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中的那所学校,前清的时候,是一座叫伏虎寺的僧院,上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于1902年改作新式学堂。学校的四周极其幽静,有清流环护,绿树绕廊。后来我云游四海,还没见过如此充溢书香气息的环境。可惜处于那样的年代,却没能让我们那一代学子静下心来融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习氛围。
　　1957年,那一年中国发生的骤变,对于刚入高一的我,还无法弄清是怎么回事。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虽然是夏天,却透着秋天的萧索。那年头,对学生生活构成直接影响的,是没完没了的形势报告、连篇累牍的政治学习和无休无止的义务劳动。
　　高强度的政治训导的后果,是同学们人人自危,自危的心理,演变成自保的行为——告密。告密一旦成风,大家的一言一行,校长和班主任都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形下,唯有在劳动时大量消费掉体力,精神才多少获得一些放松。
　　伏虎寺的园子很大,土质也好。半夜里来了一场细雨,第二天,满眼都是新绿,但学校的领导却疾草如仇,你长,我除,你再长,我再除,如此周而复始,除草便成了学生们十分庄严的必修课。这情景竟然触发了校长的灵感,他扬一扬白皙的细手,扶一扶宽边近视镜,高瞻远瞩地对大家说: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像这些杂草,一不小心,它就会冒出来,只有狠下决心,不断地清除,才能跟上形势,永不掉队。这高论曾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它的熏陶下,我从中获得“斩草除根”的启示,每每用小铲子,从泥土中挖出整个草根,而别人只习惯于用割韭菜的方法来除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三。
　　一天清晨,突然风闻校长与我们的女班主任双双殉情自尽。据说是服用氰化钾(就是山民冬季用来猎兽的“三步倒”)即刻毙命的。传言就像冷风一般,吹遍每个角落,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妄置一词。人们在不安的情绪中度过几天,小草们也糊里糊涂地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上面就派来了继任者。新校长就像来完成前人未竟的伟业似的,对前任狠抓的“插红旗,拔白旗”和清除杂草运动,一刻也不停止,一步也没放松。
　　多少年后,我翻阅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传记。传记上说他周末喜欢去位于伦敦市郊的瓦妮莎(就是伍尔芙的姐姐)庄园,调剂身心,尤其热衷于阳光下清除门前小路上的杂草。他跪在一块草席上,用一把小折刀根除每一棵莠草,绝不像一般人那样敷衍从事。董桥说凯恩斯是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砂砾小路不应该长满杂草是他的理论,用小折刀根除每一棵莠草是实践。”读着这般曼妙的文字,不免就忆起高中校长和那所寺院改建的校园中的杂草。我们的校长也是有理论的,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杂草,但实践的事,他却让学生们去做。他一面披着高深的理论华衮,一面又与女班主任暗通款曲。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在那个倡导除草的年代里,他们俩算是诱人的香花还是怪异的杂草。
　　1996年的阳春三月,我和几位老同学旧地重游,弹指一挥间四十个春秋流逝,一切都物异人非了。校园内奇花异草难以尽数,漫步在锡杖泉畔,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琅琅书声中糅进了鸟鸣虫吟。
　　那次旧地重游之后,我常常想,人类社会不能老是滞留在除草的年代,早该跑步进入种草的年代了吧。不但有草的地方,你不要轻易乱铲乱除,没有草的地方,得想办法种一点才是。比方我,住在一座城市的三楼上,周边挤满了火柴盒一般的建筑物,显得单调与压抑,但我和一些人家的阳台上,总有几盆花草摆放着。别以为这不过是案头清玩,不,它不仅将单调与压抑拒之千里,还迎来了一片生机。于是,生命的芬芳和环境的静美,便同时为我所拥有了。(编辑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