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国贼”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也。三“国贼”的名姓见诸历史教本，遗臭久远，世已熟知。
如今五四已及百年，历史的尘埃渐落，我们以今视昔，应该能更心平气和地评估那段历史旋涡中的人事：所谓三“国贼”，不过作为外交官员，代表政府对日周旋，若谓有责，责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段祺瑞政府的替罪羊，而段政府又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积弱时代的替罪羊而已。
在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三“国贼”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耻辱外交的代号，也成了大众泄愤的靶子。这一点前人非无认识。比如早在四十年代，报人张慧剑就有恕词：“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昔日赵家楼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益丑恶不堪。”（《辰子说林·章宗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意谓五四学生后来有落水成为汉奸者，而曹、陆、章三人倒大体能保持晚节。20世纪60年代，赴台的政治学家萨孟武对五四也有一段回忆和反思：“是年，留日学生发动了救国运动，当章宗祥公使回国之时，学生往送者甚多，每人手执旗帜，卷在竹竿之上。学生欢送公使，这是罕见的事，最初章公使也许高兴，哪知火车将次开动，旗子展开了，其中乃写‘驱逐卖国贼’等文句。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俩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学生时代·一高预科一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只是即便大家明白三人身为技术官僚不能承担多少责任，而积怨已成，也就犯不着为他们洗刷——大家宁可忘掉他们，不愿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作为历史符号，承负着太多的灰暗，我们并不愿面对那些灰暗。
但他们其实是发出过声音的。他们在鼎盛之年，被迫退出政坛，先后都撰写过回忆文字，或正面或侧面为自己辩护，只不过大家选择了听而不闻，除了在专业领域外，少有知者论者。
最早发声的，是三人中相对最不起眼的陆宗舆。
忘了什么时候，我买到过陆宗舆的《五十自述记（附驻日时代交涉案情）》，线装排印红字，薄薄一册，成书于1925年。
为了北洋政府的利益，1917-1918年间，曹、章、陆三人都曾致力于日本对华的“西原借款”，而陆氏就将他们污名归因于“西原借款”：“若所谓卖国头衔者，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他说明，该项借款需要他执掌的中华汇业银行代转合同，而他本来拒绝签字，后以军政形势危殆，在段政府诸人恳求之下，始签字同意。这段记录，曾以《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为题发表（《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年版），但仅至“自此吉省方面先起风潮，传染至于北京学潮”而止。原书接下来还有论议：“此中鼓动利用，内外固皆有人在，而润田（曹汝霖）既无余款以布置于事先，复无党与以奋斗于事后，此曹之所以败，而陆亦连类而及矣。顾润田尚斤斤自辨曰：吾所定之合同，实足付款，皆无扣佣。以为可以求谅于天下，而不知天下人之不能相谅者，正自在此。”然后还有一段超出就事论事的自辩：“曰卖国，曰亲日，已久为曹、陆专有之名词。清夜思之，即一己亦莫知所谓。质言之，殆以借款即为卖国，借日款即为亲日之说乎！顾前此之借巨款者，正有其人，而社会上对英美法德等之借款，其观念似大不同。以理论言之，则以国家大权利，而换得外人之金钱者，曰卖国。顾海关、盐课，为国家莫大之税权，此两大权者，今皆在某国之手，如握我咽喉，今虽以全国民气，竟有无法应付之势，全国之人，皆知感绝大之苦痛，然从未闻对于抵押海关、盐课之人，有若何之评判。而曹、陆之借之款，不但押品皆空，而本息均尚无着;日本方面，且莫不痛恨西原贷款之失败，谓被欺于陆、曹。此中日两国之人，见解之不同，亦一奇事也。”意思是说，过去将关税、盐税作抵押以借外债，于主权损害甚大，并未受到指摘，如今“西原借款”于主权并无损害，反倒备受责难。我以为这一反诘是有力的。
至于章宗祥，著有《任阙斋主人自述》，全稿似未刊。其1916—1919年部分，以《东京之三年》为题发表（最早摘录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后全文收入《近代史资料》总38号），内容纯系外交活动的实录，未涉及五四。其早年求学、教学部分，后來径以《任阙斋主人自述》为题发表（《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里面倒有一处有关五四的插述。
章氏留日时借居思想家中江兆民家，与其子中江丑吉结下交情，遂有了五四时共患难的一幕：“有贺长雄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丑吉君充其秘书，遂久留北京。……五四之役，余伤仆赵家楼院中，丑吉君救护余至同仁医院，途中受学生殴击，亦受微伤，可谓生死之交矣。”但点到为止，未有申议。下文提到日俄战争时，留学界有激进学生提议组织义勇队，赴东北参战，这时章氏发了几句议论：“大凡群众附和之事，若以正理答之，必不见听，其结果乃得‘不爱国’之绰号。”说这些话时，恐怕他心里也会浮现起五四的情形，浮现起他被学生殴打的情形吧。那么，就不妨将此视为他对五四的间接批评。
三人之中，曹汝霖活得最长，作口述自传的年代也最晚，其书原名《一生之回忆》，署“九十老人曹汝霖著”，我有1966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刊行的初版。近年大陆重版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最易得见。
在全书前言里，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史，曹氏有简要而明白的申辩：“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徵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樽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而最后复下转语：“回忆抗战期中，国人捐生赴义，前仆后继;则余招尤受谤，仅为政治之牺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论。”虽为个人的遭际表不平，但终能自大历史的立场表示谅解，其心态大抵可取。 又书中第六八节“五四运动终身留冤诬”一节，则详述他在五四前后的遭际，末尾更有诘难：“……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戛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为阶之厉也。”他突出五四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面，批判其后来的消极影响——借用《星战》的话，可谓历史之“原力的黑暗面”——这当然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
关于曹汝霖，还有个小八卦。他在20世纪20年代娶了一位上海女学生为妾，而这位女学生据说在五四时曾参加游行（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民国人物列传》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家室内部，曹氏早已跟五四的历史达成了和解呢？
总的来说，三人的自辩虽不无怨气，但言语皆有条理，可算得体。他们的回忆容有讳饰之辞，但毕竟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史料，若出于“爱国”立场便抹杀其言，在史学上自是不公平的。
他们是历史的反方证人。这些固然是自我辩护，可也是历史见证。他们的声音，我们应该倾听。
当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迫于舆论民情激化，不得不将曹、陆、章免职，据云段祺瑞对他们表示：“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联系到曹汝霖的自述里，有段氏赠他的一首诗：“卖国曹陆章，何尝究所以。章我素远隔，何故谤未弭。三君曾同学，宫商联角徵。休怪殃池鱼，亦因城门燬。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陆持节扶桑，樽俎费唇齿。撤回第五条，助力亦足使。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诬蔑乃复尔。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数虽一亿零，案可考终始。参战所收回，奚啻十倍蓰。”（《一生之回忆》之七五）两相对照，段氏对曹、陆、章的体谅是可信的。段以总理的地位，不便公开为他们辩诬，这是私下表示安慰的意思，不失其政治大老的风度。此诗所言，也可与三人的自述相印证，很可能为他们洗刷污名。
还有，陆宗舆私底下曾有言：“日本人野心太大，这是我们的祸害，国家不强，打不过人家，和人家讲理人家不听，有些地方只能吃亏一点儿，现在硬不起来，不让步不行。人家骂我们是卖国贼亲日派，那么请他们来担当外交，恐怕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吧！”（王启勋《我所知道的陆宗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同意的话。
晚清以来，是中国的乱世衰世，政治中人了解太多内幕，也深知国弱兵残，往往过于现实;而当日又是政治话语泛滥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多受激进民族主义熏染，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又往往过于理想。在上者多暮气，容易沦于妥协;在下者多意气，又容易流于冒进。上层与下层的隔膜，现实与理想的反差，遂成政治斗爭与社会冲突之源，求其中道，戛戛其难。对于爱国者的激情，我们已抱以足够多的喝彩，对于谋国者的苦心，我们也该多一些“了解之同情”的。我想，这才是对于五四“国贼”所宜有的态度。
当我们无力付诸一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国贼”来渲泄集体的愤怒;正如当我们无力了结一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汉奸”来承担集体的耻辱。我们需要历史的“替罪羊”，这就是人性吧。
说起来，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人，曹汝霖祖籍也是浙江，三人都在少年时留学日本，返国后都成为末代王朝的新晋干员，入中华民国后都从事外交事务，可谓同人同命，同其升沉。
过去检读政治家、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曾留意到1929年的一段：“晚赴金问泗之约，汪衮甫在座，不晤七八年，谈日本情形甚详。汪与曹、陆、章称“四大金刚”，今彼三人皆受通缉，而汪独能稳坐日使一席。固其行动能察大势，协时宜，然不能不谓巧于肆应也。”（《求不得斋日记》，《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汪衮甫，即汪荣宝，也是留日出身，自清季至民初，其政治轨迹都与曹、陆、章相仿佛，宜乎被时人并举为“四大金刚”;只是他稍后另任比利时、瑞士公使，完美地避开了五四这个历史分叉口，继而自西洋返东洋，久任驻日公使，终于承担了本来由曹、陆、章所承担的工作。国之干城乎？国之蟊贼乎？对照汪的独善其身，益令人感慨曹、陆、章三氏的政治歧路。
时代的覆巢之下，孰为完卵，是完全无法预期的。
作者系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花地专栏责编
如今五四已及百年，历史的尘埃渐落，我们以今视昔，应该能更心平气和地评估那段历史旋涡中的人事：所谓三“国贼”，不过作为外交官员，代表政府对日周旋，若谓有责，责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段祺瑞政府的替罪羊，而段政府又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积弱时代的替罪羊而已。
在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三“国贼”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耻辱外交的代号，也成了大众泄愤的靶子。这一点前人非无认识。比如早在四十年代，报人张慧剑就有恕词：“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昔日赵家楼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益丑恶不堪。”（《辰子说林·章宗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意谓五四学生后来有落水成为汉奸者，而曹、陆、章三人倒大体能保持晚节。20世纪60年代，赴台的政治学家萨孟武对五四也有一段回忆和反思：“是年，留日学生发动了救国运动，当章宗祥公使回国之时，学生往送者甚多，每人手执旗帜，卷在竹竿之上。学生欢送公使，这是罕见的事，最初章公使也许高兴，哪知火车将次开动，旗子展开了，其中乃写‘驱逐卖国贼’等文句。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俩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学生时代·一高预科一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只是即便大家明白三人身为技术官僚不能承担多少责任，而积怨已成，也就犯不着为他们洗刷——大家宁可忘掉他们，不愿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作为历史符号，承负着太多的灰暗，我们并不愿面对那些灰暗。
但他们其实是发出过声音的。他们在鼎盛之年，被迫退出政坛，先后都撰写过回忆文字，或正面或侧面为自己辩护，只不过大家选择了听而不闻，除了在专业领域外，少有知者论者。
最早发声的，是三人中相对最不起眼的陆宗舆。
忘了什么时候，我买到过陆宗舆的《五十自述记（附驻日时代交涉案情）》，线装排印红字，薄薄一册，成书于1925年。
为了北洋政府的利益，1917-1918年间，曹、章、陆三人都曾致力于日本对华的“西原借款”，而陆氏就将他们污名归因于“西原借款”：“若所谓卖国头衔者，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他说明，该项借款需要他执掌的中华汇业银行代转合同，而他本来拒绝签字，后以军政形势危殆，在段政府诸人恳求之下，始签字同意。这段记录，曾以《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为题发表（《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年版），但仅至“自此吉省方面先起风潮，传染至于北京学潮”而止。原书接下来还有论议：“此中鼓动利用，内外固皆有人在，而润田（曹汝霖）既无余款以布置于事先，复无党与以奋斗于事后，此曹之所以败，而陆亦连类而及矣。顾润田尚斤斤自辨曰：吾所定之合同，实足付款，皆无扣佣。以为可以求谅于天下，而不知天下人之不能相谅者，正自在此。”然后还有一段超出就事论事的自辩：“曰卖国，曰亲日，已久为曹、陆专有之名词。清夜思之，即一己亦莫知所谓。质言之，殆以借款即为卖国，借日款即为亲日之说乎！顾前此之借巨款者，正有其人，而社会上对英美法德等之借款，其观念似大不同。以理论言之，则以国家大权利，而换得外人之金钱者，曰卖国。顾海关、盐课，为国家莫大之税权，此两大权者，今皆在某国之手，如握我咽喉，今虽以全国民气，竟有无法应付之势，全国之人，皆知感绝大之苦痛，然从未闻对于抵押海关、盐课之人，有若何之评判。而曹、陆之借之款，不但押品皆空，而本息均尚无着;日本方面，且莫不痛恨西原贷款之失败，谓被欺于陆、曹。此中日两国之人，见解之不同，亦一奇事也。”意思是说，过去将关税、盐税作抵押以借外债，于主权损害甚大，并未受到指摘，如今“西原借款”于主权并无损害，反倒备受责难。我以为这一反诘是有力的。
至于章宗祥，著有《任阙斋主人自述》，全稿似未刊。其1916—1919年部分，以《东京之三年》为题发表（最早摘录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后全文收入《近代史资料》总38号），内容纯系外交活动的实录，未涉及五四。其早年求学、教学部分，后來径以《任阙斋主人自述》为题发表（《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里面倒有一处有关五四的插述。
章氏留日时借居思想家中江兆民家，与其子中江丑吉结下交情，遂有了五四时共患难的一幕：“有贺长雄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丑吉君充其秘书，遂久留北京。……五四之役，余伤仆赵家楼院中，丑吉君救护余至同仁医院，途中受学生殴击，亦受微伤，可谓生死之交矣。”但点到为止，未有申议。下文提到日俄战争时，留学界有激进学生提议组织义勇队，赴东北参战，这时章氏发了几句议论：“大凡群众附和之事，若以正理答之，必不见听，其结果乃得‘不爱国’之绰号。”说这些话时，恐怕他心里也会浮现起五四的情形，浮现起他被学生殴打的情形吧。那么，就不妨将此视为他对五四的间接批评。
三人之中，曹汝霖活得最长，作口述自传的年代也最晚，其书原名《一生之回忆》，署“九十老人曹汝霖著”，我有1966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刊行的初版。近年大陆重版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最易得见。
在全书前言里，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史，曹氏有简要而明白的申辩：“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徵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樽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而最后复下转语：“回忆抗战期中，国人捐生赴义，前仆后继;则余招尤受谤，仅为政治之牺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论。”虽为个人的遭际表不平，但终能自大历史的立场表示谅解，其心态大抵可取。 又书中第六八节“五四运动终身留冤诬”一节，则详述他在五四前后的遭际，末尾更有诘难：“……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戛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为阶之厉也。”他突出五四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面，批判其后来的消极影响——借用《星战》的话，可谓历史之“原力的黑暗面”——这当然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
关于曹汝霖，还有个小八卦。他在20世纪20年代娶了一位上海女学生为妾，而这位女学生据说在五四时曾参加游行（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民国人物列传》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家室内部，曹氏早已跟五四的历史达成了和解呢？
总的来说，三人的自辩虽不无怨气，但言语皆有条理，可算得体。他们的回忆容有讳饰之辞，但毕竟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史料，若出于“爱国”立场便抹杀其言，在史学上自是不公平的。
他们是历史的反方证人。这些固然是自我辩护，可也是历史见证。他们的声音，我们应该倾听。
当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迫于舆论民情激化，不得不将曹、陆、章免职，据云段祺瑞对他们表示：“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联系到曹汝霖的自述里，有段氏赠他的一首诗：“卖国曹陆章，何尝究所以。章我素远隔，何故谤未弭。三君曾同学，宫商联角徵。休怪殃池鱼，亦因城门燬。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陆持节扶桑，樽俎费唇齿。撤回第五条，助力亦足使。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诬蔑乃复尔。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数虽一亿零，案可考终始。参战所收回，奚啻十倍蓰。”（《一生之回忆》之七五）两相对照，段氏对曹、陆、章的体谅是可信的。段以总理的地位，不便公开为他们辩诬，这是私下表示安慰的意思，不失其政治大老的风度。此诗所言，也可与三人的自述相印证，很可能为他们洗刷污名。
还有，陆宗舆私底下曾有言：“日本人野心太大，这是我们的祸害，国家不强，打不过人家，和人家讲理人家不听，有些地方只能吃亏一点儿，现在硬不起来，不让步不行。人家骂我们是卖国贼亲日派，那么请他们来担当外交，恐怕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吧！”（王启勋《我所知道的陆宗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同意的话。
晚清以来，是中国的乱世衰世，政治中人了解太多内幕，也深知国弱兵残，往往过于现实;而当日又是政治话语泛滥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多受激进民族主义熏染，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又往往过于理想。在上者多暮气，容易沦于妥协;在下者多意气，又容易流于冒进。上层与下层的隔膜，现实与理想的反差，遂成政治斗爭与社会冲突之源，求其中道，戛戛其难。对于爱国者的激情，我们已抱以足够多的喝彩，对于谋国者的苦心，我们也该多一些“了解之同情”的。我想，这才是对于五四“国贼”所宜有的态度。
当我们无力付诸一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国贼”来渲泄集体的愤怒;正如当我们无力了结一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汉奸”来承担集体的耻辱。我们需要历史的“替罪羊”，这就是人性吧。
说起来，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人，曹汝霖祖籍也是浙江，三人都在少年时留学日本，返国后都成为末代王朝的新晋干员，入中华民国后都从事外交事务，可谓同人同命，同其升沉。
过去检读政治家、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曾留意到1929年的一段：“晚赴金问泗之约，汪衮甫在座，不晤七八年，谈日本情形甚详。汪与曹、陆、章称“四大金刚”，今彼三人皆受通缉，而汪独能稳坐日使一席。固其行动能察大势，协时宜，然不能不谓巧于肆应也。”（《求不得斋日记》，《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汪衮甫，即汪荣宝，也是留日出身，自清季至民初，其政治轨迹都与曹、陆、章相仿佛，宜乎被时人并举为“四大金刚”;只是他稍后另任比利时、瑞士公使，完美地避开了五四这个历史分叉口，继而自西洋返东洋，久任驻日公使，终于承担了本来由曹、陆、章所承担的工作。国之干城乎？国之蟊贼乎？对照汪的独善其身，益令人感慨曹、陆、章三氏的政治歧路。
时代的覆巢之下，孰为完卵，是完全无法预期的。
作者系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花地专栏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