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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培源的新作《以父之名》与上一部小说集《钻石与灰烬》一样，都瞄准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社会。在他的小说中，乡土并不是某种慰劳回忆的道德乌托邦，而是现代性介入乡土社会后所呈现的断层土壤。
《以父之名》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关于父辈、关于逃离的故事。信德年少时失去了父亲，并且无论从外貌、性格还是家庭背景上，他都不为乡亲们所喜欢。父爱和尊严“双重缺席”的信德即便到了谈婚论嫁的日子也丝毫拿不出取悦这个世界的资本。他日渐焦虑，不得不采取“买越南新娘”的下策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殊不知，新娘到手了，自己却失手了——原来信德结婚后才发现自己是一名连生育能力都缺失的“三重缺席”患者。在传统生育观念和不稳定自尊心的催使下，他决定请另一个男人来实现“借种生子”。然而，祸不单行，重金买来的新娘在“被使用”完后逃跑了，男主人公阿喜一出生，便面对着这位连夫妻关系也缺失的“四重缺席”父亲。阿喜经受不住这位“四重缺席”的父亲通过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扭曲补偿，他就像逃离噩梦一样逃离这个所谓的家，逃离牵绊着自己生命之根的乡土。无独有偶，在版图的北边，女主人公秋蓝也是一名自幼丧父的凄凉人，她在一次次逃离中寻找着自己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凭据。《以父之名》中所有关于痛楚、肉身和异域的故事，便由此开始。阿喜逃离的是故土，秋蓝逃离的却是一个个用金钱和肉体收割过她的男人。阿喜和秋蓝这两个“天涯沦落人”相遇后的依恋、爱慕、敏感和舍弃将会如何改写他们的人生历程，《以父之名》给出了别出心裁的答案。《以父之名》为题，却处处是父辈的缺失，这种经验的错位，本身就为小说埋下了伏笔。
跟林培源以往的小说不一样，《以父之名》的语言更扎实和精练，他卸下了“为修辞而修辞”的繁复语言任务，也褪去了“为共情而共情”的主观情感代入。也正因为如此，《以父之名》在叙述形式之外，在文化层面上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
失序：秩序紊乱与文化矛盾
《以父之名》通过描写阿喜逃离乡土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发起了一个诘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道德观念、乡土秩序和文化在当今的乡土社会中，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伦理秩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运作。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指出，中国乡土的伦理秩序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通过父系单系传递的原则而缀连出的关系网络。这种差序格局依托着“前喻文化”，在一代代乡土社会中建构起“家”或“父辈”的原始观念。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家族中的长者将自身经历视为文化，为了维系家族的运行，每一代长者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转喻给下一代，而年青一代则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社会化，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诸如“你爸妈当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就是前喻文化的典型体现。《以父之名》中，对于信德、阿喜、秋蓝和阿霞等人而言，“父”的角色丢失了，就意味着上述这套前喻文化的规则遭到了结构上的破坏。因此，小说中的“父”不仅隐喻着差序格局中缺席的父辈角色，还指涉着乡土伦理体系下的前喻文化。
不讨女人喜欢的信德在母亲和乡里的压力下，不得不使出买新娘的招数来实现人生的完整度。在上一辈看来，年龄不但是个人阅历与生存资本的晴雨表，更是父系传递的计时表。信德无法违抗“婚嫁有时”的前喻文化，强牵姻缘却打碎了一整个家庭的秩序。儿子阿喜在身份的羁绊和家暴的折磨中愤然出走，信德和阿喜之间彻底失去了空间介入和身体接触，“世代经验相传”的法则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阿喜的出走，客观上破坏了乡土的秩序，更暴露了前喻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过敏反应。
阿喜的逃離，实质上隐喻着某种粗糙的秩序重建意识。他试图改变现状，却没有相应的资本把握未来。他无法凭借现有的经验去兑现新的格局，却依托仅有的体验去做出逃离原有乡土秩序及其前喻文化的判断。阿喜在逃离后的落魄遭遇也预示着，乡土文化重建并非单纯的怀恋或极端的撤退，而是要直面文化断裂，并试图探求有效可行的文化衔接与整合机制。
失语：父辈角色的缺席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重礼俗而轻情感，修秩序而弃私欲。人们似乎都保守地认为，抑制真情实感的抒发和表达，就可以显得家庭秩序更加稳定，显得道德律令更加容易执行。因此，他们害怕感情的激荡会改变撼动父辈的权威，要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就必须防止“剩余情感”的溢出，这在客观上便促使了感情的寡淡，即便在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都无法准确而大方地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子女成家前，他们的情感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与父辈角色的互动中。倘若置身于乡土社会的幼儿或少年面临父辈角色的缺失，那么当他们投身多元关系的社会的时候，很可能会产生情绪无能。
信德丧父，依靠着与母亲的亲情来维系自己基本的情感生态，却无法容纳更多的情感选择，他不懂得向自己的妻子表述哪怕一丝的爱，更不懂得与自己的儿子进行情感意义上的对话。这种代际失语也发生在同样年少丧父的秋蓝身上。秋蓝当过不少“成功男人”胯下的情人，她一边放逐着自己的肉身，又一边奢求着哪怕一丝真诚的爱情。她怀疑阿喜对她的感情，拒绝朱家明的爱意，甚至不信任母亲对自己的情感，认为“好多年过去了， 秋蓝明白了一件事。父母对她那么好， 是怕她也像姐姐那样夭折了， 他们不是打心底真正爱她”。（77页）秋蓝竟然痛苦地认为她生下来不过是个补偿品。小说中多次提到秋蓝和母亲之间的争吵，这暴露出母女二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二人之间可行的情感沟通是非常少的。代际失语所引发的情绪无能，同样体现在阿喜身上。“阿喜很快就将自己从幻想中拽回来， 他知道，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终将远离彼此。阿喜去下一个地方，而秋蓝呢，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不再结婚也无法生育的有钱人。阿喜不敢往下想了。”（49页）
从心理学角度讲，无论是信德、阿喜还是秋蓝，都在原有乡土秩序和前喻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代际失语，这种失语在本质上是述情障碍，体现为一种“情绪无能”（emotionally unavailable），这意味着他们在亲子、恋人、朋友等亲密关系中，对于所体会到的爱，以及其他深层的需要相互交流的情感不感兴趣，或者无所适从。这份无所适从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青春期情绪，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面子说不出心里话”，其背后是乡土秩序紊乱后和文化断层所带来的精神内伤。在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中，由于“以父辈经验复制予后辈经验”的前喻文化主导着伦理秩序，情绪无能和述情障碍几乎具有不可违抗性，从父辈渗透到后辈。如果阿喜从小就学会如何把心中的想法剖露出来并与他人分享，在经历了绑架事件后，他或许就不会因为不成熟的自卑心和猜疑而逃离秋蓝。他们在猜疑中确认着自己的认知，又在现实的比照中否定认知。父辈的抽离，使得原本就密不透风的情感生态雪上加霜，迫使猜疑重构成他们的情感本能。 失根：空间位移下的身体政治
失序和失语迫使着阿喜、秋蓝和阿霞用逃亡的方式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探路。至于所逃离的究竟是破败的乡土想象还是不堪的个人经历，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已经不再重要。本应寄诸乡土的想象消弭殆尽，剩下流离失所的身体在颤抖地探路，这样的空间算法似乎成为人物在双重缺失的生存境况下身份求证的唯一途径。
在家乡，阿喜的身体是被支配的角色。在祖母那里，他的身体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暂借的安慰对象；在父亲那里，他的身体是祛除自己被污名化的二手资源；在乡亲那里，他的身体是通过对比彰显自身血脉正统性的参照系。父爱缺失且母爱缺席的阿喜，其身体一旦置身于家乡，便成了观念消费、道德消费和感官消费的对象，毫无支配的权力。小说不止一次细致地描述了阿喜在入眠后如何透过噩梦来表达家暴与冷眼下身体被支配的恐惧。如此一来，作为空间，家乡不再是一个放置物质的场所，不再是区分“家里”和“外面”的地理位置，而是权力关系的演绎对象。阿喜生存体验中的家乡，就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剖析的圆形监狱一样，身体以陈示的方式彻底地被监视、控制与支配。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权力关系下的空间，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场所。他借用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揭示空间对身体的控制。这种监狱呈环形结构，每个囚室装有前后两块玻璃，圆心是监视塔，监视塔上的管理者可以透过玻璃清晰地看见囚室里的情况，而囚犯对此却无计可施。
而在逃离家乡后，阿喜的身体是可自由支配的。《以父之名》的开篇是在景都宾馆，一个充分酝酿歧义、延伸触觉和包装想象的场所。它关乎到“安顿”这个寄存身体的动作，也关乎到身体与身体之间剩余情欲的释放和表达。从乡土中跋涉至城市的阿喜和秋蓝经历过秩序紊乱的无奈、文化断层的阵痛和代际失语的障碍，他们无法从时间上为自己的人生日程交出明确的答卷，更不愿将其镶嵌到父辈所规划的刻度上，逃离，或者说逃亡，使得他们充分把握了空间的主宰权。不管是开篇的景都宾馆还是其后的出租寓所，这些空间都是记述二人身体的符号。阿喜通过观赏、接触和享用秋蓝的身体来试图实现关于家庭的联想，秋蓝则凭借外貌资本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男人们的消费对象中，并以此转换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阿喜和秋蓝而言，从家乡到城市的空间位移，更像是身体关系的更变。这正如列斐伏尔在研究空間的时候指出的，空间将重新建立人的身体、社会、知识、欲望、需求等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阿喜一怒之下的背井离乡，还是秋蓝无可奈何的南下北上，都是身体对特定空间所制造的权力关系的回应。他们似乎都意识到，必须通过无边的逃离和不歇的跋涉方可全权为自己的身体建立一套稳定的运作体系。如果不逃离故土，阿喜很可能会在家庭的暴力和乡亲的鄙视中长大，重复演绎着父亲的人生。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在谈论空间与权力的时候指出，“行走”（walking）则创造了窥看、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打乱了原有的秩序，开辟新的空间并创造新的意义。阿喜跟秋蓝同居的时候产生了关于“家”的念想，他甚至奢望能够把这种珍贵的念想寄存到朝朝暮暮的日常生活中。秋蓝在经过跟不同男性的“身体探戈”后，最终还是希望找到一份正当稳定的工作来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空间的迁徙中宣告着自主选择的失败，在渴望定居的时候收到了下一轮逃离的信号。《以父之名》中的逃离，与其说是空间转换，不如说是身份求证。
·结语·
信德的儿子阿喜和阿喜的情人秋蓝都试图以逃亡的方式探索自己在脱离乡土后的社会位置，然而空间的位移并不能改写乡土的秩序，更遭受肉身的审判。于是，《以父之名》里，父系文化下的乡土秩序是紊乱的，父辈角色是缺失的，确立自我身份的名目也是飘渺的。整部小说，无不在探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中断层带来的阵痛，并启发人们正视“阵痛”，防止阵痛向底层渗透。
《以父之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父，却写满了父系文化、父辈观念在新时代的不谐感，挖掘了乡土秩序紊乱和前喻文化断裂后的失语人群，并透过空间位移的权力象征和身体政治的隐喻，表达了一份现代性介入乡土社会后的焦虑。同样，《以父之名》也没有名，小说中的人物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分，也在被污名的历程中卸掉名声。底层如何在“去父”“失名”的困境下重新确认身份，正是小说的微妙之处。
（刘汉波，男，1989年生，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现象研究。）
林培源的新作《以父之名》与上一部小说集《钻石与灰烬》一样，都瞄准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社会。在他的小说中，乡土并不是某种慰劳回忆的道德乌托邦，而是现代性介入乡土社会后所呈现的断层土壤。
《以父之名》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关于父辈、关于逃离的故事。信德年少时失去了父亲，并且无论从外貌、性格还是家庭背景上，他都不为乡亲们所喜欢。父爱和尊严“双重缺席”的信德即便到了谈婚论嫁的日子也丝毫拿不出取悦这个世界的资本。他日渐焦虑，不得不采取“买越南新娘”的下策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殊不知，新娘到手了，自己却失手了——原来信德结婚后才发现自己是一名连生育能力都缺失的“三重缺席”患者。在传统生育观念和不稳定自尊心的催使下，他决定请另一个男人来实现“借种生子”。然而，祸不单行，重金买来的新娘在“被使用”完后逃跑了，男主人公阿喜一出生，便面对着这位连夫妻关系也缺失的“四重缺席”父亲。阿喜经受不住这位“四重缺席”的父亲通过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扭曲补偿，他就像逃离噩梦一样逃离这个所谓的家，逃离牵绊着自己生命之根的乡土。无独有偶，在版图的北边，女主人公秋蓝也是一名自幼丧父的凄凉人，她在一次次逃离中寻找着自己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凭据。《以父之名》中所有关于痛楚、肉身和异域的故事，便由此开始。阿喜逃离的是故土，秋蓝逃离的却是一个个用金钱和肉体收割过她的男人。阿喜和秋蓝这两个“天涯沦落人”相遇后的依恋、爱慕、敏感和舍弃将会如何改写他们的人生历程，《以父之名》给出了别出心裁的答案。《以父之名》为题，却处处是父辈的缺失，这种经验的错位，本身就为小说埋下了伏笔。
跟林培源以往的小说不一样，《以父之名》的语言更扎实和精练，他卸下了“为修辞而修辞”的繁复语言任务，也褪去了“为共情而共情”的主观情感代入。也正因为如此，《以父之名》在叙述形式之外，在文化层面上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
失序：秩序紊乱与文化矛盾
《以父之名》通过描写阿喜逃离乡土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发起了一个诘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道德观念、乡土秩序和文化在当今的乡土社会中，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伦理秩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运作。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指出，中国乡土的伦理秩序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通过父系单系传递的原则而缀连出的关系网络。这种差序格局依托着“前喻文化”，在一代代乡土社会中建构起“家”或“父辈”的原始观念。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家族中的长者将自身经历视为文化，为了维系家族的运行，每一代长者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转喻给下一代，而年青一代则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社会化，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诸如“你爸妈当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就是前喻文化的典型体现。《以父之名》中，对于信德、阿喜、秋蓝和阿霞等人而言，“父”的角色丢失了，就意味着上述这套前喻文化的规则遭到了结构上的破坏。因此，小说中的“父”不仅隐喻着差序格局中缺席的父辈角色，还指涉着乡土伦理体系下的前喻文化。
不讨女人喜欢的信德在母亲和乡里的压力下，不得不使出买新娘的招数来实现人生的完整度。在上一辈看来，年龄不但是个人阅历与生存资本的晴雨表，更是父系传递的计时表。信德无法违抗“婚嫁有时”的前喻文化，强牵姻缘却打碎了一整个家庭的秩序。儿子阿喜在身份的羁绊和家暴的折磨中愤然出走，信德和阿喜之间彻底失去了空间介入和身体接触，“世代经验相传”的法则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阿喜的出走，客观上破坏了乡土的秩序，更暴露了前喻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过敏反应。
阿喜的逃離，实质上隐喻着某种粗糙的秩序重建意识。他试图改变现状，却没有相应的资本把握未来。他无法凭借现有的经验去兑现新的格局，却依托仅有的体验去做出逃离原有乡土秩序及其前喻文化的判断。阿喜在逃离后的落魄遭遇也预示着，乡土文化重建并非单纯的怀恋或极端的撤退，而是要直面文化断裂，并试图探求有效可行的文化衔接与整合机制。
失语：父辈角色的缺席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重礼俗而轻情感，修秩序而弃私欲。人们似乎都保守地认为，抑制真情实感的抒发和表达，就可以显得家庭秩序更加稳定，显得道德律令更加容易执行。因此，他们害怕感情的激荡会改变撼动父辈的权威，要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就必须防止“剩余情感”的溢出，这在客观上便促使了感情的寡淡，即便在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都无法准确而大方地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子女成家前，他们的情感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与父辈角色的互动中。倘若置身于乡土社会的幼儿或少年面临父辈角色的缺失，那么当他们投身多元关系的社会的时候，很可能会产生情绪无能。
信德丧父，依靠着与母亲的亲情来维系自己基本的情感生态，却无法容纳更多的情感选择，他不懂得向自己的妻子表述哪怕一丝的爱，更不懂得与自己的儿子进行情感意义上的对话。这种代际失语也发生在同样年少丧父的秋蓝身上。秋蓝当过不少“成功男人”胯下的情人，她一边放逐着自己的肉身，又一边奢求着哪怕一丝真诚的爱情。她怀疑阿喜对她的感情，拒绝朱家明的爱意，甚至不信任母亲对自己的情感，认为“好多年过去了， 秋蓝明白了一件事。父母对她那么好， 是怕她也像姐姐那样夭折了， 他们不是打心底真正爱她”。（77页）秋蓝竟然痛苦地认为她生下来不过是个补偿品。小说中多次提到秋蓝和母亲之间的争吵，这暴露出母女二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二人之间可行的情感沟通是非常少的。代际失语所引发的情绪无能，同样体现在阿喜身上。“阿喜很快就将自己从幻想中拽回来， 他知道，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终将远离彼此。阿喜去下一个地方，而秋蓝呢，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不再结婚也无法生育的有钱人。阿喜不敢往下想了。”（49页）
从心理学角度讲，无论是信德、阿喜还是秋蓝，都在原有乡土秩序和前喻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代际失语，这种失语在本质上是述情障碍，体现为一种“情绪无能”（emotionally unavailable），这意味着他们在亲子、恋人、朋友等亲密关系中，对于所体会到的爱，以及其他深层的需要相互交流的情感不感兴趣，或者无所适从。这份无所适从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青春期情绪，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面子说不出心里话”，其背后是乡土秩序紊乱后和文化断层所带来的精神内伤。在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中，由于“以父辈经验复制予后辈经验”的前喻文化主导着伦理秩序，情绪无能和述情障碍几乎具有不可违抗性，从父辈渗透到后辈。如果阿喜从小就学会如何把心中的想法剖露出来并与他人分享，在经历了绑架事件后，他或许就不会因为不成熟的自卑心和猜疑而逃离秋蓝。他们在猜疑中确认着自己的认知，又在现实的比照中否定认知。父辈的抽离，使得原本就密不透风的情感生态雪上加霜，迫使猜疑重构成他们的情感本能。 失根：空间位移下的身体政治
失序和失语迫使着阿喜、秋蓝和阿霞用逃亡的方式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探路。至于所逃离的究竟是破败的乡土想象还是不堪的个人经历，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已经不再重要。本应寄诸乡土的想象消弭殆尽，剩下流离失所的身体在颤抖地探路，这样的空间算法似乎成为人物在双重缺失的生存境况下身份求证的唯一途径。
在家乡，阿喜的身体是被支配的角色。在祖母那里，他的身体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暂借的安慰对象；在父亲那里，他的身体是祛除自己被污名化的二手资源；在乡亲那里，他的身体是通过对比彰显自身血脉正统性的参照系。父爱缺失且母爱缺席的阿喜，其身体一旦置身于家乡，便成了观念消费、道德消费和感官消费的对象，毫无支配的权力。小说不止一次细致地描述了阿喜在入眠后如何透过噩梦来表达家暴与冷眼下身体被支配的恐惧。如此一来，作为空间，家乡不再是一个放置物质的场所，不再是区分“家里”和“外面”的地理位置，而是权力关系的演绎对象。阿喜生存体验中的家乡，就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剖析的圆形监狱一样，身体以陈示的方式彻底地被监视、控制与支配。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权力关系下的空间，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场所。他借用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揭示空间对身体的控制。这种监狱呈环形结构，每个囚室装有前后两块玻璃，圆心是监视塔，监视塔上的管理者可以透过玻璃清晰地看见囚室里的情况，而囚犯对此却无计可施。
而在逃离家乡后，阿喜的身体是可自由支配的。《以父之名》的开篇是在景都宾馆，一个充分酝酿歧义、延伸触觉和包装想象的场所。它关乎到“安顿”这个寄存身体的动作，也关乎到身体与身体之间剩余情欲的释放和表达。从乡土中跋涉至城市的阿喜和秋蓝经历过秩序紊乱的无奈、文化断层的阵痛和代际失语的障碍，他们无法从时间上为自己的人生日程交出明确的答卷，更不愿将其镶嵌到父辈所规划的刻度上，逃离，或者说逃亡，使得他们充分把握了空间的主宰权。不管是开篇的景都宾馆还是其后的出租寓所，这些空间都是记述二人身体的符号。阿喜通过观赏、接触和享用秋蓝的身体来试图实现关于家庭的联想，秋蓝则凭借外貌资本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男人们的消费对象中，并以此转换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阿喜和秋蓝而言，从家乡到城市的空间位移，更像是身体关系的更变。这正如列斐伏尔在研究空間的时候指出的，空间将重新建立人的身体、社会、知识、欲望、需求等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阿喜一怒之下的背井离乡，还是秋蓝无可奈何的南下北上，都是身体对特定空间所制造的权力关系的回应。他们似乎都意识到，必须通过无边的逃离和不歇的跋涉方可全权为自己的身体建立一套稳定的运作体系。如果不逃离故土，阿喜很可能会在家庭的暴力和乡亲的鄙视中长大，重复演绎着父亲的人生。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在谈论空间与权力的时候指出，“行走”（walking）则创造了窥看、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打乱了原有的秩序，开辟新的空间并创造新的意义。阿喜跟秋蓝同居的时候产生了关于“家”的念想，他甚至奢望能够把这种珍贵的念想寄存到朝朝暮暮的日常生活中。秋蓝在经过跟不同男性的“身体探戈”后，最终还是希望找到一份正当稳定的工作来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空间的迁徙中宣告着自主选择的失败，在渴望定居的时候收到了下一轮逃离的信号。《以父之名》中的逃离，与其说是空间转换，不如说是身份求证。
·结语·
信德的儿子阿喜和阿喜的情人秋蓝都试图以逃亡的方式探索自己在脱离乡土后的社会位置，然而空间的位移并不能改写乡土的秩序，更遭受肉身的审判。于是，《以父之名》里，父系文化下的乡土秩序是紊乱的，父辈角色是缺失的，确立自我身份的名目也是飘渺的。整部小说，无不在探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中断层带来的阵痛，并启发人们正视“阵痛”，防止阵痛向底层渗透。
《以父之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父，却写满了父系文化、父辈观念在新时代的不谐感，挖掘了乡土秩序紊乱和前喻文化断裂后的失语人群，并透过空间位移的权力象征和身体政治的隐喻，表达了一份现代性介入乡土社会后的焦虑。同样，《以父之名》也没有名，小说中的人物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分，也在被污名的历程中卸掉名声。底层如何在“去父”“失名”的困境下重新确认身份，正是小说的微妙之处。
（刘汉波，男，1989年生，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现象研究。）