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9月3日，我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坐在支前模范代表受阅车上，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习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检阅的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些为抗战献出生命的先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中国，得多开心啊！
在我们村——萝北县太平沟乡兴东村，顺着北路走到中俄边境黑龙江边，会看见江边矗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刻“兴东抗联交通站遗址”九个大字。每当我走过那里，就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给我爹打掩护
我出生在1932年。打我记事儿起，兴东村四周就有两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个大监狱。城墙边儿还有穿着黄衣服、背着长枪四处巡逻的士兵，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看起来贼拉瘆人。
因为爱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哪儿都想去，我爹瞪起眼珠子告诉我：“离鬼子远点儿，那都是些畜生，净祸祸中国人，别没事儿找事儿！”所以，每当有小伙伴叫我一起去岗楼子附近玩，我都无奈地摇摇头，怕回来挨揍。
1941年冬天春节前，天气嘎嘎冷，要不戴棉手闷子，在外边待上一个时辰都能把手指头冻坏。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有子，爹带你进山，想去不？”
我一听，一个骨碌从炕上蹦下来：“去！”我都9岁了，可我爹从没带我进过山。
我穿戴整齐后，我爹让我坐上爬犁。快到城门时，被警察拦住了。
警察厉声问道：“干吗去？”
我爹堆着笑脸回答：“老总好，这不快过年了嘛，家里没柴火了，想进山拉点儿柴火。”
警察看了看冻得直淌清鼻涕的我，挥挥手放行了。
爷儿俩出村后，顶着刺骨寒风，一路直奔大山深处。我坐在爬犁上犯嘀咕：这么冷的天，山上也不好玩啊，爹这是要带我上哪儿打柴火啊？
走了有两三个小时，爷儿俩来到一个大地窨子前，周围还有一些小马架子。我心里纳闷：“这地方是干啥的呀？怎么好像还住人呢？”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地窨子里突然钻出一群人来，吓得我大叫了一声，赶紧躲在我爹身后。
这些人穿的大都是前胸后背合在一起的狍子皮，腰里扎着草绳子，头戴狗皮帽子，黑黝黝的脸上仅露出一口白牙和一对黑眼珠子，看上去挺吓人。
我爹和那些人肯定认识，见了面互相拍拍肩，挺亲热的。见到我的窘态，他们都哈哈大笑。我爹说：“有子别怕，他们都是好人！”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去的地方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营地。爹带上我，其实是以我为掩护骗过警察，进山给抗联送情报。
抗联部队真是太苦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敢用明火取暖、不敢鸣枪打猎，只能吃草根、树皮、橡子……下山时，我爹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说：“爹，咱给他们送些吃的吧？”
我爹笑了：“有种！不愧是我荆成玉的儿子！”
打那儿以后，我爹想方设法利用出村的机会给抗联送粮送盐。比如把盐粒子缝在拉车的马脖套子里，把用盐水煮过的衣服穿身上，把橡胶轮胎灌满粮食、车底板下隐秘处挂上米袋子……由于日伪警察盘查得越来越严，更多的時候还是让抗联战士偷偷到地里来取粮。
为了方便联络，我爹让我在江沿儿一块大石头上摆“信号石”——如果村里情况正常，就放一块带眼儿的石头，眼儿石上再放一块小石子。这样，抗联战士就可以放心进村了。因为从没误过事，我爹对我越来越信任。
为藏枪出主意
194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江边的地窨子里烧炕，突然有八九个人闯进来，其中几个人还有伤，鲜血顺着衣服往下滴。为首的大高个儿架着一个伤员，低声问我：“你爹呢？”
我爹听见院里有动静，就和我姥爷从马厩里出来，见到此景，赶紧关上大门，回身架起大个子身边的伤员，问道：“陈队长，这是咋啦？快进屋。”
我爹口中的陈队长叫陈雷，抗联第六军八师游击队队长。陈雷接过我爹递过来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长吐一口气道：“奉上级命令，我们本想过江去苏联休整。但这阵儿鬼子查得太严，刚才在半路上遇到鬼子，打了一仗，只有我们九个人冲出来。”
我爹说：“最近鬼子的盘查确实严，所有船只都被他们控制了。”
陈雷说：“情况紧急，鬼子肯定要追过来，我们今晚就得过江。可苏联那边有规定，不让带武器过去，这九条枪只能先藏起来。”
听说要藏枪，我爹犯了难，瞅瞅我姥爷，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没法藏在家里。
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我知道个好地方！”
众人正愁眉不展，听我这么一喊，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爹忙问：“藏哪儿？”
我说：“山坡下有棵大枫树，树下有个貉子洞，那洞老深了。我在那儿抓过貉子。”
我把大人们领到那棵大枫树下，用马灯一照：“就这儿！”
因为这个洞大小适宜、地点隐秘，于是，大家便将枪支包裹起来放入洞里，然后开始筹划过江事宜。
由于日军监控严密，没有渡船可用，他们只能抱着木头渡江。
正值深秋，江水刺骨。因为情况紧急，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砍了三棵桦树，打去枝丫运到江边。然后，每三个人一组趴在树上，我爹用绑腿兜后背把他们绑在圆木上。一切安排妥当，我爹和我姥爷用力一推，圆木顺流而下。
半年后，陈雷等人返回兴东村，我带着他们去貉子洞取回了保存完好的枪支。他们又去打鬼子了。
继承先辈的遗志
1944年5月，抗联将士的频繁渡江引起鬼子特务机关的察觉，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村民与抗联的联络点，但不知道交通站在何处、交通员是谁，无处下手。
当时，兴东村警察队队长与村里一个叫小娟子的女人“搞破鞋”。一天，他与小娟子鬼混之后唉声叹气地把日本宪兵队限他一周内破获兴东村抗联交通站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小娟子听了，把嘴一撇：“哼，我当是什么上天入地的大事儿呢！你要是再给我弄两斤大烟土，我保证给你把这事儿拿下来！”
警察队长喜出望外，说：“一言为定。”
有一个叫王庆龙的村民，我爹、我姥爷经常找他忙活交通站的事儿。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见到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对有几分姿色的小娟子早就心里痒痒的。
小娟子知道王庆龙好啥，也曾风闻他与抗联交通站有来往，便每天都打扮得很惹眼，没事就在院门口溜达。一天，小娟子见王庆龙从门口路过，就抛了个媚眼儿……
二人鬼混没几天，小娟子就从王庆龙嘴里把交通站的情况套了出来，并告诉了警察队长。
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兵分三路，直扑江边窝棚，我姥爷崔玉佩等37人被鬼子逮捕。我爹半夜给西山抗联送粮回来时，被留守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带到兴东村的北炮楼打得死去活来，送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我姥爷等37人一直没有音信，有传言说，他们被送到了哈尔滨的日军七三一部队……
等事件过后我才知道，我姥爷名义上是伪村长，暗地里是兴东抗联交通站站长。
1945年开春，在那次大搜捕中侥幸逃脱的交通员刘谷子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当抗联交通员。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刘叔，我敢！您就放心让我干吧！”
从此，联系江东苏联红军和西山抗联部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那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强渡黑龙江，发起对日军的全面进攻，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光复的那一天……
2015年9月30日，国家公祭日那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在我儿子荆荣华的努力下，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旧址纪念地落成。在揭幕仪式上，萝北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景彦讲话时说：“‘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在建站后的7年里，成功掩护了赵尚志、陈雷、付国才等抗联英雄，将他们平安地护送到苏联。所以，这个交通站旧址的建成，是太平沟乡人民的骄傲，是萝北县人民的骄傲……”
为抗联做事，为国家担当，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经历。
（整理/王宇萌）
在我们村——萝北县太平沟乡兴东村，顺着北路走到中俄边境黑龙江边，会看见江边矗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刻“兴东抗联交通站遗址”九个大字。每当我走过那里，就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给我爹打掩护
我出生在1932年。打我记事儿起，兴东村四周就有两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个大监狱。城墙边儿还有穿着黄衣服、背着长枪四处巡逻的士兵，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看起来贼拉瘆人。
因为爱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哪儿都想去，我爹瞪起眼珠子告诉我：“离鬼子远点儿，那都是些畜生，净祸祸中国人，别没事儿找事儿！”所以，每当有小伙伴叫我一起去岗楼子附近玩，我都无奈地摇摇头，怕回来挨揍。
1941年冬天春节前，天气嘎嘎冷，要不戴棉手闷子，在外边待上一个时辰都能把手指头冻坏。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有子，爹带你进山，想去不？”
我一听，一个骨碌从炕上蹦下来：“去！”我都9岁了，可我爹从没带我进过山。
我穿戴整齐后，我爹让我坐上爬犁。快到城门时，被警察拦住了。
警察厉声问道：“干吗去？”
我爹堆着笑脸回答：“老总好，这不快过年了嘛，家里没柴火了，想进山拉点儿柴火。”
警察看了看冻得直淌清鼻涕的我，挥挥手放行了。
爷儿俩出村后，顶着刺骨寒风，一路直奔大山深处。我坐在爬犁上犯嘀咕：这么冷的天，山上也不好玩啊，爹这是要带我上哪儿打柴火啊？
走了有两三个小时，爷儿俩来到一个大地窨子前，周围还有一些小马架子。我心里纳闷：“这地方是干啥的呀？怎么好像还住人呢？”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地窨子里突然钻出一群人来，吓得我大叫了一声，赶紧躲在我爹身后。
这些人穿的大都是前胸后背合在一起的狍子皮，腰里扎着草绳子，头戴狗皮帽子，黑黝黝的脸上仅露出一口白牙和一对黑眼珠子，看上去挺吓人。
我爹和那些人肯定认识，见了面互相拍拍肩，挺亲热的。见到我的窘态，他们都哈哈大笑。我爹说：“有子别怕，他们都是好人！”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去的地方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营地。爹带上我，其实是以我为掩护骗过警察，进山给抗联送情报。
抗联部队真是太苦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敢用明火取暖、不敢鸣枪打猎，只能吃草根、树皮、橡子……下山时，我爹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说：“爹，咱给他们送些吃的吧？”
我爹笑了：“有种！不愧是我荆成玉的儿子！”
打那儿以后，我爹想方设法利用出村的机会给抗联送粮送盐。比如把盐粒子缝在拉车的马脖套子里，把用盐水煮过的衣服穿身上，把橡胶轮胎灌满粮食、车底板下隐秘处挂上米袋子……由于日伪警察盘查得越来越严，更多的時候还是让抗联战士偷偷到地里来取粮。
为了方便联络，我爹让我在江沿儿一块大石头上摆“信号石”——如果村里情况正常，就放一块带眼儿的石头，眼儿石上再放一块小石子。这样，抗联战士就可以放心进村了。因为从没误过事，我爹对我越来越信任。
为藏枪出主意
194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江边的地窨子里烧炕，突然有八九个人闯进来，其中几个人还有伤，鲜血顺着衣服往下滴。为首的大高个儿架着一个伤员，低声问我：“你爹呢？”
我爹听见院里有动静，就和我姥爷从马厩里出来，见到此景，赶紧关上大门，回身架起大个子身边的伤员，问道：“陈队长，这是咋啦？快进屋。”
我爹口中的陈队长叫陈雷，抗联第六军八师游击队队长。陈雷接过我爹递过来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长吐一口气道：“奉上级命令，我们本想过江去苏联休整。但这阵儿鬼子查得太严，刚才在半路上遇到鬼子，打了一仗，只有我们九个人冲出来。”
我爹说：“最近鬼子的盘查确实严，所有船只都被他们控制了。”
陈雷说：“情况紧急，鬼子肯定要追过来，我们今晚就得过江。可苏联那边有规定，不让带武器过去，这九条枪只能先藏起来。”
听说要藏枪，我爹犯了难，瞅瞅我姥爷，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没法藏在家里。
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我知道个好地方！”
众人正愁眉不展，听我这么一喊，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爹忙问：“藏哪儿？”
我说：“山坡下有棵大枫树，树下有个貉子洞，那洞老深了。我在那儿抓过貉子。”
我把大人们领到那棵大枫树下，用马灯一照：“就这儿！”
因为这个洞大小适宜、地点隐秘，于是，大家便将枪支包裹起来放入洞里，然后开始筹划过江事宜。
由于日军监控严密，没有渡船可用，他们只能抱着木头渡江。
正值深秋，江水刺骨。因为情况紧急，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砍了三棵桦树，打去枝丫运到江边。然后，每三个人一组趴在树上，我爹用绑腿兜后背把他们绑在圆木上。一切安排妥当，我爹和我姥爷用力一推，圆木顺流而下。
半年后，陈雷等人返回兴东村，我带着他们去貉子洞取回了保存完好的枪支。他们又去打鬼子了。
继承先辈的遗志
1944年5月，抗联将士的频繁渡江引起鬼子特务机关的察觉，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村民与抗联的联络点，但不知道交通站在何处、交通员是谁，无处下手。
当时，兴东村警察队队长与村里一个叫小娟子的女人“搞破鞋”。一天，他与小娟子鬼混之后唉声叹气地把日本宪兵队限他一周内破获兴东村抗联交通站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小娟子听了，把嘴一撇：“哼，我当是什么上天入地的大事儿呢！你要是再给我弄两斤大烟土，我保证给你把这事儿拿下来！”
警察队长喜出望外，说：“一言为定。”
有一个叫王庆龙的村民，我爹、我姥爷经常找他忙活交通站的事儿。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见到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对有几分姿色的小娟子早就心里痒痒的。
小娟子知道王庆龙好啥，也曾风闻他与抗联交通站有来往，便每天都打扮得很惹眼，没事就在院门口溜达。一天，小娟子见王庆龙从门口路过，就抛了个媚眼儿……
二人鬼混没几天，小娟子就从王庆龙嘴里把交通站的情况套了出来，并告诉了警察队长。
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兵分三路，直扑江边窝棚，我姥爷崔玉佩等37人被鬼子逮捕。我爹半夜给西山抗联送粮回来时，被留守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带到兴东村的北炮楼打得死去活来，送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我姥爷等37人一直没有音信，有传言说，他们被送到了哈尔滨的日军七三一部队……
等事件过后我才知道，我姥爷名义上是伪村长，暗地里是兴东抗联交通站站长。
1945年开春，在那次大搜捕中侥幸逃脱的交通员刘谷子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当抗联交通员。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刘叔，我敢！您就放心让我干吧！”
从此，联系江东苏联红军和西山抗联部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那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强渡黑龙江，发起对日军的全面进攻，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光复的那一天……
2015年9月30日，国家公祭日那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在我儿子荆荣华的努力下，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旧址纪念地落成。在揭幕仪式上，萝北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景彦讲话时说：“‘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在建站后的7年里，成功掩护了赵尚志、陈雷、付国才等抗联英雄，将他们平安地护送到苏联。所以，这个交通站旧址的建成，是太平沟乡人民的骄傲，是萝北县人民的骄傲……”
为抗联做事，为国家担当，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经历。
（整理/王宇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