下还是在不利环境下都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并随环境变化提早预防、从容应对,与环境保持和谐状态,采取顺势而为的企业行为。因此,企业应对环境的变化不定性,必须实施“能攻善守”环境战略。如果说在当前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下实施“能攻善守”战略是顺势而为,那么在有利环境下能实施“能攻善守”战略却是有难能可贵的“先见之明”。某电工企业借国家电网分家、电力建设加快的有利环境,企业发展为一个大的集团。然而企业决策者根据行业经济周期规律与国家经济“太热”环境,较早意识并提出了可能下降或“变局”,在有利条件下就提出了带防御性的环境应对战略——“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从2006年开始就做了相关应对措施,如抢先一步采取了“向高端产品转型;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客户;抬高技术门槛;压缩应收款;搶先一步“融资”等应对措施,使企业安然无恙,企业负责人理直气壮反映“未受大的影响”。
第三,克服盲目蛮干,强化企业“限值”管理。任何企业及其所处行业都具有经济周期性特点,往往在景气度“顶峰”时会忘乎所以,在回落时会悔之当初。这种经济大戏仍在循环往复地重演。如去年所表现的煤碳、石化、有色金属企业分享行业盛宴时,所出现的大量在决策、投资、经营、管理、甚至分配上的超“限值”经济行为;而今年钢铁企业从顶峰回落,盲目投资已结苦果,化纤企业也深受产能增长过快之苦。恰恰都是当初盲目投资、产能失控铸定了今天的结局。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认为,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规律,防止“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迫切需要企业在所面临客观环境的复杂关系中把握自己的运动幅度,使自己在一定“限值”内稳定运动。因此,这里我提出强化企业限值管理问题。任何企业经济行为都有一定的运动轨迹,有自己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都有一个幅度或界。把企业经济活动纳入限值范围内,切实实施“值”的规约、防御、警告、制止等的管理行为,就是企业的限值管理。其管理运行要点是:第一,对企业经济活动周期及各个运动阶段即投入、营运、产出,在宏观上根据预测对其上限下限进行界定或规约;第二,对企业重要要素如产品、设备、资金等及企业重要经济指标如产值、利润等,根据上述上下限要求建立由单个值集合成的企业系统限值体系,在企业管理中根据标明的限值信息进行调控,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栏杆”设防;第三,当企业经济活动某个环节某个要素及指标出现“临界”或“越界”时,无论何种原因,也无论经办责任人有何许诺,都要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坚决制止。这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较有现实意义:一是使一切企业经济活动适度进行。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经济周期阶段,也无论环境如何有利、效益如何好、竞争力如何强,都要保留一个蓄量,有一个退的回旋余地;二是从根本上约束主体。既包括企业经济的决策者,也包括企业经济的执行者;三是明确值限管理的中心是值限或界,界是管理中的秩序规则,一旦某一经济行为临界或越界,无论何种原因都要坚决终止。从而避免企业错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四,寻求恶化环境下的各种保护。一是行政保护。即让上级主管部门与领导多了解企业的困难,主动建立与政府、行业协会与本企业的信息沟通网络,让政府及各部门对本企业的困难“心中有数“,以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因上下“一条龙”实施“帮扶”时处于有利地位。二是经济保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为了保增长、调结构、拉内需,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各级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惠经济政策,企业可在银行贷款、项目发展、技术改造、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支持。三是法律保护。在危机时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极易受到不法伤害,对于可能出现的加大企业困境的“断供、”“毁约”、“侵权”、“无理退货”等行为,企业要运用《公司法》、《经济法》、《合同法》及专利权、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等有关法规来保护自己,使企业安然度过经济“寒冬”。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
从我个人体会来看,过去我们讲企业经营与管理,较多地重视并研究了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的目标市场战略、企业的人才战略,但对企业的环境战略讲得不够,认识的高度也不够。而前不久的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有的企业来说,甚至是致命的。
从前期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来看,也与企业成熟的环境意识与战略密切相关。如同样受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影响,不同企业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如有的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不能“自拔”,有的企业面对金融危机却能“从容应对”,甚至当作一种“机遇”;又如同处金融危机肆虐的“风口浪尖”企业,有的企业对经营困境悲观承受、责任归咎于金融危机“一推了之”,使企业陷入极被动的地位,而有的企业却能主动应对、及早防御、积极转化,使企业“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从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程度与后果来看,其影响程度与其带来的不同后果,不仅与企业所处行业、规模、产品性质相关,而且与企业对环境变化早期的先知先觉意识、中期的有效防御意识、后期的积极转化意识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企业的环境应变能力密切相关。
二、企业环境战略的含义与特征
企业环境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必须依赖的外部条件。从理论上说,企业环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但从前期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看,主要影响表现为:产品价格下降,效益下滑;资金紧张,融资难;生产产品积压,现金流问题严重。可见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被“卡”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因此所谓企业环境战略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上述相关联的经济环境及其变化表现出一种辨证思维、超前反应、能攻善守、化危为机的总体思想与应对规划。
企业的环境战略具有总体性或观念性、防御性、预见性特征。第一,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始终树立的总体性或观念性战略。企业搞一项投资、做一个项目,首先就是咨询。所谓咨询就主要包括做投资或项目环境分析与研究,形成投资或项目的环境机会与威胁报告以及应采取的战略与策略。研究表明,著名的跨国大公司在任何一个国家做投资做项目首要的就是做该国的投资环境机会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如正是把环境作为企业行为的首要战略目标来研究,香港、美国都把国际工程项目运作程序仅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机会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实施阶段。这表明他们对环境与机会、环境与风险的研究予以多么重视,是作为一种观念性意识在强化。第二,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付复杂环境变化的一种防御性战略。它要求企业干部与职工树立高度的防御意识,在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之前早作准备、之中积极应对。第三,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对不利环境早预见、对有利环境早准备抓先机的“预环境”经营战略。这既是企业环境战略的特点,也是制定与实施企业环境战略的要求。这一特点就是要求企业做到对类似金融危机的不利環境早预见早准备;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与新一轮经济高涨早预测、要行动不能坐等。
三、企业环境战略观念强化的必要性
企业需要树立环境战略意识、强化环境战略观念,这是由危机的规律性、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特点决定的。
第一,危机的规律性或实质性。首先,金融危机是企业环境范畴的危机。金融危机直接表现的是银行部门或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转的危机,它包括支付(挤兑)危机、货币(贬值)危机、债务(外债)危机。然而对实体企业的影响却是间接的,或者说带有环境条件上的影响性。因此金融危机从实质上说是企业面临环境变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实企业要生存与发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正象人一样,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幸运”与“坎坷”,况且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哪有个不遇到风寒感冒的?企业经营中,有时可能处于“有利”环境,有时又可能处于“不利”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企业必须长期应对的两种环境“常态”,金融危机正是企业处于“不利环境”的典型表现形式。我们既要学会和类似前几年“有利”的环境打交道,又要学会和前期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打交道。因此必须要有成熟的环境战略。同时,金融危机是“欺软怕硬”的危机。如果把金融危机比作一只苍蝇,它是专叮有缝或破损的蛋。如果一个企业肌体强壮、免疫力强,或是象我调查的那些企业一样,能实施未雨绸缪,提前应对;面对时艰,练好“内功”;化危为机,再次腾飞的全过程、全方位环境战略,金融危机就只能是“路过”,而不会侵入“家门”。这正是金融危机下企业受影响差异化重要原因所在。
第二,经济的周期性。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必然要受经济周期性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周期表现为一个过程,运动轨迹呈现出阶段性,因此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企业的景气度是不同的,这是企业的大环境。其次,企业所处行业也具有周期性,如果一个企业处于朝阳行业,往往光明一片,就会感到规模不大,钱不够用。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夕阳行业,总感到市场已饱和,需求在下降,就会感到规模太大,钱花不出去。再次,受经济周期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的感应是不同的,企业需要随经济周期变化对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可能带来的外部环境影响实施应变性管理。最后,经济周期性的矛盾往往与各种危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搅和在一起。一般来说,如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企业如果处于经济周期“顶部”,表现出如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需求创造不出来、对外依存度极高等经济周期的“顶部”特征,遇到突发的金融危机,破坏性更大,解决起来更难。也正是因所处经济周期阶段不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正是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经济周期性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因此,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就必须遵循经济周期规律,把握好企业经济上下的“幅度”或“界”,对企业一切经济行为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约束与管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在企业实际中,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产品、产值、市场等客体运动的,都有适应客观环境的一定之规。另一方面,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根据自身的决策、计划、与客体发生经济关系,表现出“主体”的运动轨迹。主要原因是:一是逐利性。从企业本性讲,哪个企业不想多赚钱?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容易逆环境而为或是在顺境中“忘乎所以”。二是独占性。企业一般对市场具有天然的独占心态,市场只有一个,而窥视者千千万万个,竞争天生具有“排它”性、“独占性”。这种唯一的竞争取向使不少企业为了独占市场孤注一掷,在顺境中得到超常规发展,在不利环境下终于“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三是企业家人本性。如有的企业主要领导者在企业个人威信极高,胆子很大,摊子铺得大,融资成本天高,在金融危机下处于极被动境地。职工反映“这个人胆真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四、企业环境战略实施的战略要求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优秀企业在当时金融危机下适时制定与实施了自己的“经济冬考”战略。有些政府部门也提出了抵御经济危机、改善企业环境的“口号”与措施,这些战略、口号、措施虽各有所见,但归结起来是从金融危机环境的事前、事中、事后,且是针对企业所受危机环境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金融环境变化、市场环境变化提出的战略设想。把各种设想综合起来,且从总结经验与教训的角度,笔者认为,实施企业环境战略应注意突出以下战略取向。
第一,培养企业决策者“辨证思维”的头脑。基于企业本性的逐利性、独占性及企业家的人本性分析,企业应付复杂环境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激情与理性相辅,关键在于培养企业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与企业行为过程中树立“辨证思维”的头脑。从当时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企业案例来说,平安的巨亏、东航的陷阱、房地产的泡沫、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在经济过热或经济顺境下实施“走向国际”、“套期保值”、“超额利润”、“全球规模第一”等企业经营战略的后果。就单线条思维而言,如竞争、机遇、利润、产能、国际化,这些在过热或有利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企业家胆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徒然的经济危机下,这些企业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考验,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这些企业的后果虽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或多或少暴露出了企业在竞争与防御、机遇与威胁、利润与风险、产能与档次、有利环境与不利环境等战略思维上存在的“弱点”。因此我认为,培养企业决策者“辩正思维”的战略头脑,是企业环境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
第二,实施“能攻善守”战略与策略。基于企业经营环境是复杂的、暂时的、变动的,且环境变化是永衡的、绝对的分析,这就要求企业经济行为无论在有利环境下还是在不利环境下都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并随环境变化提早预防、从容应对,与环境保持和谐状态,采取顺势而为的企业行为。因此,企业应对环境的变化不定性,必须实施“能攻善守”环境战略。如果说在当前金融危机不利的环境下实施“能攻善守”战略是顺势而为,那么在有利环境下能实施“能攻善守”战略却是有难能可贵的“先见之明”。某电工企业借国家电网分家、电力建设加快的有利环境,企业发展为一个大的集团。然而企业决策者根据行业经济周期规律与国家经济“太热”环境,较早意识并提出了可能下降或“变局”,在有利条件下就提出了带防御性的环境应对战略——“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从2006年开始就做了相关应对措施,如抢先一步采取了“向高端产品转型;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客户;抬高技术门槛;压缩应收款;搶先一步“融资”等应对措施,使企业安然无恙,企业负责人理直气壮反映“未受大的影响”。
第三,克服盲目蛮干,强化企业“限值”管理。任何企业及其所处行业都具有经济周期性特点,往往在景气度“顶峰”时会忘乎所以,在回落时会悔之当初。这种经济大戏仍在循环往复地重演。如去年所表现的煤碳、石化、有色金属企业分享行业盛宴时,所出现的大量在决策、投资、经营、管理、甚至分配上的超“限值”经济行为;而今年钢铁企业从顶峰回落,盲目投资已结苦果,化纤企业也深受产能增长过快之苦。恰恰都是当初盲目投资、产能失控铸定了今天的结局。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认为,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规律,防止“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迫切需要企业在所面临客观环境的复杂关系中把握自己的运动幅度,使自己在一定“限值”内稳定运动。因此,这里我提出强化企业限值管理问题。任何企业经济行为都有一定的运动轨迹,有自己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都有一个幅度或界。把企业经济活动纳入限值范围内,切实实施“值”的规约、防御、警告、制止等的管理行为,就是企业的限值管理。其管理运行要点是:第一,对企业经济活动周期及各个运动阶段即投入、营运、产出,在宏观上根据预测对其上限下限进行界定或规约;第二,对企业重要要素如产品、设备、资金等及企业重要经济指标如产值、利润等,根据上述上下限要求建立由单个值集合成的企业系统限值体系,在企业管理中根据标明的限值信息进行调控,实施最大值或最小值“栏杆”设防;第三,当企业经济活动某个环节某个要素及指标出现“临界”或“越界”时,无论何种原因,也无论经办责任人有何许诺,都要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坚决制止。这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较有现实意义:一是使一切企业经济活动适度进行。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经济周期阶段,也无论环境如何有利、效益如何好、竞争力如何强,都要保留一个蓄量,有一个退的回旋余地;二是从根本上约束主体。既包括企业经济的决策者,也包括企业经济的执行者;三是明确值限管理的中心是值限或界,界是管理中的秩序规则,一旦某一经济行为临界或越界,无论何种原因都要坚决终止。从而避免企业错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四,寻求恶化环境下的各种保护。一是行政保护。即让上级主管部门与领导多了解企业的困难,主动建立与政府、行业协会与本企业的信息沟通网络,让政府及各部门对本企业的困难“心中有数“,以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因上下“一条龙”实施“帮扶”时处于有利地位。二是经济保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为了保增长、调结构、拉内需,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各级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惠经济政策,企业可在银行贷款、项目发展、技术改造、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支持。三是法律保护。在危机时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极易受到不法伤害,对于可能出现的加大企业困境的“断供、”“毁约”、“侵权”、“无理退货”等行为,企业要运用《公司法》、《经济法》、《合同法》及专利权、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等有关法规来保护自己,使企业安然度过经济“寒冬”。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党校经济与管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