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谈家桢有一个“怪癖”,为了喂养实验室里的鸟儿,这个燕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总是半夜两三点钟起来抓虫子。
　　这个“怪癖”,给他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在谈家桢的毕业纪念册上,有人悄然写下了一句话:“中国的摩尔根[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美国遗传学家,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却在不久后成为事实。因为一篇生物学的优秀论文,谈家桢进入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继续深造,并在3年后拿到博士后学位,成为这个领域第一个拿到最高学位的中国人。
　　在他1937年学成归国前,导师摩尔根对这个学有所成的中国弟子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超过了我。但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过我,也能够超过你。”
　　不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谈家桢所任教的浙江大学生物系,一路颠沛流离,内迁至贵州湄潭的唐家祠堂中。
　　在这个破旧的祠堂里,这个长相英俊、为人和气、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教授,开始了他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工作。在宁静的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和学生们使用着最为简陋的显微镜,进行着果蝇和瓢虫的染色体观察研究。
　　在这一时期里,谈家桢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有后人曾感慨:“唐家祠堂半夜里的一缕微弱灯光,岂不象征着使中国避免在科技领域中出现断层的一点火种?”
　　在后世许多弟子的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谈先生的办公室书橱里,除了摆放着满满当当的书以外,最多的就是他和弟子们的合影。对学生们来说,他的悉心启发、真切鼓励和倾力扶持,是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
　　谈先生的一个学生至今还记得,当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但由于学习的外语是俄语,论文的英语摘要成了大问题。谈先生认真修改了他的论文,并把摘要重写了一遍。之后半年内,6所海外高校来信,索讨单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
　　学生心里明白,没有谈老近400字流畅专业的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中国学生的作品。更想不到的是,这篇经谈先生悉心指导并投入大量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学生的名字。谈先生接受致谢,但不同意共同署名。
　　其实,这在谈家桢看来,只是一个老师应尽的本分。晚年的谈先生有个习惯,只要学生有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就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他曾自言:“吾别无所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
　　2005年,在离世前3年,谈家桢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作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不过,却没有人能够数清,谈家桢一生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最早的一批“谈门弟子”,如今都已年过九旬。一个现今国内生物学的权威曾这样说过:“国内但凡有学生物学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
　　学生眼中的谈家桢,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长者。在他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时,有一次进电梯,一群学生也正好进来。学生们在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面前还有些腼腆,可谈校长却率先打起招呼:“你们好吗?”
　　学生们私底下总是直呼他“谈老头”。有一次,一家电视台来拍摄有关谈家桢的纪录片,许多学生闻讯后都不请自到地赶来帮忙。谈先生不在场时,这些旁人眼中的学界大腕,一口一个“谈老头”,商量着如何做拍摄前的准备。
　　进场的谈家桢恰好听到。“叫我啥事啊?”老先生微笑地问道。
　　这群已过中年的学生便耸耸肩膀、做个鬼脸,朝他笑笑,老先生就像“一位撞破了孩子的调皮又觉得无伤大雅的家长”,淡淡一笑,转身慢慢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