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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及现状决定了“高职精神”在当下中国的缺失。分析“高职精神”的具体形态及培育措施,有利于高职教育向更为光明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高职精神 历史 现状 培育措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6-009-03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试论“高职精神”》中提过,“高职精神”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特有的,能集中反映其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能反映其所在院校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代表着高职院校的价值取向和办学理念的非物化的一种力量。相对于“大学精神”而言,它更具务实性、时效性,更能反映行业特色,更为接近市场。笔者之前的文章侧重于对高职精神形而上的探讨,本文在此意欲抛却其抽象层面的意义,具体讨论其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形态;并以工作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试分析其具体的培育措施。在分析现状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规范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现当代的产生和发展史。
一、迷失于历史的长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大。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二战之后,美国的社区学院因确立了以职业技术学院与培训为主要职能,得到了迅猛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先后发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科学制和研究生学制。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高等专科学校,70年代又创建了校企联办的双元制职业学院;英国在1966年签发了题为《关于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计划》的白皮书,使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多科技术学院成为与大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院校。日本的短期大学起步于二战后,高等专门学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两者都定位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都在70年代后取得了长足发展。[1]
综观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最初阶段只是被动地应付技术革命对高素质劳力的需求,在后来的发展中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特色之路。也正是因为后来所拥有并坚持的以市场为定位的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若非如此,它早已被淹没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大潮中,并因为自身较晚的起步和薄弱的基础而惨遭淘汰。在西方,“高职精神”由此获得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在近现代的中国,真正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并未形成,但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思想。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建构了完整的职业教育系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本质;新中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各种政治浪潮中起起落落,前30年发展缓慢,存在严重的学术化倾向,其实是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其在文革中更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比较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出现。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短期职业大学、技术专科学校蓬勃发展;1996年,我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明文规定:“职业技术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1997年,诞生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邢台职业技术学院;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法律上确认了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1999年,高职教育充当主力,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担子。[2]
在中国,正规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出现较晚,并且主要是迫于外在的经济压力或政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80年代规模大发展时期,高职院校主要是高考落榜生的去处;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使大批刚上线的质量平平的学生涌入了高职院校;这种最初的定位使高职业教育在中国国人的眼中地位甚低,应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风气,重学术,轻技艺。况且,量的发展并没有在短期内导致质的飞跃,这更使一部分人质疑高职教育的存在意义及发展前景。总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依然停留在为普通高等教育减轻压力的阶段,普遍未能形成以市场为定位的真正的职业教育的特色。因而,“高职精神”的存在更无从谈起。
二、困惑于现状的尴尬
当下中国其实正处在一个高等教育即将步入大众化的阶段。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致15%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但这个标准的由来只是因为,按照他的计算,一般来说,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这个数字时,量变会引起质变,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高等教育会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方向转变,教育的公平化得到较大的体现。[3]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的扩张主要源于教育资源的紧缺与教育需求的增大之间的矛盾的加剧。高职教育承担了大部分的扩招的压力。无论是高职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家长、企业,还是高等教育的实施者——广大高职教师,甚至办学主体,政府某些部门都把高职教育当作权宜之计。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高职教育的歧视态度。大量综合大学的本科教材充斥于高职专科的课堂;大部分教师并不具备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并且依然采取老一套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部分高职院校的领导人认为,高职院校的功劳在于收容了一些边缘化的素质较低的年轻人,减少了社会问题。而大多数家长,只是抱着聊胜于无的无奈,让孩子去混个文凭,以求日后有糊口的资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离真正的大众化还有一段距离,不容乐观,更不应过于匆忙地无限扩大原有大学的规模或盲目建立新的大学。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自上而下端正高职院校办学的思想。从院校本身而言,大多数高职院校虽有校训,院长也提出了一定的办学理念,但并没落到实处。学生多处于迷惘的心态,缺乏自主学习的动力。教师渴望进入综合大学,研究型大学,对本身的工作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可以说,在当下中国,“高职精神”作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概念并未形成;而作为具体的一种形态,在多数的高职院校也并不存在。
三、培育于具体的学院
以笔者的工作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为例,试作分析。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惯称新安学院）是由广东省教育促进会和深圳市南山区府创办的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创始人为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它在1999年正式挂牌,之前挂在华联私立学院名下运作了一年。它以培养三年制的全日制高职生为宗旨,高考第三批B线招生,本部设在深圳,在广州设有东校区、西校区两个分校。本部现有在校生2000人,专、兼职教职工两百人。容身于如此背景之下,“高职精神”何以发展,得以从无到有呢？
首先,上至深圳市政府,下至我们的办学主体,甚至广大的家长,学生都应调整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态度,真正体会其平等地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存在的实然性和应然性。2004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同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七部委联席会议上提出: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技能人才。[4]可见,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发展目标定位在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但是,当具体到地方政府,是否已经达成共识呢？社会需要的学术型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岗位需要的高级人才依靠有强烈的职业针对性的高职院校去培养,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只有一定职业倾向的人才,毕竟无法满足这些岗位对人才的应用技术和技能的需求。我们不仅应该办好大专层次的高职院校,而且应该将其上延至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使中职、高职人才的培养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在深圳一共有三家高职院校,其中,两家公办,只有新安学院是民办。公办学院得到了丰厚的拨款及其他的支持,但院校的发展似乎主要停留在解决每年高考当地生源出路这样一个较低的层面。新安学院没有得到任何的财政拨款,经济上主要靠学生每年11000元学费来平衡开支,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西方大国,私立学院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政府的财政帮助。中国是一个大国,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民办学院向国家伸手要钱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富裕的特区,而且尚处于文化建设急需迎头赶上的历史阶段,对于唯一一家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难道不可以通过种种灵活的方式,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吗？给予援助,给予重视,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立场,一种态度。每年,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高尖人才涌入深圳,为深圳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人才是否能代替深圳本土出产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呢？深圳的高新技术园需要出色的清华学子引领前进,但同时,需要更多在本地培养的,熟悉本土经济文化形态的高级技能型人才将一些高端的设想化为现实;南山区府多年来给了我们关怀和照顾,在新校征地一事上一直全力支持,正是向我们展示了政府参与民办学院办学的力量。作为办学主体的校方,应该以多年来为深圳地方经济及文化所作的贡献而深感自豪。我们不应满足于得到认可了,学生在没别的选择下愿意来了;我们更不应该认为,我们的功劳在于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使一些不怎么出色的年轻人避免了被边缘化;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走的是与普通高校平行的一条道路,我们仅仅是特色不同,办学方向不同,培养人才的规格不同;我们的学生与深圳大学的学生一样出色,甚至更为出色。教师应认真研究高职系统的教材教法,努力成为“双师型”的教师。家长应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及人生目标指导他们对高职院校进行选择。只有校、师、生都是主动进入这一系统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形成共同的志向与追求,进而凝聚成一股独有的令人振奋的“高职精神”。
其次,要真正改善和加强与企业的关系,让企业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在德国,企业参与具体的培训课程和教学计划,拥有学徒,签订和约,并对他们负责。双方在专业招生、技术培训计划、理论教学课程等方面都受到法律部门和各自管理部门的制约和保障。英国的高级现代学徒制（AMA）是一种以企业为主、校企合作、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课程模式,是以企业/行业紧密合作的模式。[5]
而中国的高职教育,能真正做到这个程度的极少。大多数院校拥有设在企业的实习基地,但无法形成关系稳定的实训基地。偶尔请企业的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来讲课,但少有就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地讨教于企业。这是我们今后必须注意的。最严重的是,相当一部份高职院校不了解当地企业,更不关心自身发展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与企业关系的疏离,将会导致高职院校生命源泉的枯竭。高职师生的成长都应沐浴在企业文化的光芒中。对企业的陌生化,会使高职师生在前进中失去指引,进而使他们所在院校无法沉淀出自己所特有的校园文化,师生员工更无法形成相对恒定的,能反映所在院校历史、文化、专业特色和发展前景的“高职精神”。
新安学院在深圳扎根九年了,但是知名度相当低,甚至在相隔不到一公里的深圳大学,也有很多师生从没听说过我们学院。更多的企业不认识我们,不清楚我们原来是正规招生的一家民办高校,更无法想象我们学院拥有51.1%的副高职称的教师和36.4%的研究生文凭的专任教师。我们每年的实习基地主要靠教师和老毕业生去找,很难形成长期合作的固定基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未能形成清晰的主体形象,并持续地把我们的主体形象向外介绍;并且,因为在创校初期,我们大部分领导与教师来自广州,我们未能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立足深圳,熟悉深圳,更重要的是,让深圳熟悉我们。只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尤其是紧密地与深圳的企业捆绑在一起,我们的教学与管理才能真正地贴近市场,体现行业特色,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高职精神”。
最后,无论是学院本身,还是全体师生员工都应该高度重视自身发展计划的设计。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教育功能、教学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应自觉高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旗帜,坚持自己的特色,切忌沦落为普通高校的低端院校。民办高职物质条件偏差,很难招到特别优秀的教师,招生方面更为不堪。权宜之计可择优培养,出名师,培优生,超常规发展某些有优势的专业。一部分的尖子可以起很好的榜样作用,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也主要是靠最优秀的那部分人营造的。教师应从入职之日起,好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每两到三年到企业锻炼半年,以熟悉市场;授课及育人时时刻记住高职院校的特色,在考虑自身的进修时不要总是不自觉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科研应以高职教育的研究为主;学生从入学之日起应正确定位今后的发展,始终记住自己是一名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加强自身人文素养的同时,应以高级技术与技能的掌握为目标;勇于融入社会,关心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当地的著名企业有足够的了解,并时刻关注他们的用人模式及企业文化。在院校及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相生,师生志同道合,共同营造务实的,个性化的,体现市场和企业风尚的“高职精神”。我们老董事长王屏山同志提出的校训“学会做人,打好基础;培养专长,加强实践;报效祖国。”正是间接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实质。
四、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教师会为自己任教于高职院校而深感自豪;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家长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出色的儿女送入高职院校的大门;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各大企业在制定用人计划时,首先想到了当地的高职院校;我们更期待,就在今天,我们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高职精神”的探讨。本文仅作抛砖引玉之用,敬请学界各位同仁指教。
参考文献:
[1][2]王毅,卢崇高,季跃东,等.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东南大学出版社,第一章.
[3]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译自厦门大学高教所《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转引自潘懋元,中国当代教育文存 潘懋元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53.
[4]匡瑛.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丛书,石伟平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16.
[5]同上,第四章.
关键词:高职精神 历史 现状 培育措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6-009-03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试论“高职精神”》中提过,“高职精神”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特有的,能集中反映其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能反映其所在院校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代表着高职院校的价值取向和办学理念的非物化的一种力量。相对于“大学精神”而言,它更具务实性、时效性,更能反映行业特色,更为接近市场。笔者之前的文章侧重于对高职精神形而上的探讨,本文在此意欲抛却其抽象层面的意义,具体讨论其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形态;并以工作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试分析其具体的培育措施。在分析现状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规范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现当代的产生和发展史。
一、迷失于历史的长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大。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二战之后,美国的社区学院因确立了以职业技术学院与培训为主要职能,得到了迅猛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先后发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科学制和研究生学制。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高等专科学校,70年代又创建了校企联办的双元制职业学院;英国在1966年签发了题为《关于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计划》的白皮书,使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多科技术学院成为与大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院校。日本的短期大学起步于二战后,高等专门学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两者都定位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都在70年代后取得了长足发展。[1]
综观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最初阶段只是被动地应付技术革命对高素质劳力的需求,在后来的发展中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特色之路。也正是因为后来所拥有并坚持的以市场为定位的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若非如此,它早已被淹没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大潮中,并因为自身较晚的起步和薄弱的基础而惨遭淘汰。在西方,“高职精神”由此获得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在近现代的中国,真正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并未形成,但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思想。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建构了完整的职业教育系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本质;新中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各种政治浪潮中起起落落,前30年发展缓慢,存在严重的学术化倾向,其实是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其在文革中更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比较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出现。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短期职业大学、技术专科学校蓬勃发展;1996年,我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明文规定:“职业技术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1997年,诞生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邢台职业技术学院;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法律上确认了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1999年,高职教育充当主力,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担子。[2]
在中国,正规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出现较晚,并且主要是迫于外在的经济压力或政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80年代规模大发展时期,高职院校主要是高考落榜生的去处;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使大批刚上线的质量平平的学生涌入了高职院校;这种最初的定位使高职业教育在中国国人的眼中地位甚低,应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风气,重学术,轻技艺。况且,量的发展并没有在短期内导致质的飞跃,这更使一部分人质疑高职教育的存在意义及发展前景。总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依然停留在为普通高等教育减轻压力的阶段,普遍未能形成以市场为定位的真正的职业教育的特色。因而,“高职精神”的存在更无从谈起。
二、困惑于现状的尴尬
当下中国其实正处在一个高等教育即将步入大众化的阶段。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致15%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但这个标准的由来只是因为,按照他的计算,一般来说,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这个数字时,量变会引起质变,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高等教育会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方向转变,教育的公平化得到较大的体现。[3]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的扩张主要源于教育资源的紧缺与教育需求的增大之间的矛盾的加剧。高职教育承担了大部分的扩招的压力。无论是高职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家长、企业,还是高等教育的实施者——广大高职教师,甚至办学主体,政府某些部门都把高职教育当作权宜之计。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高职教育的歧视态度。大量综合大学的本科教材充斥于高职专科的课堂;大部分教师并不具备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并且依然采取老一套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部分高职院校的领导人认为,高职院校的功劳在于收容了一些边缘化的素质较低的年轻人,减少了社会问题。而大多数家长,只是抱着聊胜于无的无奈,让孩子去混个文凭,以求日后有糊口的资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离真正的大众化还有一段距离,不容乐观,更不应过于匆忙地无限扩大原有大学的规模或盲目建立新的大学。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自上而下端正高职院校办学的思想。从院校本身而言,大多数高职院校虽有校训,院长也提出了一定的办学理念,但并没落到实处。学生多处于迷惘的心态,缺乏自主学习的动力。教师渴望进入综合大学,研究型大学,对本身的工作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可以说,在当下中国,“高职精神”作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概念并未形成;而作为具体的一种形态,在多数的高职院校也并不存在。
三、培育于具体的学院
以笔者的工作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为例,试作分析。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惯称新安学院）是由广东省教育促进会和深圳市南山区府创办的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创始人为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它在1999年正式挂牌,之前挂在华联私立学院名下运作了一年。它以培养三年制的全日制高职生为宗旨,高考第三批B线招生,本部设在深圳,在广州设有东校区、西校区两个分校。本部现有在校生2000人,专、兼职教职工两百人。容身于如此背景之下,“高职精神”何以发展,得以从无到有呢？
首先,上至深圳市政府,下至我们的办学主体,甚至广大的家长,学生都应调整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态度,真正体会其平等地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存在的实然性和应然性。2004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同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七部委联席会议上提出: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技能人才。[4]可见,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发展目标定位在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但是,当具体到地方政府,是否已经达成共识呢？社会需要的学术型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岗位需要的高级人才依靠有强烈的职业针对性的高职院校去培养,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只有一定职业倾向的人才,毕竟无法满足这些岗位对人才的应用技术和技能的需求。我们不仅应该办好大专层次的高职院校,而且应该将其上延至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使中职、高职人才的培养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在深圳一共有三家高职院校,其中,两家公办,只有新安学院是民办。公办学院得到了丰厚的拨款及其他的支持,但院校的发展似乎主要停留在解决每年高考当地生源出路这样一个较低的层面。新安学院没有得到任何的财政拨款,经济上主要靠学生每年11000元学费来平衡开支,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西方大国,私立学院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政府的财政帮助。中国是一个大国,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民办学院向国家伸手要钱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富裕的特区,而且尚处于文化建设急需迎头赶上的历史阶段,对于唯一一家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难道不可以通过种种灵活的方式,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吗？给予援助,给予重视,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立场,一种态度。每年,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高尖人才涌入深圳,为深圳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人才是否能代替深圳本土出产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呢？深圳的高新技术园需要出色的清华学子引领前进,但同时,需要更多在本地培养的,熟悉本土经济文化形态的高级技能型人才将一些高端的设想化为现实;南山区府多年来给了我们关怀和照顾,在新校征地一事上一直全力支持,正是向我们展示了政府参与民办学院办学的力量。作为办学主体的校方,应该以多年来为深圳地方经济及文化所作的贡献而深感自豪。我们不应满足于得到认可了,学生在没别的选择下愿意来了;我们更不应该认为,我们的功劳在于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使一些不怎么出色的年轻人避免了被边缘化;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走的是与普通高校平行的一条道路,我们仅仅是特色不同,办学方向不同,培养人才的规格不同;我们的学生与深圳大学的学生一样出色,甚至更为出色。教师应认真研究高职系统的教材教法,努力成为“双师型”的教师。家长应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及人生目标指导他们对高职院校进行选择。只有校、师、生都是主动进入这一系统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形成共同的志向与追求,进而凝聚成一股独有的令人振奋的“高职精神”。
其次,要真正改善和加强与企业的关系,让企业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在德国,企业参与具体的培训课程和教学计划,拥有学徒,签订和约,并对他们负责。双方在专业招生、技术培训计划、理论教学课程等方面都受到法律部门和各自管理部门的制约和保障。英国的高级现代学徒制（AMA）是一种以企业为主、校企合作、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课程模式,是以企业/行业紧密合作的模式。[5]
而中国的高职教育,能真正做到这个程度的极少。大多数院校拥有设在企业的实习基地,但无法形成关系稳定的实训基地。偶尔请企业的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来讲课,但少有就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地讨教于企业。这是我们今后必须注意的。最严重的是,相当一部份高职院校不了解当地企业,更不关心自身发展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与企业关系的疏离,将会导致高职院校生命源泉的枯竭。高职师生的成长都应沐浴在企业文化的光芒中。对企业的陌生化,会使高职师生在前进中失去指引,进而使他们所在院校无法沉淀出自己所特有的校园文化,师生员工更无法形成相对恒定的,能反映所在院校历史、文化、专业特色和发展前景的“高职精神”。
新安学院在深圳扎根九年了,但是知名度相当低,甚至在相隔不到一公里的深圳大学,也有很多师生从没听说过我们学院。更多的企业不认识我们,不清楚我们原来是正规招生的一家民办高校,更无法想象我们学院拥有51.1%的副高职称的教师和36.4%的研究生文凭的专任教师。我们每年的实习基地主要靠教师和老毕业生去找,很难形成长期合作的固定基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未能形成清晰的主体形象,并持续地把我们的主体形象向外介绍;并且,因为在创校初期,我们大部分领导与教师来自广州,我们未能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立足深圳,熟悉深圳,更重要的是,让深圳熟悉我们。只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尤其是紧密地与深圳的企业捆绑在一起,我们的教学与管理才能真正地贴近市场,体现行业特色,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高职精神”。
最后,无论是学院本身,还是全体师生员工都应该高度重视自身发展计划的设计。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教育功能、教学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应自觉高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旗帜,坚持自己的特色,切忌沦落为普通高校的低端院校。民办高职物质条件偏差,很难招到特别优秀的教师,招生方面更为不堪。权宜之计可择优培养,出名师,培优生,超常规发展某些有优势的专业。一部分的尖子可以起很好的榜样作用,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也主要是靠最优秀的那部分人营造的。教师应从入职之日起,好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每两到三年到企业锻炼半年,以熟悉市场;授课及育人时时刻记住高职院校的特色,在考虑自身的进修时不要总是不自觉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科研应以高职教育的研究为主;学生从入学之日起应正确定位今后的发展,始终记住自己是一名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加强自身人文素养的同时,应以高级技术与技能的掌握为目标;勇于融入社会,关心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当地的著名企业有足够的了解,并时刻关注他们的用人模式及企业文化。在院校及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相生,师生志同道合,共同营造务实的,个性化的,体现市场和企业风尚的“高职精神”。我们老董事长王屏山同志提出的校训“学会做人,打好基础;培养专长,加强实践;报效祖国。”正是间接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实质。
四、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教师会为自己任教于高职院校而深感自豪;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家长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出色的儿女送入高职院校的大门;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各大企业在制定用人计划时,首先想到了当地的高职院校;我们更期待,就在今天,我们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高职精神”的探讨。本文仅作抛砖引玉之用,敬请学界各位同仁指教。
参考文献:
[1][2]王毅,卢崇高,季跃东,等.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东南大学出版社,第一章.
[3]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译自厦门大学高教所《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转引自潘懋元,中国当代教育文存 潘懋元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53.
[4]匡瑛.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丛书,石伟平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16.
[5]同上,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