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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3日,一篇题为《强悍“中华女”郭丽当街暴打贵州电视台女记者》的帖子出现在各大网站,帖子称当天上午,贵阳市交警支队四大队在联合贵州电视台第5频道《法治第一线》栏目,通过媒体监督曝光,纠正行人、机动车违法行为时,一名驾驶没有悬挂牌照的红色中华轿车并且违法逆行的女司机,对采访的女记者进行了殴打。
一开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大家纷纷谴责“中华女”违法又失德的行为。最后行凶者被行政拘留十天,受到应有的处罚。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到医院慰问受伤记者,并强调,“新闻记者要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力,更加努力工作”。
但是随着整个事件真相一步步清晰,舆论出现了大逆转。截至3月31日,参与腾讯网“你认为暴打事件责任在谁”的调查,网民认为责任在记者的有1691472人,占97%;认为责任在女司机的只有45561人,占3%。①
更多人转而支持“中华女”,主要是帖子和媒体有以下不当之处:1.10万元左右的中华车绝不是什么“豪车”,无牌的原因是新车还未上牌而已。2.激怒女司机的记者提问的原话是:现在“三创一办”,您觉不觉得您给贵阳市丢脸啦?但原帖上却变成了“抹黑”。大家都明白,“抹黑”和“丢脸”两个词有着质的区别。女司机已经在接受处罚,不愿意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记者却步步紧逼追着采访,问其“是否丢脸”,显然不妥。而且,题目中出现“强悍”、“暴打”字样,明显不合新闻规范的报道。3.交警执法,贵州电视台跟在后面曝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脱离了媒体报道事实的本位,实际上是用媒体对当事人进行曝光和羞辱,是一种二次处罚。4.交警将“中华女”的驾照交给媒体,已经涉嫌违反了《刑法》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而电视台未经当事人同意,用特写镜头公开女司机驾驶证上的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显然是违法行为。5.在“中华女”被警察和卢姓记者的同行制伏后,卢姓记者有扑上去用话筒击打郭丽头部,掐、拧脸部的举动,电视台却将其剪掉,一场“对打”,被演绎成“单方施暴”。②播出的视频里面,只有说“中华女”不好的群众,但是也有说女记者不对的群众,不应该追着人家不放,还问那样的话,这也没有播出。
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媒体应该是还原事实的平台,而不是兜售私货、寻机报复的武器。当事记者和媒体利用话语权为自己出气,其他媒体出于同行义气帮腔,明显有违媒体规范”。网友查出,当事记者一个周期不满,违法记分累计9分。而“中华女”郭丽,在此之前被扣0分。讽刺意味多么鲜明!
公众是肯定媒体和记者的。绝大多数媒体和记者能独立于强大的公权力,客观地揭露事实真相,即使被无端殴打和限制人身自由,遭遇车祸和其他危险,甚至受到“莫须有”的罪名污蔑。公众尊重奋战在抗洪报道前线的媒体和记者,尊重奋战在汶川抗灾报道一线的媒体记者,尊重不被金钱“封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站在权力对立面揭露某些掌权者和利益集团黑暗的记者,就像三鹿奶粉案里的简光洲、山西疫苗事件中的王克勤。但利用话语权篡改事实,愚弄公众,兜售私货的记者绝不在受尊敬之列。
“中华女”事件又一次让中国的新闻媒体陷入了舆论监督的窘境,每次的矛头总是指向从业人员的操守缺失,但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媒体权力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更值得探究。
中国的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拥有法律赋予的采访报道舆论监督权。但是一旦作为工具性的软权力受到资本或权力的牵制时,硬权利的捍卫也将遭遇障碍。权利与权力的博弈直接导致媒体独立性的瓦解,媒体权力出现异化,核心表现是商媒沆瀣、官媒共谋甚至官、商、媒勾结,把手中的虚拟权利,变现为实际利益。具体表现有:
“报”与“不报”。三鹿奶粉事件中,《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仗义执言使其成为媒体英雄,但是在英雄出现之前的数月中,媒体集体失语的事实却被很多媒体选择性地过滤掉。以一人的光芒掩饰一个行业的阴影,这是简光洲的荣耀,却是新闻界的悲哀。
“报什么”、“不报什么”。提出“拟态现实”概念的李普曼说:“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③受众所能感知到的就是媒体所关注与报道的社会现实,受众只能凭借媒体传播的信息来作出判断和分析。受众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但是却常常迷失在媒体选择性的报道当中。
1.在“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大背景下,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使之下,出席“发布会”拿“红包”的“有偿新闻”早已成为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商业集团平时不定期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逢年过节定期邀请对口记者参加联谊活动,借助于联络感情的名义、借助于公关形式频频制造出媒体感兴趣的事件,间接控制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在这种情形下,商业集团和广告主感兴趣的目标受众,就成了媒体感兴趣的对象,而他们不感兴趣的对象的需求则被淡化甚至漠视。儿童节目创作在很长时间内缺乏,针对老人的节目也很少,涉农报道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报道不仅数量少,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偏见。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④,媒体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满足他们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并未承担起主动引导大众、提升大众的天职。“作为以守望环境为基本职能之一的媒体,这些年来在‘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温家宝语)上投入了多大的热情和精力?用没完没了的打架了、撞车了、着火了、第三者插足了、精神病人跳楼了等‘八卦’新闻不厌其烦地去争夺收视率,媒体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何在?”⑤
2.插播广告泛滥成灾,植入式广告到处可见,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利”字当头,某些电视台与商家铤而走险,对虚假广告缺少应有的审核和监督,某些名人代言的虚假广告常常见诸媒体,电视购物虚假广告更是屡禁不止。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很多商家在节目中夸夸其谈,甚至无中生有,把产品描述得天花乱坠。加上产品质量有缺陷,售后服务的缺失以及货不对版、假冒产品等问题,2009年,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3·15消费电子投诉网共接到“电视购物”投诉7090宗,经统计,有效投诉6829宗。⑥
有些电视台设置丰厚的奖品吸引观众打电话、发短信,大搞有奖竞猜,但常常演变为具有博彩性质的“押宝”活动。组织方按照自定程序、规则抽取中奖者,每次竞猜固定获奖人数,参与的人越多,中奖的概率越低。所谓的中奖观众是请的托儿,拨打这个电话相当于拨打声讯电话。不明真相的观众甚至被牵着鼻子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被骗取巨额话费支出而不知。
3.有的媒体存在虚报发行量、收听收视率,甚至大动干戈,不顾公众利益利用各自的媒体互相攻击,严重损害传媒业的整体形象和利益。有的媒体不尊重演员的知识产权,常常克扣演员的演出费用,付费低廉,有时甚至干脆不付钱,还不允许有抱怨之词,否则动辄“封杀”。层出不穷见诸媒体的“纸馅包子”、“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逼出跟踪潜艇”等虚假新闻更是严重损害了传媒的公信力。
“怎样报”。为了吸引眼球,有的媒体热衷介入策划爆炒“假事件”或“媒介事件”,借以提升媒体本身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和品牌效应。不必要地放大新闻当事人的细节,暴露其缺点,牺牲其正当的权益,把其当做报道的玩偶化对象,伤害其真实形象和未来生活,产生了一种近似“妖魔化”的传播效果。
在涉及灾难报道时,有些媒体记者和主持人不顾受灾群众心理的巨大创伤或生命垂危正在紧张的抢救中,为了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或片面追求现场的惨烈,对幸存者及其家属进行生硬追问,引起受访者的厌恶或使其受到伤害;有的乱闯手术室;有的甚至贸然揭开担架上幸存者脸上的遮光布。
在案件报道和社会娱乐报道中绘声绘色过分详细地描写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以及逃避追捕的过程,将一些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和盘托出,造成不良影响。
同样是为了吸引眼球,“标题党”猖獗。广州有30余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竟戏说为《广州酷毙三十余人》;交通事故的新闻标题做成《公交车轮从头越》、《骑车人“中头彩”惨死》,过分地追求其修辞效果,漠视生命、轻薄死者,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
“曝什么”、“不曝什么”、“怎样曝”。媒体借助舆论监督曝光黑暗,揭露丑恶,彰显公理,匡扶正义,本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中却存在着种种监督异化情形,有媒体从纪检、司法部门获得信息后,只打“死老虎”的过场式监督,有侵害司法公正的越权监督,有“曝外不曝内”的跨地区监督,还有的对权力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对普通公民则盛气凌人、勇猛无比,不敢监督同级或者高一级的公权力,只敢监督下级公权力或者无权公民的“眼睛朝下式监督”、“基层监督”。“中华女”事件暴露出来的媒体对自身监督不力,也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当事电视台对此事的明确说法。有的媒体做过无数次关于其他用人单位劳动纠纷的报道,但对旗下外聘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解聘员工也没有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等用工不规范的情况,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以曝光相威胁,敲诈勒索“封口费”。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案”爆出11名新闻记者收受现金和金元宝的丑闻,还没有被忘却。2006年5月18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四川记者站原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浙江记者站原副站长卜军、中国工业报社河南记者站原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被捕。⑦2008年7月,河北蔚县发生矿难,9名媒体工作人员和1名假记者接受260万元“封口费”后瞒报。2008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事件中,竟然有4个新闻记者、26个媒体工作人员、28个假记者,争先恐后领取“封口费”。2010年爆出山西省忻州存在假“记者村”,经常向煤矿诈钱,更是对这种情形的绝妙讽刺。官、商、媒勾结一次次触目惊心,媒体在与资本与权力的考验中一次次败北,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一次次重演,一些媒体已经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
现在,传媒转型成为具体的企业化利益单元,客观存在“企业非企业,事业非事业,私人非私人,国有非国有”以及管理不规范、运作“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存在众多的“新闻民工”。不少媒体没有同他们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提供休假、保险等必要的福利待遇。“无冕之王”即便确有良知和正义感,但同时也必须忍受客观现实的煎熬。问题记者固然有自身素质原因,但仅仅把矛头指向他们,忽视媒体自身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媒体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生存状态依然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具有行政级别,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有着某种立场的一致性。舆论监督权最后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化”级别而非事实。面对众多社会积弊和腐败,普通受众常常寄希望于舆论监督,但媒体往往要受困于秩序网中的排序困境而无法踏入“禁区”⑧。因此,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不同,舆论监督权力在公权力面前失效时,放弃新闻权利便成了一切异化现象的逻辑终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昆明市立法规定,新闻媒体有权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新闻界处于利益博弈复杂化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国家和政府的肯定与期许,同法律与制度上的落实,还有一定的差距。重构社会秩序的任务绝非媒体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避免媒体“权力异化”,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
注 释:
①http://view.news.qq.com/zt/2010/zhn/index.htm
②http://view.news.qq.com/a/20100327/000012.htm
③沃尔特·李普曼[美]:《公共舆论》,第286～287页。
④http://www.gmw.cn/content/2004-12/11/content_147275.htm
⑤时统宇:《坚守社会责任是中国电视的第一要务》,《视听界》,2007(9)。
⑥http://www.315ts.net/ts/list77.html
⑦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374568.html
⑧林龚:《软权力与硬权利的背离——简论中国媒体权力寻租与行为失范》,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42321/9729255.html
(作者为湖州师范学院传播系新闻教研室主任)
编校:董方晓
一开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大家纷纷谴责“中华女”违法又失德的行为。最后行凶者被行政拘留十天,受到应有的处罚。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到医院慰问受伤记者,并强调,“新闻记者要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力,更加努力工作”。
但是随着整个事件真相一步步清晰,舆论出现了大逆转。截至3月31日,参与腾讯网“你认为暴打事件责任在谁”的调查,网民认为责任在记者的有1691472人,占97%;认为责任在女司机的只有45561人,占3%。①
更多人转而支持“中华女”,主要是帖子和媒体有以下不当之处:1.10万元左右的中华车绝不是什么“豪车”,无牌的原因是新车还未上牌而已。2.激怒女司机的记者提问的原话是:现在“三创一办”,您觉不觉得您给贵阳市丢脸啦?但原帖上却变成了“抹黑”。大家都明白,“抹黑”和“丢脸”两个词有着质的区别。女司机已经在接受处罚,不愿意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记者却步步紧逼追着采访,问其“是否丢脸”,显然不妥。而且,题目中出现“强悍”、“暴打”字样,明显不合新闻规范的报道。3.交警执法,贵州电视台跟在后面曝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脱离了媒体报道事实的本位,实际上是用媒体对当事人进行曝光和羞辱,是一种二次处罚。4.交警将“中华女”的驾照交给媒体,已经涉嫌违反了《刑法》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而电视台未经当事人同意,用特写镜头公开女司机驾驶证上的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显然是违法行为。5.在“中华女”被警察和卢姓记者的同行制伏后,卢姓记者有扑上去用话筒击打郭丽头部,掐、拧脸部的举动,电视台却将其剪掉,一场“对打”,被演绎成“单方施暴”。②播出的视频里面,只有说“中华女”不好的群众,但是也有说女记者不对的群众,不应该追着人家不放,还问那样的话,这也没有播出。
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媒体应该是还原事实的平台,而不是兜售私货、寻机报复的武器。当事记者和媒体利用话语权为自己出气,其他媒体出于同行义气帮腔,明显有违媒体规范”。网友查出,当事记者一个周期不满,违法记分累计9分。而“中华女”郭丽,在此之前被扣0分。讽刺意味多么鲜明!
公众是肯定媒体和记者的。绝大多数媒体和记者能独立于强大的公权力,客观地揭露事实真相,即使被无端殴打和限制人身自由,遭遇车祸和其他危险,甚至受到“莫须有”的罪名污蔑。公众尊重奋战在抗洪报道前线的媒体和记者,尊重奋战在汶川抗灾报道一线的媒体记者,尊重不被金钱“封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站在权力对立面揭露某些掌权者和利益集团黑暗的记者,就像三鹿奶粉案里的简光洲、山西疫苗事件中的王克勤。但利用话语权篡改事实,愚弄公众,兜售私货的记者绝不在受尊敬之列。
“中华女”事件又一次让中国的新闻媒体陷入了舆论监督的窘境,每次的矛头总是指向从业人员的操守缺失,但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媒体权力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更值得探究。
中国的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拥有法律赋予的采访报道舆论监督权。但是一旦作为工具性的软权力受到资本或权力的牵制时,硬权利的捍卫也将遭遇障碍。权利与权力的博弈直接导致媒体独立性的瓦解,媒体权力出现异化,核心表现是商媒沆瀣、官媒共谋甚至官、商、媒勾结,把手中的虚拟权利,变现为实际利益。具体表现有:
“报”与“不报”。三鹿奶粉事件中,《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仗义执言使其成为媒体英雄,但是在英雄出现之前的数月中,媒体集体失语的事实却被很多媒体选择性地过滤掉。以一人的光芒掩饰一个行业的阴影,这是简光洲的荣耀,却是新闻界的悲哀。
“报什么”、“不报什么”。提出“拟态现实”概念的李普曼说:“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③受众所能感知到的就是媒体所关注与报道的社会现实,受众只能凭借媒体传播的信息来作出判断和分析。受众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但是却常常迷失在媒体选择性的报道当中。
1.在“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大背景下,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使之下,出席“发布会”拿“红包”的“有偿新闻”早已成为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商业集团平时不定期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逢年过节定期邀请对口记者参加联谊活动,借助于联络感情的名义、借助于公关形式频频制造出媒体感兴趣的事件,间接控制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在这种情形下,商业集团和广告主感兴趣的目标受众,就成了媒体感兴趣的对象,而他们不感兴趣的对象的需求则被淡化甚至漠视。儿童节目创作在很长时间内缺乏,针对老人的节目也很少,涉农报道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报道不仅数量少,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偏见。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④,媒体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满足他们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并未承担起主动引导大众、提升大众的天职。“作为以守望环境为基本职能之一的媒体,这些年来在‘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温家宝语)上投入了多大的热情和精力?用没完没了的打架了、撞车了、着火了、第三者插足了、精神病人跳楼了等‘八卦’新闻不厌其烦地去争夺收视率,媒体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何在?”⑤
2.插播广告泛滥成灾,植入式广告到处可见,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利”字当头,某些电视台与商家铤而走险,对虚假广告缺少应有的审核和监督,某些名人代言的虚假广告常常见诸媒体,电视购物虚假广告更是屡禁不止。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很多商家在节目中夸夸其谈,甚至无中生有,把产品描述得天花乱坠。加上产品质量有缺陷,售后服务的缺失以及货不对版、假冒产品等问题,2009年,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3·15消费电子投诉网共接到“电视购物”投诉7090宗,经统计,有效投诉6829宗。⑥
有些电视台设置丰厚的奖品吸引观众打电话、发短信,大搞有奖竞猜,但常常演变为具有博彩性质的“押宝”活动。组织方按照自定程序、规则抽取中奖者,每次竞猜固定获奖人数,参与的人越多,中奖的概率越低。所谓的中奖观众是请的托儿,拨打这个电话相当于拨打声讯电话。不明真相的观众甚至被牵着鼻子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被骗取巨额话费支出而不知。
3.有的媒体存在虚报发行量、收听收视率,甚至大动干戈,不顾公众利益利用各自的媒体互相攻击,严重损害传媒业的整体形象和利益。有的媒体不尊重演员的知识产权,常常克扣演员的演出费用,付费低廉,有时甚至干脆不付钱,还不允许有抱怨之词,否则动辄“封杀”。层出不穷见诸媒体的“纸馅包子”、“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逼出跟踪潜艇”等虚假新闻更是严重损害了传媒的公信力。
“怎样报”。为了吸引眼球,有的媒体热衷介入策划爆炒“假事件”或“媒介事件”,借以提升媒体本身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和品牌效应。不必要地放大新闻当事人的细节,暴露其缺点,牺牲其正当的权益,把其当做报道的玩偶化对象,伤害其真实形象和未来生活,产生了一种近似“妖魔化”的传播效果。
在涉及灾难报道时,有些媒体记者和主持人不顾受灾群众心理的巨大创伤或生命垂危正在紧张的抢救中,为了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或片面追求现场的惨烈,对幸存者及其家属进行生硬追问,引起受访者的厌恶或使其受到伤害;有的乱闯手术室;有的甚至贸然揭开担架上幸存者脸上的遮光布。
在案件报道和社会娱乐报道中绘声绘色过分详细地描写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以及逃避追捕的过程,将一些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和盘托出,造成不良影响。
同样是为了吸引眼球,“标题党”猖獗。广州有30余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竟戏说为《广州酷毙三十余人》;交通事故的新闻标题做成《公交车轮从头越》、《骑车人“中头彩”惨死》,过分地追求其修辞效果,漠视生命、轻薄死者,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
“曝什么”、“不曝什么”、“怎样曝”。媒体借助舆论监督曝光黑暗,揭露丑恶,彰显公理,匡扶正义,本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中却存在着种种监督异化情形,有媒体从纪检、司法部门获得信息后,只打“死老虎”的过场式监督,有侵害司法公正的越权监督,有“曝外不曝内”的跨地区监督,还有的对权力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对普通公民则盛气凌人、勇猛无比,不敢监督同级或者高一级的公权力,只敢监督下级公权力或者无权公民的“眼睛朝下式监督”、“基层监督”。“中华女”事件暴露出来的媒体对自身监督不力,也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当事电视台对此事的明确说法。有的媒体做过无数次关于其他用人单位劳动纠纷的报道,但对旗下外聘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解聘员工也没有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等用工不规范的情况,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以曝光相威胁,敲诈勒索“封口费”。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案”爆出11名新闻记者收受现金和金元宝的丑闻,还没有被忘却。2006年5月18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四川记者站原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浙江记者站原副站长卜军、中国工业报社河南记者站原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被捕。⑦2008年7月,河北蔚县发生矿难,9名媒体工作人员和1名假记者接受260万元“封口费”后瞒报。2008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事件中,竟然有4个新闻记者、26个媒体工作人员、28个假记者,争先恐后领取“封口费”。2010年爆出山西省忻州存在假“记者村”,经常向煤矿诈钱,更是对这种情形的绝妙讽刺。官、商、媒勾结一次次触目惊心,媒体在与资本与权力的考验中一次次败北,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一次次重演,一些媒体已经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
现在,传媒转型成为具体的企业化利益单元,客观存在“企业非企业,事业非事业,私人非私人,国有非国有”以及管理不规范、运作“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存在众多的“新闻民工”。不少媒体没有同他们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提供休假、保险等必要的福利待遇。“无冕之王”即便确有良知和正义感,但同时也必须忍受客观现实的煎熬。问题记者固然有自身素质原因,但仅仅把矛头指向他们,忽视媒体自身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媒体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生存状态依然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具有行政级别,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有着某种立场的一致性。舆论监督权最后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化”级别而非事实。面对众多社会积弊和腐败,普通受众常常寄希望于舆论监督,但媒体往往要受困于秩序网中的排序困境而无法踏入“禁区”⑧。因此,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不同,舆论监督权力在公权力面前失效时,放弃新闻权利便成了一切异化现象的逻辑终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昆明市立法规定,新闻媒体有权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新闻界处于利益博弈复杂化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国家和政府的肯定与期许,同法律与制度上的落实,还有一定的差距。重构社会秩序的任务绝非媒体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避免媒体“权力异化”,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
注 释:
①http://view.news.qq.com/zt/2010/zhn/index.htm
②http://view.news.qq.com/a/20100327/000012.htm
③沃尔特·李普曼[美]:《公共舆论》,第286～287页。
④http://www.gmw.cn/content/2004-12/11/content_147275.htm
⑤时统宇:《坚守社会责任是中国电视的第一要务》,《视听界》,2007(9)。
⑥http://www.315ts.net/ts/list77.html
⑦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374568.html
⑧林龚:《软权力与硬权利的背离——简论中国媒体权力寻租与行为失范》,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42321/9729255.html
(作者为湖州师范学院传播系新闻教研室主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